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六朝华夏网络的断裂与华夷关系的局部逆转（第1页）

第二节六朝华夏网络的断裂与华夷关系的局部逆转

六朝时期，华夏网络的变化，除了上述结点数量稠密化和单个结点薄弱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它不再完整和畅通。华夏网络的正常运行需要几个条件：一是帝国中央权力能够掌控全局；二是各州郡县结点之间在交通地理上能顺畅联络；三是各结点尤其是距离集力点较近处的结点拥有支持他处的人力、物力以及意愿。汉代在南方的网络虽然稀疏，但如前文所述，在面对蛮夷的反乱时，由于中央权威的稳定存在，能够统一调度周边各郡甚至各州，对蛮夷进行积极进攻或坚固防御。可以说上面的三个条件在两汉是具备的。到了东汉末年，帝国的体系瓦解，中央权威丧尽，群雄割据，互相攻伐。两汉所建立的华夏网络处处崩坏，山地与平原的关系在某些区域随之逆转。

华夏网络断裂的区域，首先是对立割据政权的边界地带。此类地带上山地族群的特殊面向已得到不少研究。谷口房男讨论了三国时代武陵蛮以及宋齐时代雍州、豫州蛮的问题，指出三国时武陵蛮处在吴蜀之间且主要密接吴的郡县，故蜀地政权对之采取怀柔策略，而吴则兼用武力讨伐和怀柔；宋齐的雍州蛮、豫州蛮的居住地也集中在南北朝对峙的边界线附近，南北双方对待他们的策略与吴蜀之对待武陵蛮颇有共通之处。[22]陈金凤系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间地带”，也涉及对此地带少数民族的争夺，三国时期的柤中夷、武陵蛮、建平蛮、南北朝时期边界蛮人均在考察之列。[23]两位学者都侧重于王朝政权对边界山地的争夺策略及过程，未能注意到华夷关系中优势与主动权的局部逆转，故而对山地人群在此历史契机面前的主动性论述不足。两位学者都没有更深入地追问何以在边界地区的蛮尤其活跃。在解释不见于两汉的雍州、豫州蛮何以出现时，谷口氏倾向于《魏书·蛮传》所代表的迁徙论，即“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24]且不说在南方山地大规模的族群迁徙是否可能，[25]即使有少量的定向人口流动，真正值得追究的问题也应是某一区域何以成为合适的流入地。

其次，按华夏网络的分析方法，凡是两侧或多侧的华夏政权——无论是国家一级还是州郡一级——不能互相统属或共同服从更高的统属，处于对立甚至仅仅不配合的状态，就可以认为华夏网络出现了断裂，而断裂地带的局势有利于非华夏人群的政治体发育。故而断裂带可以出现在政权之间，也可以出现在存在区域对立的政权内部，这点此前学者较少论及。基于以上两点，下文试举几个局部逆转的典型例证，结合史事以具体说明。

一、巴賨

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居于华夏网络断裂带的非华夏势力，除了谷口氏分析的吴蜀之间的武陵蛮以外，至少还可举出魏蜀之间的巴賨，以及魏吴蜀之间的柤中蛮夷。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入汉中伐张鲁，“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26]此事在《华阳国志》中记曰：“魏武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27]增加了袁约，且将杜濩、朴胡都看作巴夷。对夷人首领授予太守的官职，而且封为列侯，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这三人原为信奉张鲁五斗米道的巴賨首领，曹操赐予他们高官厚爵，当下目的是为了劝降张鲁，这一目的很快达到了。从长远考虑，曹操视汉中如鸡肋，无法投入过多兵力防守，一定也希望扶植利用当地的势力，来对抗蜀地的刘备。这三人后来的确协助了张郃与刘备军作战。[28]据《张鲁传》，张鲁闻曹军已破阳平关，本欲归降，而阎圃建议他先依靠杜濩、朴胡等继续抵抗，再用杜濩等归降来试探曹操的态度，于是张鲁“奔南山入巴中”。[29]可见杜濩等的势力范围不在汉中，而是在盆地以南的大巴山中。[30]曹操未曾真正掌控大巴山区，以杜濩、朴胡为巴西、巴东太守，实际只是虚名。对于双方都无力或无心直接统治的边缘地区，授予当地第三方势力（往往是非华夏）的首领高官厚爵，其官职辖境常在敌方控制区内，从而促成第三方势力与敌国相对抗，这是互相对峙的华夏政权常常使用的策略。

