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星空中的华夷秩序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华夷的星占言说（第3页）

太宗永兴元年（409）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二年五月，太宗讨蠕蠕社崘，社崘遁走。[116]

这条记载很有问题。永兴元年始于十月改元，并无二月，十月以前当为天赐六年。紧接着此前的一条是：

（天赐）五年（408）五月丁未，月掩斗第二星。占曰“大人忧”。六年十月戊辰，太祖崩。[117]

更有趣的是此次月犯昴的天象以及拓跋珪之死的事件在《宋书》中也有记载：

义熙五年（409）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九月壬寅，月犯昴，占同二月。……闰月丁酉，月犯昴。……是年四月，高祖讨鲜卑。什圭为其子所杀。十一月，西虏攻安定，姚略自以大众救之。六年二月，鲜卑灭。皆胡不安之应也。[118]

在南朝的星占家看来，此次月犯昴天象预示的“胡不安”应验在拓跋珪之死，而“天子破匈奴”则应在刘裕灭南燕。[119]而《魏书》为了避免将月犯昴所对应的“胡不安”或“胡王死”与拓跋珪的被弑联系起来，刻意做了两处策略性的变动。第一，将“太祖崩”与前一年的月掩斗放在一起，因为月掩斗对应“大人忧”，是与天子相关联的天象；第二，“月犯昴”本发生在天赐六年二月，但《天象志》特意错写成永兴元年二月，在字面上回避了此一天象发生在天赐六年十月拓跋珪被弑之前的事实，而且，《天象志》还将“胡不安，天子破匈奴”的占辞与一年以后的征伐柔然关联起来。这样，面对同样的一句“胡不安，天子破匈奴”，《魏书》不仅成功地回避了被指为“胡”的不利境地，更通过找到一个新的胡——“柔然”而使己方居于“天子”的地位。

《天象志》中第二例以昴宿对应胡的占例也很值得分析：

太祖皇始元年（396）夏六月，有星彗于髦头。彗所以去秽布新也，皇天以黜无道，建有德，故或凭之以昌，或由之以亡。自五胡蹂轥生人，力正诸夏，百有余年，莫能建经始之谋而底定其命。是秋，太祖启冀方之地，实始芟夷涤除之，有德教之音，人伦之象焉。终以锡类长代，修复中朝之旧物，故将建元立号，而天街彗之，盖其祥也。[120]

此处的髦头即昴宿，对应昴宿的是十六国的五胡。通过这段论述，不仅让拓跋与五胡划清了界限，并通过“德教之音”“中朝旧物”来证明拓跋政权是魏晋的真正继承者。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条材料出自《魏书·天文志三》，魏收所撰的《天文志》三、四卷早已亡佚，宋人校勘时推测是取唐张太素所著《魏书·天文志》补入，然而亦难以确证。[121]要之，此二卷为隋唐人之著述可以无疑。因此，《天象志》三、四两卷中对东晋的态度与《魏书》其他部分有很大的不同。

魏收在《魏书》中立《僭晋司马叡传》来叙述东晋历史，称司马睿为“晋将牛金之子”，在血统上否认其政权承续西晋的合法性。在传末又言东晋的政治“君弱臣强，不相羁制，赏罚号令，皆出权宠，危亡废夺，衅故相寻，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也”，[122]这是通过突出东晋政权中皇权的旁落——即今天史家所习称的门阀政治，来说明东晋背离了汉魏以来的正统皇权政治模式，从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否认其合法性。东晋既然是不具备中华政治文化的政权，所以只不过是“夷狄之有君者”。所有这些叙述，都是为了突出东晋的“夷狄”性，也就是从反面证明北魏及北齐的“中华”性。在“史臣曰”中，魏收直言：“司马叡之窜江表，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局天蹐地，畏首畏尾，对之李雄，各一方小盗，其孙皓之不若矣。”[123]由此句足以看出，魏收的《魏书》对东晋的合法性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天兴元年（398）八月戊辰，木昼见胃。胃，赵代墟也。□天之事。岁为有国之君，昼见者并明而干阳也。天象若曰：且有负海君，实能自济其德而行帝王事。是月，始正封畿，定权量，肆礼乐，颁官秩。十二月，群臣上尊号，正元日，遂禋上帝于南郊。由是魏为北帝，而晋氏为南帝。[125]

木星（岁星）象征有国之君，而太阳亦象征君主更不待言，木星昼见，相当于天有二日，故而下土也当有两位帝王。木星出现的区域在胃宿，它紧邻于昴宿，在某一派天文分野理论中昴胃为赵或冀州的分野。[126]《天象志三》的这段即取此说，在赵代之墟昼见的木星因而成为拓跋君主的象征，然而代表“负海之君”即东晋皇帝的太阳还没落下，北魏至多只是与之“并明”，故有南帝、北帝之说。“星昼见”用来表示天命正统的转移亦有典可据，《吕氏春秋·慎大览》载：“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虏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127]《天象志三》的木星与太阳之喻，隐然借用了这一典故，形象地描绘出天命在东晋与北魏之间的转移。它既暗示着太阳的正统地位不容怀疑，也隐喻着岁星将在日落之后成为独占天命的帝王。

