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诸夏列国到华夏帝国（第3页）

[48]《史记》卷36《陈杞世家》，1586页。

[49]王明珂认为华夏意识作为一种族群认同，是在农牧人群之间激烈的资源竞争之中产生的。公元前2000—1000年间的气候干冷化，造成黄河中下游农业人群走向社会序阶化和政治集中化，同时造成华北农业边缘区人群的畜牧化，以及相应的武装化。在此背景下，较南方的农业人群开始自称华夏，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则走向全面游牧化。具体到历史上，周人崛起的时间、空间，恰与晋陕北部的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相衔接，而周人最初以包括“羌”“戎”的“西土之人”集团与东方的殷商抗争，但在获胜以后文化上开始“东方化”，这时面对仍在向南争夺资源的西北方“戎狄”部落，周反而成为农业定居人群的代表与保护者，“华夏”因而被赋予了“定居、行农业、受礼乐教化”的内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249页；《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38页）。

[5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494～1495页。

[51]王先谦：《荀子集解》卷4，1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杨宽：《西周史》，3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2]《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475页。许倬云认为周人的大规模封建实际完成于成康之世，见氏著《西周史》，增补本，160页。

[53]杨宽：《西周史》，387～391页。

[54]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原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收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113页。

[55]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178页。

[56]《左传》成公十三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861页。

[57]《礼记》卷49《祭统》，见《十三经注疏》，1602页。

[58]《左传》隐公十一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72页。

[59]《左传》定公四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541～1542页。另可参看朱东润：《诗大小雅说臆》，69页。

[60]语出《管子·小匡》，见梁翔凤撰，梁运熙整理：《管子校注》卷8，4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61]《史记》卷27《天官书》：“秦楚吴越，夷狄也，而为强伯。”（1344页）

[62]见徐元诰：《国语集解》卷19《齐语》，王树民、沈长云点校，238～241页。《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1488～1493页。

[63]《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459页。

[64]《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见《十三经注疏》，2249页。

[65]《管子·小匡》，见梁翔凤撰，梁运熙整理：《管子校注》卷8，426页。又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1491页。

[66]童书业：《蛮夏考》，见《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271页。

[6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256页。

[68]此时“夏”是否还有“西土”之意，无法确知，也并不重要，仅凭对西周建国时期的历史记忆，“有夏”已经足以成为一个有号召力的符号。

[69]《左传》僖公十四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347页。

[70]《公羊传》僖公十四年，见《十三经注疏》，2253页。

[71]《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443页。

[72]《左传》襄公四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936页。

[73]江永以为“其后汉水遂有夏名”，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715页。

[74]《后汉书志》卷22《郡国志四》“南郡”条刘昭注，3480页。

[75]徐元诰：《国语集解》卷19《吴语》，王树民、沈长云点校，541页。

[76]《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459页。

[77]《春秋穀梁传》僖公三十三年，见《十三经注疏》，2403页。

[78]参看朱东润：《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见氏著《诗三百篇探故》，138页。

[79]顾颉刚早已指出：“诸夏既非同血统，亦非同文化，纯为春秋时代齐、晋与周之需要，拉拢别族，杂凑而成者。盖为拥护姬、姜两姓之既得权利，并维持其生存与发展者也。”见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诸夏集团”条，76～7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