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星空中的华夷秩序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华夷的星占言说（第2页）

成帝咸和六年（331）……其十一月，荧惑守胃昴。占曰：“赵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季龙自立。是时，虽二石僭号，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也。

……其七月，荧惑入昴。占曰：“胡王死。”一曰：“赵地有兵。”是月，石勒死，石季龙多所攻没。八月，月又犯昴，占曰“胡不安”。[83]

这两次星象都与昴有关，所以华夏的史臣总结说“虽二石僭号，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也。”《宋书·天文志》此段与《晋志》看似全同，实则文字上颇有差异：

咸和六年十一月，荧惑守胃、昴。占曰：“赵、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虎自立，多所残灭。是时虽勒、虎僭号，而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也。

咸和八年……七月，石勒死……

咸和八年七月，荧惑入昴。占曰：“胡王死。”石虎多所攻灭。八月，月犯昴。占曰：“胡不安。”[84]

《宋志》第二段“胡王死”之后不见“一曰赵地有兵是月石勒死”11字，故而仅据《宋志》则对应石勒之死的星象只有“荧惑守胃昴”。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戴洋对陶侃说“前年十一月荧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积五百余日。昴，赵之分野，石勒遂死”，[85]其星占分析与《宋志》相同。而《晋书·石勒载记》言石勒死前的异状有“荧惑入昴，星陨于邺东北六十里”，[86]“荧惑入昴”正与《晋志》所记的第二重星象相合。而“星陨于邺东北”一事亦见于《开元占经》所引《赵书》中，且较《载记》为详，[87]可见《载记》此条的史源是《赵书》。此《赵书》作者不详，[88]但其所据当为石赵朝廷自身的记录。“荧惑入昴”尽管不见于《占经》所引部分，极有可能也出自《赵书》。可以认为，“荧惑入昴，石勒死”是北方的记录，而“荧惑守胃昴，石勒死”代表了东晋南朝一方的判断。这一例中南北方在记录上的差异虽不显著，但足以提示我们《晋》《宋》两志的不同处可能是不同的史源造成。

下面的例证更说明这种差异的复杂性。冉闵杀石遵一事，《宋志》《晋志》所记又微有不同：

《宋志》：（永和五年）十月，月犯昴。占曰：“朝廷有忧，军将死。”……十一月，冉闵杀石遵，又尽杀胡十余万人，于是中土大乱。十二月，褚裒薨。

《晋志》：（永和）五年（349）……十月，月犯昴。占曰：“胡有忧，将军死。”……十一月，冉闵杀石遵，又尽杀胡十余万人，于是赵魏大乱。十二月，褚裒薨。[89]

《宋志》下文接连又记了当年的几个星象占辞，此后再从是年八月开始叙述事验。当年十月之后的事验有两条，冉闵屠杀胡人以外，尚有“十二月，褚裒薨”一事。“朝廷有忧，军将死”更像是指褚裒之死，但若如此，此段冉闵杀石遵之事对应的天象为何？然而《晋志》十分明确，即使“将军死”对应“褚裒薨”，“胡有忧”只能对应冉闵杀胡之事。两部史书中，“朝廷有忧”和“胡有忧”的区别令人费解。无独有偶，展现类似差异的材料还有一条：

《宋志》：（升平）三年（359）正月壬辰，荧惑犯楗闭。案占，“人主忧”。三月乙酉，荧惑逆行犯钩钤。案占，“王者恶之”。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赵地有兵，朝廷不安。”……四年正月，慕容儁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杀其尚书令阳骛等。……五年五月，穆帝崩。

《晋志》：（升平）三年三月乙酉，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赵地有兵，胡不安。”四年正月，慕容儁卒。……（五年）三月丁未，月犯填星，在轸。占曰：“为大丧。”五月，穆帝崩。[90]

同样地，《宋志》暧昧不清，《晋志》中星象与事验的关联则非常明确。“朝廷不安”与“胡不安”的差别再次出现。不妨做一个大胆推测，即两志所据的原始资料中，混入了北方政权的星占占辞，则“朝廷有忧”“朝廷不安”原出于后赵、前燕邺城占星者之手。或许可以推测：沈约撰《天文志》时得此材料，因其“事验”昭然而采录，而实不甘以“朝廷”系之五胡，幸而《宋志》以时间顺序依次记录事验，常常使得天象与人事对应关系暧昧不清，故能存之。《晋志》分天象为若干类各自系以事验，无法暧昧含混，是以改“朝廷”为“胡”，以明正统所在。[91]

