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学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02（第1页）

第二节史学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02

不管怎样，范晔定下的蛮族谱系遂成为后代对蛮认识的基本框架。古代的历史编撰家如此认识，近现代的研究者也一样。在基本沿用的前提下，每一位修史者和研究者都多少要对此谱系做一些修正。首先是交趾一支有显著的变化。在范晔划出的谱系中，交趾一支不仅是南蛮，而且因为有“南方曰蛮，雕题交趾”的经文，甚至可说是最正统的南蛮。范晔在深为自豪的《南蛮传论》[127]中写道，“蛮夷……连涉荆、交之区，布护巴庸之外”，再次强调交趾是蛮的分布区。但后代的《南蛮传》中一律不再收入交趾的非华夏人群，现代研究者也不将其归入“蛮族”或“苗瑶系”而是归入“百越系”，因而在有关蛮族的研究中几乎不提。其次，另外三支中的板楯蛮，在其后的正史中不再获得独立标目的地位。仅在《通典》中，魏晋以后荆雍梁豫诸蛮史事尽附于“板楯蛮”之下，马端临《文献通考》虽有疑问而仍照录。这或许如蒙默分析的，杜佑是因为汉以后蛮人“移徙交杂，不可得详别”而做出的无奈之举。[128]杜佑的这一故意犯错的做法，事实上显示了他对前史中以廪君、槃瓠二种统括蛮族的不满。[129]近代学者中也不乏这样的认识，吕思勉曾质疑“夫槃瓠、廪君，皆不过一小部落，安能散布至于如是之广？”[130]最后，即使廪君、槃瓠二系在后来的谱系中得以发扬光大，但哪些人群归入廪君种哪些归入槃瓠种，却从来没有定论。如沈约《宋书》以荆雍州蛮为槃瓠之后，以豫州蛮为廪君之后。对比《后汉书》不难发现，范晔所称廪君蛮活动的中心区域巴郡、南郡即宋时宜都、天门、巴东、建平诸郡，到了沈约笔下全归入了槃瓠子孙活跃的地区。如果我们想到范晔正是生活在刘宋时期，这两人之间的分类差异就更说明问题了。

以上分析了范晔《后汉书》中《东夷列传》《西羌传》和《南蛮传》三篇在叙述模式上对《史记·匈奴列传》的模仿。《后汉书》中还有《乌桓鲜卑列传》，在叙述模式上与上述三篇十分接近，但其族源与习俗部分全录王沈《魏书》，[131]且一无先秦史事可述，最早的记录仅始于冒顿时期，所以不必仔细分析。《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不过是接续《汉书》相关部分，《西南夷传》在接续《汉书》之外补充了几条新采集到的族源传说，结构上并无太大变化，亦不足论。

本节分析了汉唐之间正史中诸异族传的撰述情况，主要是异族传在全书中的编次结构和异族传文本的叙述策略两个问题。

异族传在正史编次结构中的变化可以总结如下。《史记》的编次以事件为中心，意在记录帝国秩序生成的重要节点，异族诸传被作为武帝朝的重大事件与相关朝臣传记编在一起，没有作为特别的一类。《汉书》以人物身份为中心，旨在展现理想状态下的帝国结构，于是将异族传转移到类传中，居于道德上和政治权力结构中双重边缘的位置。《东观汉记》以下诸史，承袭了《汉书》将夷狄置于类传中的体例，在对诸异族传内部编次和类目上，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三国志》仍遵循三史的传统，记述随事，不求有常，仅编《乌丸鲜卑东夷传》，以历史现实中的实际影响为准，不求形式的完备。而鱼豢《魏略》、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代表另一方向，即借用经学中夷蛮戎狄的框架来编撰“四夷传”。这一趋向至范晔《后汉书》臻于成熟。随后南朝诸史中经学影响渐退，但在努力论证自身合法性的北朝，史家接续了《后汉书》以来的趋向，用更加完整的“四夷传”参与打造新的华夏帝国秩序。到延续北朝史学脉络的唐初官修诸史中，遂出现了形式最为完备的“四夷传”，正与新华夏帝国秩序的确立同时。

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夷狄传叙述策略的分析，可以清晰揭示所谓夷狄谱系、分类的建构性。这三部正史一起构成了关于上古至两汉历史的典范叙事。它们所呈现的两汉帝国，成为后代王朝全方位效法或借鉴的对象，而其叙述模式本身，也为后代的修史者所模仿。具体到诸夷狄传，这三部正史完成了对两汉已知的所有异族的分类，并为其中的绝大部分建构了族源和谱系。此后的纪传体王朝史在撰写夷狄传之时，大多只需将其渊源上溯至两《汉书》的记载的某族，即完成了与上古以来诸异族谱系的对接。《史记》和两《汉书》奠定的叙述模式，加上此后诸正史对这一叙述模式的继承，不仅在华夏知识世界建立起源远流长纵横交错的夷狄谱系树，也让非华夏诸族群本身接受了这种分类和谱系，提供了族群凝聚可以借用的认同方向。更重要的是，这种谱系化的思维方式不仅深深植根于古代华夏和非华夏知识精英的思想中，也在现代民族史的研究中留下无处不在的影响。要想认识古代族群的实态，必须首先对谱系化的思维定式以及由此衍生的源流研究进行全面的反思。本节只是反思的初步尝试。

