附录一 南北朝时期的氏族之辨从南齐书高逸传民族弗革一语说起（第2页）

太和十九年（495），诏曰：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族之首末。[24]

从太武帝时期对崔浩“齐整人伦”的拒斥，到孝文帝改革时由官方来“分定姓族”，北魏政权和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学习了南方以氏族高下决定仕宦的路子，但确立由朝廷以至皇帝本人判定姓族高下之制，同时为代北的各姓在原有的框架中找到了优越的位置，所谓“一同四姓”即与原华夏高门同等对待。这里的姓、族是高下有别的两等，此后“姓族”便成为北朝社会中的主要身份尺度之一，其本质与南方的“氏族”并无不同。另外，惯用的氏族一词在北方仍被沿用，孝文帝的这一行动在《魏书》一些传中也被写作“初定氏族”[25]“辨天下氏族”[26]等，说明这两个词汇是可以混用的。

四

姓族与氏族两词的混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姓和氏的混用，这种情况从很早就开始了。古人早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唐张说论曰：

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为之姓。其后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异者姓殊。其后或以官，或以国，或以王父之字，始为赐族，久乃为姓。降唐、虞，抵战国，姓族渐广。周衰，列国既灭，其民各以旧国为之氏，下及两汉，人皆有姓。[27]

郑樵所论与张说略同：

秦灭六国，子孙皆为民庶，或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28]

顾炎武《日知录》有多条论及姓、氏族等，颇为详尽：

言姓者，本于五帝。……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29]

战国时人大抵犹称氏、族。汉人则通谓之姓，然氏族之称犹有存者。……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30]

现代学者岑仲勉的总结则更为简洁明了：

中邦古礼，姓以统氏。姓，百世不变者也；氏，数世一变者也。氏同姓不同，可婚；姓同氏不同，不可婚。……炎刘既兴，混氏于姓，夫于是姓氏之别湮。[31]

虽然流俗中姓氏早已不分，但“姓以统氏”的观念始终未被士大夫们彻底忘怀。尤其当华夷关系紧张时，整理姓氏源流的动机也会随之增强。顾炎武的特殊处境，让他对此非常在意。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诏书，曾宣称蒙古人改汉姓“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令改正之。顾炎武大为赞许，并批评明中后期给鞑靼等赐姓的做法是“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族辨物之道”。[32]他还说自己有撰述姓氏书的志向：

愚尝欲以经传诸书次之，首列黄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则三代以上之得国受氏，而后人因以为姓者；次则战国以下之见于传记，而今人通谓之姓者；次则三国南北朝以下之见于史者；又次则代北复姓，辽、金、元姓之见于史者；而无所考者别为一帙。此则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纷纷者皆无所用，岂非反本类族之一大事哉。[33]

岑仲勉在上引《自序》开篇即云：

姓氏之不知，民族乌乎立？先进之国，类皆置重谱牒，凡以严内外之防，明种族之别也。[34]

在失去了分别贵贱的功能之后，辨别姓氏源流的主要目的变成了“严内外之防，明种族之别”。之所以具有此种功能，是因为“姓以统氏”，氏可归并到姓，而姓最终要上溯到五帝，尤其是黄帝诸子得姓者十四人的十二姓。不能完成上溯的，便是夷狄内入之姓氏，中古时期史书中已经注意到獠、羌等“无氏族之别”。正因此，在“氏族之辨”主要用于别贵贱之时，其中暗含的华夷之辨已经隐约存在了，敏感的拓跋焘因此而憎恨崔浩。顾欢也是较早觉察到这一点的，故将“氏族弗革”一语用于批评信仰佛教的华人。此种华夷之辨，是从血统入手的，若对应到现代概念，应归入“种族民族主义”（Ra）。近代中国持此立场者，首推清末的革命派，如章太炎1907年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宣称：“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35]孙中山在1924年宣讲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时，论造成民族者为五大自然力，仍曰其中最大的力便是血统。[36]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与顾炎武处境相似的胡三省，他的那段著名感慨广为人知：

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37]

胡三省亲历南宋灭亡之事，终身不仕元朝，这段议论自有极强的代入感。然而就事论事，其中“氏族之辨”一语，字面所指应是南北朝盛行的“辨别氏族”的谱牒之学，[38]而非广义的华夷之辨。原本处在贵贱、华夷双重边缘的“代北杂类”，其子孙却在隋唐成为时代的中心，南北朝士人汲汲于斯的“氏族之辨”，并未能阻挡这一“悲剧”的发生，果何益哉？

[1]《南齐书》卷54《高逸·顾欢传》，934页。

[2]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98～99页。

[3]《南齐书》卷54《高逸传》校勘记（三〇），950页。

[4]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终章《正史宋元版書誌解題》，390～392页，東京：汲古書院，1989。

[5]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3《史部一·南齐书》，210～2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5“正史类·宋书”条，18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张元济：《校史随笔》“宋书·蜀大字板在南宋时入浙”条，39～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五章“宋刻本”，8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8]参看《宋本册府元龟》影印说明，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9]陈垣：《史讳举例》卷8《历代讳例》“唐讳例”条，1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