羯胡石氏极为重视星占，完全有可能留下自己的星占记录，并写入国史。石勒攻下平阳后，不忘徙浑仪于襄国；石虎相信星占，却不相信负责的太史，竟“置女太史于灵台，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92]石虎的太子石宣想要除掉领军王朗，恰逢“荧惑守房”，便使其亲信赵揽对石虎说：“昴者，赵之分也，荧惑所在，其主恶之。房为天子，此殃不小。宜贵臣姓王者当之。”结果石虎将中书监王波腰斩投入漳水，以厌荧惑之变。[93]赵揽所说，在星占上毫无逻辑可言，房在东宫苍龙，昴在西宫白虎，相距甚远，荧惑守房与昴宿实无关联。[94]但这不知何故插入的“昴者，赵之分也”一句，充分证明了石赵的星占学将昴看作本国的分星，给予特别的重视。问题在于，在石赵的占星家眼中，昴与赵的关联是基于昴主胡人还是昴为赵之分野呢？

星占是实用之学，在当时人看来是与国运兴衰密切相关的重要知识，面对星空时不容自欺欺天。前赵太史令康相曾对刘聪说“月为胡王，皇汉虽苞括二京，龙腾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阴之变其在汉域乎”。[95]十六国的一些君主虽然力图宣称自己是承德运应符箓的正统天子，但内心里对此并不自信，康相以月与胡王对应刘聪，后者也无以反对。由此度之，对于昴宿与胡的密切关系，石勒石虎未必不知。石勒早年因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而被掠卖，两胡一枷，受尽凌辱，对于“胡”的身份有极为敏感，称赵王之后，“号胡为国人”，而且“讳胡尤峻”，[96]不准在国中提“胡”字。石虎时代继续执行讳胡的政策，传说他因此改胡饼曰麻饼。[97]在这种氛围中，石赵重视昴宿，一定考虑到它是胡星，而不仅仅是赵的分星。[98]只是既然国中讳胡，太史在报告占辞时，只能以分野说进行缘饰，或者将胡改成“朝廷”。

四、从昴宿到紫宫：十六国北朝的星占学与合法性建构

五胡诸国一方面重视昴宿，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在星空中抢占太微、紫宫。太微、紫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以北极星为中心展开，北极星常年恒定不动，天球的这一区域被称为中宫，从地球上看，东西南北四宫的星宿都围绕中宫转动。中宫独一无二的核心地位被自然地与最高的天神“太一”联系起来。《淮南子·天文训》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其中“太一”在一些引文中也写作“天子”，[99]其实天上的太一原本就是地上天子的投影，太微和紫宫于是成为地上皇宫前朝与后寝的象征。发生在太微和紫宫的星变，最直接地宣示王朝是否获得天命，而且由于它们与人间的关联不基于地域，那里的星变也就无法用分野说去解释。无论东晋南朝还是十六国北朝，继承秦汉式帝国政治文化的政权，对于太微与紫宫的星变，都必须宣称是应验于己的，除此以外没有退路。《宋志》中史臣说北方诸国“其强弱常占于昴，不关太微、紫宫”，只是东晋南朝一方一厢情愿又欲盖弥彰的表达。五胡诸国抢占太微、紫宫的努力并非这样一句话可以全部抹杀的，北宋人唐庚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

《晋天文志》称“二石虽僭号，其强弱常占昴宿，不关太微紫宫”。然以记载考之，流星入紫宫而聪殒，彗星扫太微而苻坚败，荧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故知推论正统，固自有理也。晋庾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江东无故而季龙频年闭关，此复是天公愦愦，无皂白之证也。”噫，人之责天亦太详矣！为天者不亦难哉！[100]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列举了更多的事例：

昔人言五胡诸国唯占于昴北，亦不尽然。考之史，流星入紫宫而刘聪死，荧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荧惑太白入东井而苻生弑，彗起尾箕扫东井而燕灭秦，彗起奎娄扫虚危而慕容德有齐地，太白犯虚危而南燕亡，荧惑在匏瓜中忽亡入东井而姚秦亡，荧惑守心而李势亡，荧惑犯帝座而吕隆灭，月掩心大星而魏宣（道）武弑，荧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齐文宣死，彗星见而武成传位，彗星历虚危而齐亡，太白犯轩辕而周闵帝弑，荧惑入轩辕而明帝弑，岁星掩太微上将而宇文护诛，荧惑入太微而武帝死。[101]

