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天赐品制的实际运行情况（第1页）

第二节天赐品制的实际运行情况

这样一个与魏晋官品、九品官人法皆形似实非的制度，又有如此规整的序列结构，不免让人怀疑它在多大程度上为当时真实实行的制度，或者竟只是纸上谈兵？如果是真实制度，又是怎样运行的呢？下面即以道武帝天赐年间以及明元帝时期为主，对其运行情况逐一进行验证。

天赐品制的第一项措施是：“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此为差。”爵是五等或四等，在北魏前期变动无常，不必深究。[27]首先看“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一条，皇子封王，确有其事，但异姓封王在天赐年间却未见记载。太武帝时期以前的异姓王，仅有永兴三年（411）在京师发动叛乱的昌黎王慕容伯儿，[28]与泰常七年（422）被封为长乐王的嵇敬，[29]慕容伯儿大概是胜朝之后，而嵇敬则是献怀长公主之子，且因公主在平定元绍之乱中有功，[30]与包括太武帝在内的诸位皇子在泰常七年一同受封。[31]自太武帝即位初所封长孙嵩、奚斤、长孙翰三人以下，[32]才符合“异姓元功上勋者”的标准，此时上距天赐元年已经过了二十年。事实上，《官氏志》所记天兴七年即天赐元年的“封王者十人”，是大致可考的。根据《魏书·道武七王传》，“道武皇帝十男”，[33]除了最后的皇子浑及聪未记封爵，可能因为早夭而无爵，其他的八人都有王爵。其中，明元帝（齐王）、清河王绍、阳平王熙、河南王曜四人天兴六年（403）封王，另外四人则要晚至天赐四年（407）才得王爵。与四位皇子封王同时，天兴六年还“封故秦慜王子夔为豫章王，陈留王子右将军悦为朱提王”。[34]此六人之外，考诸纪传可知，天赐元年拥有王爵的人还有卫王仪、高凉王乐真、常山王遵和毗陵王顺，[35]正好凑齐“封王者十人”之数。卫王仪等四人都并非皇子，可以认为是同姓元功上勋者。这与《官氏志》所载诏书文本稍有出入，或因记载简略所致。其次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为公”一条，根据上面的论述，卫王仪等四人正是宗室，但未降为公；另外此处“始蕃王”意义不明，有待讨论。北魏有“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这几个名词不见于其他朝代，《通典》《文献通考》只是在照抄《官氏志》时提到，没有加以解释，今人对北朝封爵的研究中尚未见提及，那么只好在此做一推测。《隋书·百官志》记梁十八班制，按照其中对诸侯府官的分等，可将诸侯分为五等：（1）皇弟皇子，（2）嗣王，（3）庶姓公，（4）皇弟皇子之庶子，（5）蕃王。很多情况下，（4）、（5）两类的同名府官班次相同。[36]在《官氏志》所记“太和后职令”中，诸王分为四等：（1）皇子，（2）始蕃王，（3）二蕃王，（4）三蕃王。[37]根据这两个序列，推测北魏的始蕃王与梁的嗣王相似，应该比较合理，也就是说，始藩王就是皇子之嗣子，二蕃王则是再传，依次类推。按照这种理解，天赐品制中所规定的“始蕃王降为公”在天赐年间尚无记录，“始蕃王”所袭王爵都得以保持，没有例降。比如，高凉王孤之孙乐真袭祖爵为高凉王，最晚天兴二年袭高车时已经袭爵，直到太宗明元帝即位，在永兴元年（天赐六年）十二月改封为平阳王，中间并未见有降爵。[38]又如，天兴六年故陈留王虔之子悦被封为朱提王，《太宗纪》载朱提王悦于永兴元年闰十月谋反赐死，可见他此前的爵位一直为王爵。[39]又阴平王烈以迎立太宗之功封王，泰常五年薨，子裘袭爵为王。[40]再如，明元帝初年封卫王仪之子良为南阳王，以绍仪后，[41]也可看作是另一种方式的袭爵。这一条显然没有真正执行。最后看“诸公降为侯，侯、子亦以此为差”。检之《魏书》，既非宗室，亦非始蕃王降爵而来的公颇有几位，如南平公长孙嵩、任城公嵇拔、会稽公刘洁等，[42]都活跃于天赐及永兴年间，而且其中长孙嵩可以确定天兴元年（398）已有公爵，并未降为侯。束州侯尉古真、北新侯安同等都在天赐元年以前封侯，至明元帝时爵位仍旧，[43]可见在天赐年间未降爵为子。袭爵的例子，如宜都公穆崇天赐三年死后，次子穆观袭爵，一直到泰常八年穆观病卒，其宜都公爵位未变。[44]又如，泰常三年崔宏卒后，崔浩袭爵白马公，亦未降等。[45]不过，降爵的例子也是有的。长孙肥曾由庐乡公降爵为蓝田侯，传载长孙肥从破姚平于平阳后还镇兖州，此为天兴四年事。本传下文列叙其战功政绩后，才言“后降爵为蓝田侯”，不像是得罪而降爵，既然时间在天兴四年至天赐五年肥卒之间，那么当有可能是天赐元年按制降爵。[46]又拓跋屈之父为文安公泥，泥卒于道武帝之世，传云“子屈，袭爵。太宗时居门下，出纳诏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赐爵元城侯”。[47]既然已袭父爵为公，何以又赐以侯爵？大概这两件事之间还有一个降爵的经历，至于是袭爵之时降等还是另有原因，便不得而知了。总之，高级爵位的升降，涉及很多具体的政治的因素，因人而异，天兴七年诏书所规定的依次降等并未实际执行。

