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南北朝时期的氏族之辨从南齐书高逸传民族弗革一语说起（第1页）

附录一南北朝时期的氏族之辨——从《南齐书·高逸传》“民族弗革”一语说起

一

《南齐书·高逸传》载顾欢与人辩论佛道二教异同，说道“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1]至21世纪初，遂被学者发掘，以为这是“民族”一词在我国古代的最早用例，[2]此说流行甚广。然而中华点校本校勘记曰：“‘民’，南监本及《南史》《元龟》八百三十作‘氏’。”[3]这处版本与他校的异文不应被忽略。南监本时代较晚，《南史》又是成于唐代的他书，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册府元龟》的异文。《册府元龟》卷八三〇所引顾欢之论，字句详于《南史》，除少数异文外全同《南齐书》，故其所录为《南齐书》可以无疑。今中华点校本《南齐书》所据底本为百衲本，而百衲本所影宋本即傅增湘双鉴楼所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4]其文本乃北宋中期曾巩等校订，完成于治平二年（1065）。[5]北宋刊本早已不存，南宋绍兴年间在四川眉山重刻，为“眉山七史”之一，[6]而今所据宋本更是50年后浙中复刻之本。[7]另一方面，《册府元龟》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成，比之曾巩校订《南齐书》，早了半个世纪，而今所见《册府元龟》含有卷八三〇的残宋本（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也是南宋中期于眉山刊刻，[8]与浙本《南齐书》约略同时。在此意义上说，《册府元龟》所引《南齐书》异文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结合当时的语境来看，此处原文极可能是“氏族”。其证有三：

第一，“民族”连用除此一例之外，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南齐时代以至整个魏晋南北朝，仅此一例，孤证难立。而“氏族”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详见下文。

第二，或有人怀疑此处原作“民族”，《南史》之“氏族”乃因唐代避讳“民”字而改。唐代避“民”字讳改字，从民之字改为从氏，如“昬”改作“昏”；但“民”一般改为“人”或“甿”，或缺笔，[9]未见改民为氏之例。[10]避讳改字之说难以成立。

第三，古籍传抄刊刻中“氏”与“民”二字因字形相近而易互讹。[11]多数情况下是民讹作氏，因为减笔比加笔更容易发生，然亦间有氏讹作民的例子。如《周礼注疏》卷二十“春官小宗伯”条郑众注“九皇六十四民”，其中“六十四民”即为“六十四氏”之误。[12]

二

如上所论，“民族弗革”的文本已是疑问重重。然而，顾欢的这段文字既是以华夷之辨来论证佛道异同问题，那么此处的“氏族”或“民族”是否具有现代意义上民族（natiohnicgroup）的含义呢？然所谓现代意义的民族和族群定义也纷纭复杂，难以简单概括，不妨先来确定顾欢的用法。

顾欢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是谱牒之学极为发达的时代，《隋书·经籍志》著录的题为“百家谱”“姓族谱”“诸姓谱”等书籍就有数十种。[13]郑樵有一段很好的概括：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14]

家世门阀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资本，故而氏族之辨就成为社会精英们极为关注的事。氏族之辨所辨何物？《宋书·宗越传》云：

本为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点越为役门。……出身补郡吏。……元嘉二十四年（447），启太祖求复次门，移户属冠军县，许之。[15]

宗越被定为“役门”，也就是被排除于士族之外，于是只能从杂役之类的“郡吏”出身。他因军功得以擢升之后，念念不忘的是恢复“次门”即“次等士族”的家格。可见，在九品官人法行用的时代，氏族之辨首先是解决高卑贵贱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及其后代的仕宦前途。而对高卑贵贱的判断依据，又是其先祖的仕宦经历，于是不断上溯以至一姓始祖的谱牒便大量被制作出来。[16]

中古时期，氏族之辨受到广泛关注，以致成为一种共享的常识，又成为精英阶层的谈资。如《北齐书》载东魏末期李绘出使梁朝事云：

与梁人泛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绘曰：“兄所出虽远，当共车千秋分一字耳。”一坐大笑。[17]

南北方士人引经据典地共同谈论“氏族”话题，无疑是以双方都共享着相同知识为基础的。又如，《隋书·艺术·卢太翼传》载：

（炀）帝常从容言及天下氏族，谓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与卢同源。”于是赐姓为卢氏。[18]

隋炀帝赐姓之际，不忘炫耀一下自己“氏族”学的修养。

此种士族的文化品位，影响甚至及于北方异族之人。十六国后期赫连勃勃为自己改姓的著名诏书，就引用了当时流行的氏族理论和知识：

下书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19]

从北族政治传统来看，这道诏书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通过改姓区别开皇族和支庶，从而缩小汗位继承人的候选范围。[20]但从表达形式来说，正是华夏传统中的命氏理论为此诏书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无独有偶，远在青海的吐谷浑首领叶延，也有过类似的言论：

又曰：“《礼》云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于此，今以吐谷浑为氏，尊祖之义也。”[21]

现存有关吐谷浑的史料，多由他国使臣记录而成，这话大概不是直接出自叶延之口，但此种附会吐谷浑人不会陌生，很可能就出自其政权内部。

三

与吐谷浑和赫连夏一样，拓跋政权自入主华北以来，也不得不面对此类社会观念。由于拓跋集团自身的北族属性，在南方纯粹用来分辨高下贵贱的氏族之辨，在北魏却涉及了华夷的问题。因为氏族之辨重视本氏族自五帝三代秦汉魏晋以来的长期履历，按这一标准，塞外夷狄无疑是地位极低的。掌握政权的征服者适应和改造于己不利的社会观念，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一些夹杂其中的人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如崔浩。《魏书》云：

（崔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浩败颇亦由此。[22]

值得注意的是，《魏书》在此处所用的词语是“姓族”。“姓族”一词极少用于南朝，而多见于北朝史料，而“氏族”是南北方都通行的。这大约是因为孝文帝颁布的改姓诏书，以法令形式规定了“姓”和“族”，但未提到“氏”[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