不无巧合的是，《太平御览》中对皇王与偏霸两部的划分，正与此相同。自东汉以下，列入“皇王部”的是“曹魏—西晋—东晋（含桓玄）—后魏—西魏（附东魏孝静帝）—后周—隋—唐”，列入“偏霸部”的是蜀、吴、十六国、南朝宋、南齐、北齐、梁、陈。唐代知识精英对于南北朝的正统问题有过很多议论，其共识之处是起点处的汉与终点处的唐皆为正统王朝，但汉唐之间的谱系则言人人殊。官方认定的谱系来自北朝传统，即以西晋—魏—周—隋—唐前后相承，故唐以魏、周、隋为三恪。极端者如王勃的《大唐千岁历》，直以唐承汉，而将魏晋至隋无分南北皆贬为闰位，此说竟在天宝年间短暂获得了朝廷的采纳。又有韩愈门人皇甫湜作《东晋元魏正闰论》，以北周承梁之后，而否定北魏与陈的正统地位。[128]唐人在正统谱系上的困境正如欧阳修所说，“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周隋承元魏，则无始”。[129]南朝北朝各因无终与无始而不能建构完美的谱系，关键在于如何认定正统自南向北转移的时间点。自来学者注意西晋末、梁末、陈末、隋末诸说，管见所及未见有人提及东晋—北魏相传之说，而且此说中南帝与北帝二主并立且借助天文实现正统交接的方式也甚为特别，或可为论正统者补充一条材料。

何为华夏？古代自居为华夏的人很少给出正面的定义，似乎华夏是不言自明的，需要说明只是哪些人不是华夏。华夏的概念只有在非华夏的关联或映照下才有意义，华夏是此关系中的一个角色，这个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华夷秩序。通过华夷之辨、礼乐制度甚至天文星占学等建构起的华夷秩序，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族群关系，不如说是描述华夏理想中的自我与他者秩序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秩序萌生于周代，到战国而逐渐丰富，最后定型于两汉盛期。它犹如一尊塑像，留住了华夏帝国极盛时期的模样。其关键在于锁定了华夏与夷狄在此符号秩序之中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像许多观念和符号体系一样，一经定型，它便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当汉帝国走向衰败，最终瓦解时，华夷秩序的符号体系没有随之崩塌。汉代及以前的华夏知识精英在创造这个符号系统时，输入的语法是诸如“如果甲为华夏天子，则紫宫之变应验在甲”，“如果乙为胡王，则昴宿之变应验在乙”，即由华夏或夷狄的身份推出其应有的符号表征；当这一语法行之已久，又通过华夏帝国的话语霸权赋予其永恒的正确性，其逻辑关系得到强化，结果是其反命题也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即“如果紫宫之变应验在甲，则甲为华夏天子”，“如果昴宿之变应验在乙，则乙为胡王”。因此它不仅没有崩塌，反而强化成为判定孰华孰夷的标尺。越是在“华夏”或“正统”受到质疑的场合，这些有助于证明自己的符号就越是得到强调。传国玉玺受到十六国君主的热烈追逐，其义正在于此。

与西周封建秩序逐渐瓦解的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汉帝国与西晋帝国衰亡以后，虽然实质上的大一统帝国秩序已经消失，但没有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秦汉魏晋时华夏创造的符号系统随着远去的大帝国一起成为典范，当入主中原的五胡诸国争相证明自己承历运、应符箓，得天文之祥、获五行之瑞时，他们想做的只是从原来华夷符号秩序中夷狄的位置挪到华夏的位置。没有人想到重建一个新的符号秩序，事实上也无法做到。三垣二十八宿依旧如此划分，太微紫宫仍然代表天子，昴宿还在主宰胡夷，星空是大一统帝国的星空，地上的帝国也终将回到汉朝的局面。

[2]《汉书》卷6《武帝纪》注引“应劭曰”，191页。

[3]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1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参看朱凤瀚：《北大汉简〈仓颉篇〉概述》，载《文物》2011年第6期，57～63页。

[5]《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4077页。

[6]《尚书大传》卷五《嘉禾》传载：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泽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耉，曰‘久矣天之无别风淮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既衰，于是稍绝。见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丛书集成初编，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7]参看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王莽禅汉及其心法传递》，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8]《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75页。

[9]《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889页。

[10]《宋书》卷16《礼志三》，423页。

[11]《宋书》卷16《礼志三》，425～426页。

[12]《南齐书》卷2《高帝纪下》，31页。

[13]《陈书》卷2《高祖纪下》，32页。

[14]《陈书》卷1《高祖纪上》，23～24页。

[15]与南朝其他几个开国皇帝不同，陈霸先称帝时面临着很大的合法性危机，化解危机的做法也更加复杂。参看牟发松：《陈朝建立之际的合法性诉求及其运作》，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213～233页。

[16]《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2649～2651页。

[17]《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50页。

[18]《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49～50页。

[19]郭庆藩：《庄子集释》卷1上，王孝鱼点校，1～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20]司马相如《子虚赋》云“秋田乎青丘”，《史记正义》引服虔云：“青丘国在海东三百里。”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3014～30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