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华夏网络与南方山地（第1页）

第一节华夏网络与南方山地

在中国南方地区，帝国与诸族群是在怎样的具体情境中相遇的？在许倬云和鲁西奇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本书第二章提出了“华夏网络”的概念，从空间和关系模式的角度为解读中古时期南方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华夏网络首先是地理意义上华夏国家所控制的郡、县、乡、里等聚落以及其间的交通线所连成的网络，进而还包括在此地理空间网络中流通的物资、信息、文化以及政治权力，在帝国中央权力的统一调度下，可以将广大区域甚至整个网络的力量集中在某一结点。此概念兼顾了帝国疆域内部的不臣之隙地，较直观地描绘了帝国政治体系的空间结构。秦汉华夏帝国的疆域扩张在西北、北方受到种种限制以后，在南方山地找到了长期的突破口。南方山地被圈隔在华夏帝国的郡县网络之中，在政治上无法形成高级政治体，而呈现破碎、分散的局面；在经济上又不能自足，严重依赖平原上的华夏经济网络，尤需从中获取盐、铁等物资，因而陷入了郡城县城为中心的经济圈中；而帝国在需要对他们施压或者作战时，又能借助畅通的华夏网络而便利地调配兵力和物资。华夏网络的“圈隔”，正是王化与山险在历史空间中的表现，从长时段来看，它决定了南方山地的历史进程。然而，历史发展从来不会如此单线和单向，一方面南方山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缘价值各处差别很大，另一方面华夏网络也因时而异地变换着形态。

秦汉时期，南方华夏网络日渐稠密化的成长轨迹是十分明显。秦汉南方的政区十分稀疏，和北方的郡国密布形成鲜明对比，如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南北，周振鹤统计出秦代北方郡的分布密度是南方的2。2倍，两汉南北郡国数之比为3∶7。[5]若更具体来看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情况，李子信统计出东汉交州和荆扬二州长江以南部分的郡国数为15，而全国的郡国数为99。[6]南方华夏网络的稀疏于此可知大概。南方的郡国看似“幅员”广大，实际上所控制的著籍人口十分有限，按照元始二年（公元2）的数字，北方人口较多的颍川郡有户43万余，而南方长江中游的重镇南郡辖区幅员数倍于颍川，才有12。5万户。由南郡再往南，深入山地的武陵郡仅有户3。4万，零陵郡2。1万。[7]周振鹤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统计出元始二年北方在籍人口是南方的3。2倍。[8]总之，西汉时期南方郡国分布稀疏，而且郡县掌控的人口非常有限，所以此时南方的华夏网络稀疏且薄弱，在与帝国不能控制的土著族群的关系中，完全谈不上对山地非华夏人群的分割包围。另一方面，我们也须承认，汉代在南方为数不多的郡县的确占据了所有农业条件最优越或交通位置最重要的地区，降及隋唐乃至当代，汉代郡县所在地点大多仍是各区域的中心地。在帝国体系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这些网络结点与中央以及相邻郡县之间的联系也是可以保证的。例如，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武陵蛮精夫相单程寇郡县，朝廷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击之。[9]刘尚战败后，又派马援“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终于平息“蛮乱”。[10]刘尚的军队集合了相邻三郡的力量，而马援所率的十二郡募士和弛刑徒涉及更大的地域范围，这些均有赖于帝国中央的调遣，显示了华夏网络集举国之力于一处的潜能。又如，延熹五年（162）车骑将军冯绲率军讨伐武陵叛蛮，不仅有中央“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的财政支持，[11]而且他的十万大军既“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倚板楯以成其功”。[12]板楯蛮本在巴郡，但常被调用去参与别郡甚至他州的战争，他们虽然也称为“蛮”，很多时候却作为帝国的军事力量对其他非华夏作战。众所周知，汉帝国军队中有大量非华夏武装，[13]而且在实际作战时也会随时“广募杂种诸蛮夷”[14]参战。这一事实，除了说明华夏帝国的网络可以调用的力量不限于华夏编户民，更说明广大的南方非华夏族群之间缺少作为共同行动基础的网络，以及组建和维持网络的高级政治体。所以，两汉时代南方的华夏网络虽然稀疏，但它们所占据的关键位置和重要交通线，以及网络中较为顺畅的资源流通和力量支援，已经足以有效扼杀非华夏人群形成类似网络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稀疏的华夏网络得以步步为营地添枝加叶，逐渐变得稠密起来。以两汉荆州刺史部所辖地域为例，两汉时仅有7郡，县数稳定在115—117之间，然而到西晋太康年间，郡已激增3倍到21郡，县亦增加了约30%达167县，[15]大规模的郡县分置完成于汉末及三国时期。此时尚未出现大规模的侨置和滥置郡县，数字的增加显示了东汉以来日渐积累的华夏化成果。南方政区分置的趋势到东晋南朝仍在继续，分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刘宋大明年间这一区域的郡数已增至49，县数亦增至229，约为汉代的两倍，齐梁的郡县增置和滥置又远过晋宋。[16]众所周知，侨置、双头、空立名目等情况给此时期的行政区划带来巨大的泡沫，即使如此，排除这些泡沫的影响，仍不得不承认原荆州地区的郡县数字有着不小的增长，华夏网络的结点变得更加稠密了。华夏郡县设立的地区不再限于最优越的农耕地带和主要交通线，而是深入稍具农业条件的山间河谷，交通线的脉络也随之大大复杂起来。[17]另外，六朝于长江下游建都，并以长江中游为分陕重镇，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网络的重心所在，与两汉时期相比，区域地位大大提升了。

然而正是在六朝时期，南方尤其是长江流域各地突然出现了势力强大的山地族群，被称为山越、蛮、獠、俚等，其人数不减编户齐民，[18]其力量足以残破州郡。在华夏网络变得稠密且重心移至此区域之后，似应拥有比汉代更强大的征服力量，何以在华夏与蛮獠等异族的力量对比上，反而不如汉代那样占据优势？

对于这一现象，不难从已有常识中找到一些原因。首先，与上述郡县增置形成对比的，是六朝时代著籍户口的不断减少，梁大同年间朱异上奏所云“州郡虽多而户口日耗”，[19]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一趋势早在东晋刘宋时期已经开始了。据鲁西奇统计，原汉代荆州区域内，刘宋大明时期的户数仅剩东汉盛期的17，政府控制的人力明显变弱了。[20]就华夏网络而言，州郡县等结点数量的稠密化的同时，单个结点却变薄弱了。户口的衰减，更增加了剩下的编户民赋役严苦的程度，迫使更多的人逃亡山泽加入蛮人。其次，东晋南朝以都督区为基本军事战略单位，兵力集中于都督府治所亦可造成偏远州郡的兵力寡弱。如巴东、建平原为军府富实之名郡，宋孝武帝设郢州，二郡罢军府，为峡中蛮攻破，民人流散。[21]那些深入山区的郡县城邑，作为华夏网络脆弱的末梢，更易受到非华夏势力的攻击。这些原因无疑是存在的，然而一些现象仍无法以此解释。比如，户口衰减在各州郡普遍存在，而山地势力在各地的活跃程度大不相同；又如，雍州为军事重镇所在，而山蛮的炽盛亦为各州之冠；再如，山区蛮獠虽盛，却未出现称帝建号或者建立非华夏高级政治体的现象。综合而言，以上原因未能解释山地势力的发展在时空上的不平衡性，以及山地非华夏人群内部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章以下部分，试运用华夏网络的概念，对这两点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