二、柤中夷

柤中的夷王梅敷处境与杜濩等颇为相似。习凿齿《襄阳记》曰：

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柤中。[31]

“夷王”梅敷在文献中仅此一见，习凿齿是襄阳人，又熟知三国史事，他说梅敷是“夷王”应当可信。梅是较早出现的蛮夷姓氏，楚汉之际吴芮将梅鋗被项羽封十万户侯，其作战的区域正在南阳襄阳之间。[32]北魏明元帝时期，有蛮王梅安率数千人至平城贡献方物，太武帝始光中拜其子豹为安远将军、江州刺史、顺阳公。[33]梅安不知是何地的蛮酋，但从其子“顺阳公”的封号来看，其势力根基很可能在沔水支流均水、丹水流域。而梅敷曾率“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附吴，阴、酂二县溯沔、均水而上即至顺阳。梅安与梅敷在姓氏和活动地域上都呈现出相当的关联。另外，宋齐时代有西阳蛮酋梅虫生、梅加羊，[34]西阳蛮常被认为与东汉时徙置江夏的南郡潳山蛮有关，[35]也有人以为潳山即柤山。[36]这两说均难成立，但荆山地区与桐柏-大别山居住的人群之间有某些联系和共性，是可以肯定的。梅姓在这两处都是蛮夷中的大姓，可以印证习凿齿“夷王梅敷”之说。然而，《三国志》却称他作“魏将梅敷”：

（建安二十五年）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37]

“魏将”说明梅敷原已接受魏的官职，此时又改投孙吴。南阳阴、酂等五县民的附吴，显然与梅敷的投吴有关，他们当即习凿齿所说屯于柤中的部曲。部曲与县民两说，分别对应于夷王与魏将，对其身份的判断取决于该集团在政治上的归属。梅敷投吴的建安二十五年（220）秋，是荆州形势剧烈变化的时期。此前一年，关羽围襄阳，重创曹军，其后遭吴军突袭后方，十二月关羽兵败被杀，吴重获荆州之地，魏仅保襄阳以北。建安二十五年春，曹操薨，曹丕代为丞相魏王，改元延康。在荆州，刘备势力已遭驱逐，襄阳魏军元气未复，唯有孙吴乘胜势力大增，而曹操去世又为魏国带来潜在的变数，在这种形势下“魏将”夷王梅敷叛魏投吴。

数年之后，梅敷又重回了曹魏阵营。黄武七年（228），周鲂伪叛以诈诱曹休时，在致曹休的密笺中提到：

东主顷者潜部分诸将，图欲北进。吕范、孙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趋合肥，诸葛瑾、步骘、朱然到襄阳，陆议、潘璋等讨梅敷。[38]

在这份虚拟的作战方案里，梅敷和合肥、襄阳一样，成为吴的攻击对象，说明他已恢复了“魏将”的身份。梅敷在魏吴之间的数次反复，如同杜濩等人一样，应该每一次都能得到更高的官爵封赏，从而加强他的“夷王”地位，“夷王”本身也应是正式册封的名号。那么，梅敷在两国之间辗转进退的资本是什么？柤中既是沔南之膏腴沃壤，为什么没有成为魏或吴直接控制的地区？这必须从柤中的地理特性与战略价值中寻找答案。

按前引习凿齿的描述，柤中应位于：（1）上黄县界；（2）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3）沔南。又《水经注》“夷水”条载：