[1]顾颉刚：《淞上读书记（二）》“蛮、夷、戎、狄与其方位”条，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二，60～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2]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原载《禹贡》第7卷第10期，1937，后收入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169～17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3]黎小龙、徐难于《“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69～74页）一文，对童书业文有所批判和补充，指出方位与族名的结合在西周时期已经处于初始阶段。但该文对于战国至两汉“四夷说”的复杂性，仍然未能充分揭示。

[4]吴毓江：《墨子校注》卷6，孙啓治点校，266～2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5]《十三经注疏》，1265页。

[6]梁翔凤：《管子校注》卷8，梁运熙整理，425页。

[7]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8《明堂第六十七》，王文锦点校，1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33～1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9]陈高华、陈智超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修订本）》第二章“西周春秋战国史料”（刘起釪执笔），47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罗根泽：《〈墨子〉探源》，见周勋初编：《罗根泽说诸子》，111～1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王锷：《〈礼记〉成书考》，104～1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孙希旦：《礼记集解》卷1，沈啸寰、王星贤点校，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2]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原载《史学年报》1933年第1卷第5期，后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5，50～51页。另参看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原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河山集（二集）》，391～4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13]见《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条。参看孙诒让：《周礼正义》卷4，124～1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杨伯峻统计出《左传》凡用“不谷”21次，其中16次为楚子自称，但仍有周王、齐侯自称的用例，故而认为“不谷”为天子自贬之称，楚以称王故，自称不谷。故而《曲礼下》言专用于四夷是不对的。见《春秋左传注》僖公四年，291～292页。

[15]顾颉刚说“我很怀疑《管子》一书竟是一部‘稷下丛书’”，见《周公制礼的传说与〈周官〉一书的出现》，原载《文史》第6辑，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1，416页。王树民：《国语的作者与编者》，见徐元诰：《国语集解》附录，王树民、沈长云点校，602～603页。

[16]罗根泽：《〈管子〉探源》，见周勋初编：《罗根泽说诸子》，322～326页。李学勤《〈齐语〉与〈小匡〉》，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49～53页。更多不同的观点，参看张居三：《〈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的关系》，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5期，66～71页。

[17]甘良勇：《〈大戴礼记〉研究》第五章，155～157页，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18]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6《明堂解》，764页。《礼记·明堂位》引文见《十三经注疏》，1488页。

[19]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卷九《千乘第六十八》，王文锦点校，162页。

[20]《十三经注疏》，1338页。

[21]“中国”之在天下之中，经过经学的诠释，自秦汉以下已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仿佛成为一个用科学手段严格测量出的结论。《周礼·地官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汉代以来的注疏家对此有无数种解释，总之要证明日影尺有五寸就是绝对的大地中心点，而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就在洛阳附近，汉儒以为即颍川阳城。因为绝对的天下之中纯属无稽之谈，注疏家要为之证实，不免破绽百出，众说纷纭。至清代江永指出“所谓土中者，合九州道里形势而知之，非先制尺有五寸之土圭，度夏至景与土圭而后谓之土中也。既定洛邑，树八尺之表，景长尺有五寸，是为土中之景。……是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景而得也”。终于理清了天下之中与日景尺有五寸的关系（参看孙诒让：《周礼正义》卷18，王文锦、陈玉霞点校，721～725页。另可参看李学勤：《中国：天下之中》，见《走出疑古时代》，71页）。

[22]其例甚多，如《逸周书·作雒》：“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叠以黄土。”（《逸周书汇校集注》，570页）《周礼·考工记》：“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十三经注疏》，918页）《管子·五行》：“昔者黄帝……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管子校注》卷14，865页）不考虑“中”的话，五方序与五行相生之序基本一致，董仲舒《春秋繁露》59《五行相生》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58，钟哲点校，62～3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23]四至之序用于描述地理疆界，如《左传》僖公四年：“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春秋左传注》，290页）《史记》载秦始皇时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239页）出土的北朝隋唐手实文书的田地四至，基本遵循东西南北之序，买地券、契约等文书中描述地域范围，东西南北与东南西北之序皆有，是否存在地域和时代的变化，有待进一步研究。

[24]参看杨宽：《论〈逸周书〉——读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手稿本》，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4辑，1989，1～14页；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载《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104～108页。

[25]持此论者较多，参看王锷：《〈礼记〉成书考》第三章，277～279页。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六《明堂解》引唐大沛说，764页。

[26]参看李学勤：《郭店楚简与〈礼记〉》，载《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29～32页。

[27]末永高康：《〈孔子三朝记〉初探》，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20～32页。

[28]关于《礼记·王制》的作成年代的争议，参看王锷：《〈礼记〉成书考》第二章第四节，178～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