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学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02（第3页）

[64]中古时期也出现了很多部编年体的王朝史，但编年体的特点决定了它只能进行叙事的详略取舍，无法对叙述对象进行结构性的安排，因而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中。

[65]见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11，胡传志、李定乾校注，153页，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所引司马贞的评论不见于三家注本《史记》，仅见于单行本《史记索隐》卷30，可参看四库全书所录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及其《提要》。

[66]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史记编次”条，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67]上引两段之外，仍可参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6，14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朱东润：《〈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见氏著《史记考索》，23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

[68]徐复观将《史记》列传分为三种类型：一为个人为主体之列传，次为有关政治、社会、文化方面之集体活动之列传，又次为外夷列传（参看徐复观：《论〈史记〉》，见《两汉思想史》第3卷，23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本节的分类与此大体一致，但微有不同，除了更偏重以篇名而非内容进行划分外，徐先生以外夷列传为一独立部分，而本节倾向于将它们与人名传归为一大类来讨论，由此得出的编次原则是很不相同的，详见下文。

[69]《汲黯郑当时列传》何以在《循吏》与《儒林》之间，始终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我推测，汲黯、郑当时为信奉黄老无为的“长者”吏，与前卷《循吏》所记先秦诸人有相似处，而黄老（含汲、郑）—儒林—酷吏的安排，反映了汉初至武帝时期的政治文化变迁。

[70]杨光熙：《论史记的篇章排列顺序》，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111～114页。

[71]徐复观注意到卫将军以下有五篇朝臣传记侧杂于外夷及《循吏》之间，认为这五传“或系反对当时对外用兵的政策，或系暴露出选将用兵的真实情形，及由此引起的内部危机。若其次序不以侧杂出之，再加上《酷吏列传》，则因集中所反映出的对武帝的批评性，更为强烈，史公于此不无顾虑”（参看徐复观：《论〈史记〉》，见《两汉思想史》第3卷，232页）。此立论的前提，即徐先生认为司马迁强烈反对和批判武帝的专制体制，然司马迁是否具有此种精神，尚不无可以存疑之处。就这几篇传记而言，不妨以同事相从的原则去简单解释。

[72]逯耀东早已指出《史记》“列传并非专为叙人物，而是以人系事，如编年以时系事一样，而且所叙的事不是孤立的，和其生存时代的历史发展与演变息息相关，和个人独立的传记完全不同”，但逯先生认为《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列传继承了这一特点，则与本节的观点不同。见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25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另外，姚大力也曾撰文指出，司马迁对历史编撰学的一大突破就是在其中加入了探查历史过程、原始察终的意识，这是先秦史学所不具备的。见姚大力：《把过程归还历史书写——论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编撰学的突破》，收入《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75～112页。

[73]徐复观认为“匈奴等外夷六列传的先后，大体上系按照与汉发生关系，或得到解决之先后为次……其以时间为次序之严如此”。如匈奴在高祖时已发生关系，故首《匈奴列传》。南越于文帝时愿奉贡职，故次《南越列传》等（参看徐复观：《论〈史记〉》，232页）。单就几篇异族传来说，这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不以《汉书》以下将异族传单列的模式来理解《史记》，便不必认为卫将军等传有意厕杂在外夷传中，而可以说这几篇异族传夹杂在武帝朝诸臣僚列传之中，只是为反映武帝朝的事件而编次的。

[74]《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之末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3098页）似乎有意暗示此地为蛮夷之地。

[75]至于《外戚传》《元后传》和《王莽传》置于最后的问题，小林春树认为这几卷是为了说明前汉王统断绝的必然性，从而为后汉王朝进行正统性论证。见小林春树：《『漢書』「元后伝」·「王莽伝」の構成と述作目的》，载《東洋研究》172，2009，41～68页。

[76]《汉书》卷94下《匈奴传》，3834页。

[77]《汉书》卷100下《叙传下》，4271页。

[78]《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云：“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3318页）

[79]《汉书》卷100下《叙传下》，4289页。

[80]吴树平：《〈东观汉记〉中的本纪、表、列传、载记和序》，见氏著《秦汉文献研究》，157～158页，济南：齐鲁书社，1988。

[81]见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2]类书所引篇目有时也不可尽信。如（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901引《南史·四夷传》“滑国”条，又引《后周书·四夷传》（4000页，中华书局，1960），而今本《南史》无“四夷传”篇名，滑国在《夷貊传下·西域诸国》中。《周书》亦无《四夷传》，而称为《异域传》。