唐庚所举的事例都在《载记》中有对应的记录，顾炎武所举的部分见于《载记》或《天文志》，有些可以结合两者考证得出，还有数例原始出处尚待查证。[102]总之，说它们都出自十六国北朝一方书写的史料，当无大误。顾炎武在列举完这些例子之后，感到传统的华夷二分的星象秩序无法解释，只能感叹：

夫中国之有都邑，犹人家之有宅舍，星气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则主人当之，主人不在则居者当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为限断，乃儒生之见，不可语于天道也。[103]

这种说法其实是以地域为主体的分野说，它固然可以解释一些占例，却无法解释发生在太微、紫宫、轩辕、心等位置的星象。如前所述，秦汉以来的星占学中星象是人间帝国的秩序的投影，其中太微、紫宫等处的星象只能对应地上唯一的帝王，与地域无关。在数人称帝称王的时代，“验之天象”甚至可以成为确定孰为正统的依据。三国时黄权的故事是古今论天文者所熟知的：

魏明帝问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104]

唐庚对黄权的说法颇有批评：“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位，王者恶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宫，而二国皆自如，天道岂易言哉！”看来黄权的确有曲说媚上的嫌疑。事实上，黄权说法的对错甚至此故事的真实性都不必深究，它的意义在于说明当时人相信天文星变与正统间有密切的关系。两百年之后，另一个故事描述了梁武帝在天象面前的怅然若失：

先是，荧惑入南斗，去而复还，留止六旬。上（萧衍）以谚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105]

虏亦应天象是无疑的，但对应的都是昴宿或其他有关蛮夷的星宿的变化。故事中萧衍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天子，却发现天道无亲已经转而眷顾北方了。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通鉴》的史源有待考证，想来应出自北朝的文献，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中国”和“正统”。

十六国和北朝的天文记录，无不融入了类似的意图。十六国的天文学可以区分为实用和宣传两个层面，星象占辞的模糊性和多元性又为两个层面之间的转换提供了条件。在实用层面，石赵等国不得不关心对应胡人的昴宿，但宣传时只以分野说来表达。在宣传层面，五胡诸国的大臣纷纷借紫宫、太微、心宿等处的变异分析本国政事以迎合上意，偶尔有帝王将相的生死祸福与此类天象相合，立即浓墨重彩地写入国史之中。

如《苻坚载记》记述了一个神奇的星占故事：

（苻坚）以苻融为镇东大将军，代猛为冀州牧。融将发，坚祖于霸东，奏乐赋诗。坚母苟氏以融少子，甚爱之，比发，三至灞上，其夕又窃如融所，内外莫知。是夜，坚寝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门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阍寺不见，后妃移动之象。”坚推问知之，惊曰：“天道与人何其不远。”遂重星官。[106]

此故事亦见于《开元占经》引车频《秦书》，文字较微异而较略，其中“魏延”作“太史令魏述”。[107]《载记》所本为《十六国春秋》，而《十六国春秋》系整理各国“霸史”而成，此条也不例外。《史通·古今正史》云：“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宋梁州刺史吉）翰乃启频纂成其书。”[108]由此可知《秦书》虽署名车频，实为前秦秘书郎赵整所作，其主要内容为前秦时所撰的“国史”。天市南门内的后妃星，与太微、紫宫一样，仅与帝王的后妃相关联。苻坚之母的活动得到星变的响应，正可作为苻坚是正统天子的明证，苻坚的“惊”更多带着“喜”的成分。究竟有无此次星变，甚至苻坚与太史令之间的对话是否真的发生过，都是值得怀疑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前秦君臣有意利用天文星占来宣称政权的正统地位。

不管是星占占辞还是宫殿名称，十六国留下的记录都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片段。尤其是星占的占辞和事验，几乎全都隐藏在充满东晋南朝一方华夷之辨立场的《宋书》和《晋书》中，难以据此清晰解读五胡诸国借助天文观念进行的正统论证。北魏以后，北方政权开始留下出于己方的系统历史记载，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魏书·天象志》中不乏借星象进行的正统论证，下面我们仍取对应胡的昴宿和对应天子的太微、紫宫、南斗等为例进行分析。

由于北方的统一，昴宿的星变不再容易落实到“胡王”身上，加之《魏书·天象志》的原则是“以在天诸异咸入《天象》，其应征符合，随而条载，无所显验则阙之”[115]，所以志中记载与昴宿有关的星象虽多，大部分都没有对应的事验，少数根据“贵人死”“有白衣之会”等占辞以贵臣之死为事验。以之对应胡的，仅有二例，都带给我们丰富的信息。第一例见于《魏书·天象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