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诸夏列国到华夏帝国（第4页）
[80]王明珂详细分析了吴国攀附姬周祖先谱系的过程。见氏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九章“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163～185页；《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第六章，110～117页。
[81]参看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原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1934，收入氏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70～78页。杨宽：《西周史》，378页。
[82]《左传》隐公六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49页。
[83]《左传》定公六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559页。
[84]参看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73～74页。
[85]韩愈：《原道》，见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6]《孟子·滕文公下》，见《十三经注疏》，2706页。
[87]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载《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214页。
[88]语出《礼记》卷12《王制》，见《十三经注疏》，1338页。
[89]《左传》闵公元年记管仲语，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256页。
[90]徐元诰：《国语集解》卷2《周语中》，王树民、沈长云点校，58页。
[91]这种观念，为扩张战争提供了极好的合法性论证，因而成为后世华夏帝国不愿放弃的意识形态武器。汉代以下，对于尊周尊孔的华夏帝国，“仁者爱人”无疑是在字面上必须推崇的道德，残酷的屠杀从来是被否定的。但是在面对夷狄的场合，有时竟堂皇地以血腥为壮烈，以屠杀为功德。如扬雄《长杨赋》有“脑沙幕，髓余吾”的句子，师古注云“脑涂沙幕地，髓入余吾水，言其大破死亡也”，这是在颂扬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汉书》卷87下《扬雄传下》，3561～3562页）。又如，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经始明堂”诏云：“朕皇考太祖文皇帝……仁济群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脑劲越，西髓刚戎。”（《宋书》卷16《礼志三》，433页）“仁济群品”竟然能和做动词的“脑”“髓”同列。这样的语句之所以堂皇出现，背后潜在的思想资源正是战国以来将夷狄定位于非人的观念。
[93]童书业：《蛮夷戎狄与东西南北》，原载《禹贡》第7卷第10期，收入《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169～17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451页。李隆献：《四夷观念辨析》，载《孔孟月刊》23卷第3期，1984，11～14页。
[94]《史记》卷40《楚世家》，1700、1705、1733页。
[95]刘向：《战国策·叙》，11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6]《史记》卷7《项羽本纪》，315页。
[97]《荀子·儒效》言“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楚越与夏有别之证。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四《儒效》，144页。
[9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13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又参看罗新：《真吏新解》，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123～124页。
[99]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广濑薰雄、曹峰译，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00]关于“黄帝”如何从众多“根基历史”方案中脱颖而出，参看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43～55页。
[10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2879页）同卷《索隐》引《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牡，是为犬戎。”（2882页）
[102]《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2809页。周代淮水流域的夷人变为编户齐民的过程，可以参看朱继平：《从淮夷族群到编户齐民——周代淮水流域族群冲突的地理学观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03]《史记·司马相如列传》，3049页。
[104]《汉书》卷60《杜钦传》，2671页。
[105]许慎：《说文解字》，影印本，卷五下，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106]《法言·问道》，见汪荣宝：《法言义疏》卷六，1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7]《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742页。
[108]关于秦汉的道，其数量、方位、职能、演变等问题，清代以来众多学者进行过讨论。较近的研究参看杨建：《略论秦汉道制的演变》，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6卷第4辑，2001，19～27页；郑威：《试析西汉“道”的分布与变化——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谈起》，载《江汉考古》2008年第3期，118～122页。
[109]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166～16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10]《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42～28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