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华夏网络断裂与南方山地人群的华夏化（第1页）

第五章华夏网络断裂与南方山地人群的华夏化

——以六朝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

六朝时期南方被冠以“蛮”“俚”“獠”等名称的山地人群的动向，历来是此时代受到学界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在20世纪，自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以来，中外学界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1]这些研究对于史料记载中蛮、獠等族的分布、源流和迁徙，以及王朝政府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做出了详尽的回答，让人几有题无剩义之感。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对于“民族史”研究范式的反思，此前那种将蛮、獠等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个个“民族”或“族群”实体，再去追寻其源流、分布、迁徙、文化特性，或者作为一个个族与国家之互动的研究思路，受到了质疑。站在新的理论立场上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的力作，首推鲁西奇《释“蛮”》和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两篇论文，[2]两文同中有异，合而观之能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鲁西奇《释“蛮”》一文首先由“蛮”的内部多样性解构了“蛮”作为一个族群的定论，进而有力地论证了南北朝时期蛮的主要共性在于不著户籍、不服徭役、不纳或少纳赋调，不居住于国家控制的城邑之中或附近，他们大部分是先秦以来即生活于此的土著，另一部分是逃亡而来的一般编户百姓，“脱籍”是其主要共同特征。因此鲁西奇指出，不如将“蛮”看作是“社会群体”或“地域居民集团”。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一文同样强调山越、蛮等具有内部的多样性，不能简单视为一族，但更加强调他们在文化意义上非华夏的一面，认为过于重视山越与蛮中脱籍逃亡而来的编户民则不免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华夏化程度。该文的另一个论证重点是南方的华夏化以不均匀的形态展开，华夏国家步步进逼，蛮夷在进入华夏政治体系、接受越来越重的赋役负担（即“霑沐王化”）与抗拒压迫“依阻山险”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博弈的结果则是王化由孤岛扩大为海洋，而蛮夷由海洋日渐沦为山险中的孤岛。因此华夏化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必须关注国家在其中的能动角色。

以上所举两位学者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华夏化概念的界定不同。鲁西奇明确指出“华化”就是“王化”，罗新虽也同意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编户化意味着华夏化过程已经完成，但他从土著族群的立场出发，仍然主要在族群和文化的意义上使用华夏化一词，而对编户化意义上的华夏化更多以“王化”称之。如何理解“华夏化”所包含的这种歧义性呢？在研究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时，“华夏化”作为“汉化”的一个替代语，除了避免汉族族称出现较晚带来的时代错置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理论内涵，即它不再简单地指一族对另一族的文化同化，而是强调了进入或建立华夏式帝国政治体系的意义。换言之，华夏亦非一族，华夏化不只是族群间的文化同化。华夏化应可区分出政治体与文化认同两个层面，政治体意义上的华夏化是指加入或建立华夏式帝国政治体，被制度承认为华夏国家的成员，略等于“王化”；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华夏化则涉及语言、习俗、祖源重构、心理认同等方面。这两者并非同步进行的，但一般来说，政治体意义上华夏化的完成基本可以宣告文化认同意义上华夏化的启动，只要不出现大的变故，两者间的差距只是时间。限于中古时代的史料状况，除了有限的几条史料，[3]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华夏化几乎是无法考察的。王化虽不全等于华夏化，但它是华夏化在此时期唯一可把握的部分。华夏化，实际描述的是帝国与族群的关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