第二项措施是：“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爵级的高低对应封地的大小，这一原则基本得到贯彻，只是在执行中加入了更复杂的细节。《官氏志》下文记天赐二年（405）十二月赐臣吏时，就已经有“大郡王”“次郡王”“上郡公”“次郡公”等区别，说明“王封大郡”“公封小郡”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又，同一地名搭配不同爵称的情况并不罕见，如崔宏先后为白马侯与白马公，[48]拓跋纂曾封中山公，又晋爵中山王。[49]又如，山阳侯、山阳公，[50]北新侯、北新公，[51]等等。这些例子说明爵位与大小郡县之间没有如诏书所言的严格对应关系。此外，严耀中指出，北魏前期的这些封爵都是徒有其名，天赐制度中所谓“大郡”“小郡”“大县”“小县”只不过是用西晋的历史地名和旧等级区分，当时很多王、公、侯所封的郡县根本都不在北魏境内，如新兴王、日南公之类。所以这些“仅是爵名的区别而已”[52]。严先生指出这些封爵都不是实封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也要看到，这种“爵名的区别”背后，有着森严的等级，而且这样的等级作为现实利益分配的框架，绝非无关紧要。在史传中，经常能看到大臣因为功劳或罪过而徙封——即不变爵级而变更封地，如穆崇初封历阳公，后官升太尉，爵也徙为安邑公，历阳县远在江边，自然不如安邑为河东首县，洛京近畿来得光彩。后来又进一步进为宜都公，宜都在西晋为郡，故较安邑为大。[53]现在虽然还难以弄清准确的封爵郡县等级，但可以确认的是这种等级一定是存在的，并随着制度的成熟而趋于完备和精细。

第三项措施，“又制散官五等：五品散官比三都尉，六品散官比议郎，七品散官比太中、中散、谏议三大夫，八品散官比郎中，九品散官比舍人。文官五品已下，才能秀异者总比之造士，亦有五等。武官五品已下堪任将帅者，亦有五等。若百官有阙者，则于中擢以补之”，体现了天赐品制的精髓，即爵、散、文、武官的品级划分。为了观察方便，将天赐品制的内容制作为表7-1。

表7-1天赐品制内容示意表

从表7-1中得到的第一个直观印象是，爵与官之间泾渭分明，四等爵占据前四品，高高叠压在散官以及五品以下文、武官之上；王与五等爵在官品中高居最前列，魏晋官品已然。汉魏爵分王、侯二级，侯及以下尚在二十等爵的框架之下。至魏晋禅代之际，始复五等爵，位于王与列侯之间。这与九品官品创制同在咸熙元年（264），都属于司马氏掀起的制度创新的一部分。[54]所以在《通典·魏官品》中，诸国王、公、侯、伯、子、男统统位于第一品。[55]在稍后的《晋官品》中，王已经凌驾于官品之上，不再列入；开国郡公、县公位于第一品，开国县侯、伯、子、男位于第二品。[56]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天赐品制与魏晋官品相比的形似实异。天赐品制不仅将王、五等爵所占的品级范围大大扩展，而且前四品显得过于单薄，没有像魏晋官品一样列入三公、丞相、大将军、尚书令之类。显然，这时北魏已经有这些官职了，翻开《魏将相大臣年表》则一目了然。[57]为什么完全不提这些官职呢？我想原因之一是这些官职是旧有的，不是天赐新制度，故而不在此记录；另外，不记官职而记爵品正反映了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如我们在《魏书》诸纪传中看到的，这时期的高等文、武官几乎都有爵位，以《魏将相大臣年表》所列天赐年间的高官为例，可列为表7-2。赫连文陈是赫连夏王室降魏者，严格意义上不算魏臣。其他人物均有爵位。仅仅列出爵位而不列官职，似乎显示出爵是比官更重要的标尺。这一点还将在后文得到印证。