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谓之鄢水，……夷水又东南流，与零水合，零水即沶水也。上通梁州没（汶）阳县之默城山，司马懿出沮之所由。其水东径新城郡之沶乡县，县分房陵立，谓之沶水。又东历軨乡，……晋武帝平吴，割临沮之北乡，中庐之南乡，立上黄县，治軨乡。沶水又东历宜城西山，……东流合于夷水，谓之沶口也。与夷水乱流东出，谓之淇水。径蛮城南，城在宜城南三十里，……夷水又东注于沔。[39]

将这段材料与《襄阳记》引文合观，可以呈现非常丰富的信息。首先，上黄县是晋平吴后割临沮北乡和中庐南乡而立，故应处于临沮与中庐两县之间。其次，鄢水即夷水之别名，而沔水在中庐、宜城之东，在西山无河谷，“沔”字有误。沶水亦过宜城西山，与夷水合流后入沔，《襄阳记》“沔”或乃“沶”字之讹。最后，夷水发源于康狼山，沶水上通默城山，默城山乃“司马懿出沮之所由”，故熊会贞认为即柤山，其说可从。综上，柤中当在夷水中下游河谷地区（大致在今南漳县东部），河渠密布，素称膏腴；然而环绕河谷皆为山区，尤其向西溯流而上即至柤山、康狼山，二山与荆山相连，而荆山为沮、漳二水所出。沮、漳二水由荆山南出，顺流而下可达江陵。王基云：“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诣江陵、夷陵，分据夏口，顺沮、漳，资水浮谷而下。”[40]反之，从江陵逆溯沮、漳北上，越过荆山、柤山，山险度尽，即至平敞膏腴的柤中，如《舆地纪胜》襄阳府柤山条引习凿齿《襄阳记》云“吴时朱然、诸葛瑾从沮中寻山险道，北出柤中”[41]，正是一例。当江陵与襄阳对峙时，沮漳—山险—柤中一路，常为偏师所取。从周鲂虚构的进攻路线以及朱然、诸葛瑾的实际行动来看，柤中是襄阳不可缺失的屏障。荆山、柤山深险，[42]魏吴双方均无力分兵驻守，而柤中梅敷等非华夏势力显然在山中有很深的根基，故笼络梅敷成为曹魏的上策。

柤中的战略价值，主要在于它背靠山险、扼守山中通道，而非因为它是膏腴沃壤。屯据襄阳的北方政权，其实无力控制这片沃土，更无论利用其人力与物产。曹爽欲修守于沔南，袁淮曰“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司马懿也质问曹爽“设令贼二万人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钞柤中，君将何以救之？”[43]因沔水阻隔，沔南之襄阳城常虑不守，更无论远在其南的柤中，故司马懿主张徙民沔北，袁淮则拟土、民并弃。曹爽不从，修守于沔南，终为朱然所破。刘宋时何承天总结道：

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及襄阳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徙沔南以实水北，曹爽不许，果亡柤中。……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44]

两国对峙之时，边境难守之处，双方往往弃而不取，成为缓冲地带，尽管当地农耕条件优越，也因战火而无法耕作。当华夏政权势力撤出时，以山地为根基的非华夏势力循河谷而下，填补了这里的政治空白。夷王梅敷率部曲万家屯于柤中，且在魏吴之间反复选择于己有利的立场，正是这一形势的反映。梅敷可能仅是荆州西北部山地复杂的非华夏势力中最外缘的一支，到东晋南朝时沮水上游的汶阳郡仍时常为蛮人控制，足见山中非华夏力量的深厚和持久。

柤中以西的山区绝不只是一个隔断平原的障碍。这片广阔的山区有其居民、社会和政治组织，而且在平原交通线无法正常通行时，山中河谷的交通意义便凸显出来。关羽在麦城兵散之后，率十余骑逃亡，潘璋住临沮夹石断其径路，擒羽于章乡。夹石与章乡在漳水上游，[45]关羽溯漳水而上，显然意欲进入荆山，荆山中当有路通向蜀将孟达驻守的房陵郡。此路线存在的旁证，可举《水经注》沔水篇所记“马穴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