[83]周天游指出：“从谢书佚文推断，范书传目中之东夷列传，毫无疑问本之于谢书。”见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前言，5页。

[84]《宋书》卷69《范晔传》，1830页。

[85]参看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の基礎的研究》第一章，26页，東京：汲古書院，2006。三崎先生还统计了“四夷”“六夷”等词语在经书和正史中的出现次数，结果在《史记》到《北史》的十五部正史中，“四夷”出现214例，“六夷”仅仅21例（《宋书》卷69《范晔传》，25～26页）。这也说明“六夷”不是可以和“四夷”相抗衡的一类概念。

[86]《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858页。

[87]《后汉书》卷30《南蛮西南夷列传》李贤注，2830页；《太平御览》卷785“盘瓠”条，3476页；卷865“盐”条，3838页；卷912“獭”条，4042页；卷979“瓠”条，4337页。

[88]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347页。有关《魏略》的研究，可以参看津田資久：《『魏略』の基礎的研究》，载《史朋》31号，1998，1～29页。

[89]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经史分离，即史学不再附庸于经学而获得独立的地位，这一进程即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参看逯耀东《〈隋书·经籍志·史部〉形成的历程》以及《经史分途与史学评论的萌芽》，俱收入同氏《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北京：中华书局，2006；胡宝国：《经史之学》，见氏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等等。那么如何解释在经学衰落、经史分离的时代，经学仍在影响史学撰述？首先，史学与经学、文学等明确知识分界，在目录学中被当作独立的门类，并不代表它们之间的联系完全丧失。如胡宝国指出的，史学从经学中独立的基础就是古文经学，‘经史’一词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经史的分离，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其次，魏晋南北朝虽被认为是经学衰落的时代，玄学、佛学等似乎成为思想的新潮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经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并未被放弃，北方尤其如此。最后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知道的史学家中，大多同时治经学或者具有经学素养。如虞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晋书》卷82《虞预传》，2147页）；谢沈“博学多识，明练经史。……沈先著《后汉书》百卷及《毛诗》、《汉书外传》”（《晋书》卷82《谢沈传》，2152页）；裴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宋书》卷64《裴松之传》，1698页）；臧荣绪“惇爱《五经》，……著《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南齐书》卷54《臧荣绪传》，937页）。而范晔亦出身于经学世家，其祖父范宁是有名的经学家，不仅著《王弼何晏论》严厉批判清谈玄学，还著有《春秋穀梁传集解》（《晋书》卷75《范宁传》，1984、1989页；亦可参看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第三章“范宁的学问”，王启发译，89～11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范晔本人也有“少好学，博涉经史”的名声（《宋书》卷69《范晔传》，1819页）。例子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经史之学在学科范式上的分离，不妨碍它们在个人精神世界的交融。可以说，较之玄学，经学与史学更有亲和力。

[90]《史通通释》卷8《模拟》，224页。

[91]胡宝国：《经史之学》，见《汉唐间史学的发展》，34～39页。

[92]参看川合安：《沈約『宋書』の華夷意識》，载《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1995年第6期，125～145页。

[93]参看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55页。

[94]《史通通释》卷7《曲笔》，197页；卷4《题目》，93页。

[95]《魏书》卷100，2224页。

[96]胡宝国：《南北史学异同》，见氏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187页。

[97]《太平御览》卷901《兽部》“橐驼”条引“《南史》曰《四夷传·滑国》有两脚橐驼”（4000页），又引“《后周书·四夷传》曰：且末西北有流沙”（4000页）。而今本《南史》《周书》皆无“四夷传”之目，所引语句分别在《南史》卷79《夷貊下·西域诸国·滑国》和《周书》卷50《异域传下·鄯善传》中。或许是唐初所修诸史虽未标明四夷传目，但其体例已经至为明确，以致后人径以“四夷传”名之。

[98]《魏书》卷12《孝静帝纪》，314页。关于南北之间书籍交流的情况，参看吉川忠夫：《島夷と索虜のあいだ—典籍の流傳を中心とした南北朝文化交流史》，载《東方學報（京都）》72，2000，133～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