表7-2天赐年间高级官员的爵位情况

从表7-1中得到的第二个直观印象是，散官最高从第五品开始，与文、武官中五品以下者并立。这些散官是什么人？似乎至今没人给出确切的答案。[58]郑钦仁在研究“中散”的文章里写道：“即以‘七品散官比太中、中散、谏议三大夫’，但查太和十七年（493）之职员令，则太中大夫为第三品下，中散大夫为第四品上，且此时所设七品散官之内容亦不详（疑非采中国官号），竟比太和十七年令之三、四品散官，当与后来官制性格大不相同。……中散、侍御中散等‘散官’，说不定即在其中。”[59]郑先生的推测很有道理。这里的散官并非真正作为阶官的散号，[60]而是有一定职事的“中散”之类，从他们所“比”的官名来看，他们的性质应当类似于汉代的“宦皇帝者”，[61]即在宫中皇帝身边做各种事务和杂务的人员。这与《魏书》里提到的“侍官”、比“侍中、常侍”的“内官”、“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南巡碑》中的“内三郎”“内行内小”，很可能是同一群人。政治体发育的早期，“宦皇帝者”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周代的士庶子、辽代的舍利、蒙古的怯薛，都应与北魏前期的“散官”类似。这些“散官”的确存在于宫廷之中，且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官氏志》载天赐二年（405）“置内官二十人，比侍中、常侍，迭直左右”，四年“增置侍官，侍直左右，出内诏命”及永兴元年（409）“置骐驎官四十人，宿直殿省，比常侍、侍郎”，正与天兴七年诏书中所言的“散官”相呼应。道武、明元两朝的纪传史料尽管极度简略，“散官”的活动依然斑斑可考。以猎郎为例，此职常常成为贵族子弟少年时的起家官。长孙翰，道武帝时为猎郎，天赐五年袭父爵蓝田侯；[62]古弼，“初为猎郎，使长安，称旨，转门下奏事，以敏正著称，太宗嘉之……世祖即位……赐爵灵寿侯”；[63]安原，“太宗时为猎郎，出监云中军事”，后抵御蠕蠕有功，赐爵武原侯。[64]此外，尚有“内侍”或“内侍左右”，这一时期曾任该职者有拓跋素[65]、穆观[66]、叔孙俊[67]等，都在少年无爵之时。还有“中散”，[68]如皮豹子“泰常中为中散，稍迁内侍左右。世祖时，为散骑常侍，赐爵新安侯”。[69]结合上注提到的叔孙俊由内侍左右转为猎郎，似乎“散官”诸职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迁转等级。这些“散官”都承担具体的事务，任职者暂无爵位，但功劳积累到一定的阶段有可能获得爵位。

文官五品以下，总比之“造士”。“造士”一词在此亦有深意。《礼记·王制》云：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70]

这段话描述的历程，始于学而终于爵，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秀士—造士（选士—俊士）—进士—试守官—任官—爵之。[71]对于“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正义》解释为：“征谓力役，故云‘不给繇役’。此繇役者，供学及司徒细碎之繇役也。上文‘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者，虽升名司徒，犹给乡之繇役，以艺业未成。次云‘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者，身虽升学，亦以学未成，犹给司徒繇役。若其学业既成，免其繇役。……升诸司徒，则不征于乡，升之于学，则不征于司徒，皆免其繇役者，是为造成之士。”造士的原始意思是动词，指由乐正教育造就士，引申为名词指艺业已成的士，艺业造成的标志就是一层层地脱离徭役。造士在这个序列中的位置，是学已有成而尚未有官、爵者，他们是进士的候补者，而进士之贤者就能得到官爵了。造士就处在一个“学而优”与“仕”的临界点上，准确说是获得百官候补资格的人，这一点，正和天赐品制中“若百官有阙者，则于中擢以补之”合若符契。同时，细微的区别再次出现，天赐品制中的五品以下文官已经是“官”了，那么他们和真正的“百官”的区别是什么？正在于牢牢压在这五品之上的爵位。爵是造士的最后归宿，天赐品制下五品的文、武、散官又何尝不是？他们虽然是官，却是爵的候补者。所谓文、武、散的区分，只是宫内宫外、文职武职这样的分工不同，在作为爵的候补者一点上，他们完全可以一视同仁，即在官员分等的意义上他们是完全等同的，这是他们得以整齐并立的原因。

最后再回来看第一节引用过的《官氏志》天赐二年（405）条“又制诸州置三刺史，刺史用品第六者，……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者，县置三令长，八品者”，及孝文帝延兴二年（472）诏书“旧制诸镇将、刺史假五等爵”这两条材料。上文没有细究“假五等爵”中的“假”字，事实上该诏书即解释了“假品”与“赐爵”的区别，即“在职有效，听下附正，若无殊称，随而削之”。[72]按制度，镇将、刺史、太守等只是暂时假借一个爵位，要根据在任政绩来决定能否真正得到该爵位。任官的目的在于得爵，由这一特别的制度设计得到完美的证明。张鹤泉和明建两位学者对假爵制度的性质和运行情况进行了考证，根据他们的研究，道武、明元帝时期已经有假爵的记录，而太武帝以下假爵更加频繁地见于史料之中。[73]同时，道武、明元帝时期也有大量的已有爵位者出任刺史、太守，或者出任刺史太守而直接赐予正爵或晋爵的例子。后者说明此时先假爵再附正的制度尚未成熟，但地方治民之官需要爵位并且有资格获得爵位这一点，与假爵制度是一致的。那么，“刺史用品第六者”意味着什么呢？品第六者是没有爵位的，一旦被选为刺史，就可以按例被假予五等爵，表现正常则可附正为正爵，或被直接赐予爵位，即使被赐予的是子爵，他也已经晋升到前四品的上层阶级了。爵是官的目标，这是天赐品制运行的真正方式，也是解读北魏前期社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