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确定年代（第4页）
正德己巳五月既望，阳明居士王守仁书。
王汝楫为王济，丹徒人[65]，阳明曾为其作二文，一是《恩寿双庆诗后序》，另一是《重刊〈文章轨范〉序》[66]，都见《全集》中。关于此《诗叙》的流传与来历可见朱万章《商承祚等鉴藏〈骢马归朝诗叙〉考释——兼谈商承祚与黄宾虹之翰墨因缘》及商志覃《商承祚等鉴藏骢马归朝诗叙考释后记》二文[67]。
36。《观音山》在七都[68]［正德五年三月之前］
烟鬟雾髻动青波，野老传闻似普陀。那识其中真色相，一轮明月照青螺。
37。《晚泊沅江》[69]［正德五年三月之前］
古洞何年隐七仙，仙踪欲叩竟茫然。惟余洞口桃花树，笑倚东风自昔年。
以上二诗皆收入在《沅江县志》，而阳明在沅江之诗还有《天心湖阻泊既济书事》[70]、《沅江晚泊二首》，已收入《全集》中，而《沅江晚泊二首》诗作于阳明赴龙场之时，与此后诗诗名相似，故著作时间应是阳明离开龙场往庐陵赴任的途中，也就是正德五年三月之前。
38。《过靖兴寺》[71]［正德五年三月前］
隔水不见寺，但闻清磬来。已指峰头路，始瞻云外台。洞天藏日月，潭窟隐风雷。欲询兴废迹，荒碣满蒿莱。
39。《游靖兴寺》[72]［正德五年三月前］
老树千年唯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
《醴陵县志》记云：“靖兴寺，西城，隔江靖兴山，唐建。[73]”阳明弟子邹守益于靖兴寺亦有《和王伯安先生靖兴寺原韵》[74]一诗，足证阳明此二诗的真实性。而阳明会经过醴陵的时机点应是其被贬谪至贵州龙场驿，故有《醴陵道中风雨夜宿泗州寺次韵》一诗；以及离开龙场至江西庐陵的途中，故有《泗州寺》诗，且此诗中有云：“渌水西头泗洲寺，经过转眼又三年。”而从此二佚诗的内容上来看，无被贬谪时忧愤的心情，取而代之是较轻松的感觉，所以时间点应是阳明离开龙场往庐陵的途中，也就是正德五年三月之前。
40。《赠惟干》[75]［正德五年三月］
余与惟干自武陵抵庐陵，舟中兴到时，亦有所述，但不求工耳！惟干行，聊书此。
书名为笔者所拟。唯干为冀元亨，武陵人。《年谱》记云：“师昔还自龙场，与门人冀元亨、蒋信、唐愈贤等讲学于龙兴寺，使静坐密室，悟见心体。”此书中说到自武陵抵庐陵，正是阳明从贵州龙场出发，赴任江西庐陵知县之时，所以时间点应是正德五年。又《年谱》此年记云：“先生三月至庐陵。”所以时间为正德五年三月。
41。《重修庐陵县治》[76]［正德五年十月］
庐陵县治圮，知县王守仁葺而新之，六月丙申，兴仪门，七月成两廊，作监于门右，翼庑于门左，九月拓大门之外为东西垣，而屏其南，遂饬戒石亭及旌善申明亭后，堂之后，易民居而辟其隘，其诸瓦甕墉栋之残剥倾落者治之则已，十月乙酉，工毕，志戒石之阴，以告来者，庶修敝补隙无改作之劳。
42。《赠刘秋佩》二首[78]［正德三年至六年间］
骨鲠英风海外知，况于青史万年垂。紫雾四塞麟惊去，红日重光凤落仪。天夺忠良谁可问，神为雷电鬼难知。莫邪亘古无终秘，屈铁何时到玉墀。
检点同年三百辈，大都碌碌在风尘。西川若也无秋佩，谁作乾坤不老人。
刘秋佩为刘菃（1467—1524），字惟馨，秋佩为其号，别号凤山，四川涪州人。[79]中弘治十二年进士，为阳明同年，所以阳明诗中才会说“检点同年三百辈”。王刘二人除了同年的关系外，刘菃曾于正德元年要求诛杀以宦官刘瑾为首的“八虎”[80]，因而与阳明一样被列入二年朝廷所发布的“奸党”名单之中。此诗著作时间应是刘菃居家时，因为诗中有云“西川若也无秋佩”，可见是在四川之时，而刘菃自从正德二年被削籍还里后，一直要到七年瑾诛后才起为金华守，阳明亦被贬至龙场，故著作系于正德三年至六年间。
43。《与湛甘泉书一》[81]［正德六年十月后至隔年三月前］
别后无可交接，百事灰懒，虽部中亦多不去，惟日闭门静坐，或时与纯甫、宗贤闲话，有兴则入寺一行而已。因思吾两人者平日讲学，亦大拘隘，凡人资禀有纯驳，则其用力亦自有难易。难者不可必之使易，犹易者不可必之使难。孔门诸子问仁？夫子告之言人人殊，乌可立一定之说，而必天下之同己。或且又自己用功悠游而求之人者太急迫，无叙此亦非细故也。又思平日自谓得力处亦多尚杂于气，是以闻人毁谤辄动，却幸其间已有根芽，每遇惩创则又警励奋迅一番，不为无益。然终亦体认天理欠精明，涵养功夫断续耳！元忠于言语尚不能无疑，然已好商量。子华极美质，于吾两人却未能深信。舟次讲学，不厌切近，就事实上说。孔子云：“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要之至理不能外是，而问者亦自有益。盖卓尔之地，必既竭吾才而后见养深者，自得之耳！良心易丧，习气难除，牛羊斧斤，日以相寻，而知己又益渐远，言之心惊气咽，但得来人便，即须频惠教言，庶有所警发也。
纯甫为王道（号顺渠，山东武城人，1487—1547），宗贤为黄绾（1477—1551，号石龙，又号久庵居士，黄岩人），元忠为应良（？—1549，号南洲，仙居人），子华为余本（鄞人）。此信应作于阳明与以上四人都在，而湛甘泉又刚离开之时。查《年谱》记云：“（正德六年）十月，升文选清吏司员外郎。送甘泉奉使安南。”又此年，余本登进士授翰翰林院编修充经筵讲官[82]；此年底黄绾亦上疏乞养归，阳明有赠诗；王道则于隔年三月登进士授应天府教授，所以此信应作于正德六年十月后至隔年三月前。
别后屡得途中书，皆足为慰！此时计往增城已久，冲冒险阻之余，悯时忧世，何能忘怀。然回视鄙人，则已出世间矣！纯甫得应天教授，别去亦复三月，所与处惟宗贤一人，却喜宗贤工夫骤进，论议多所发明，亦不甚落寞也。往时朝夕多相处，观感之益良多，然亦未免悠悠度日。至于我字亦欠体贴，近来始觉稍亲切，未知异时回看今日，当复何如耳？习气未除，此非细故，种种病原，皆从此发。究竟习气未除之源，却又只消责志。近与宗贤论此，极为痛切，兄以为何如耶？太夫人起居万福，庆甚！闻潮广亦颇有盗警，西湖十居之兴，虽未能决然，扁舟往还之约却亦终不可忘也。养病之举，竟为杨公所抑。在告已踰三月，南都之说，忍未能与计，亦终必得之。而拘械束缚，眼前颇不可耐耳！如何！如何！沈河泊去，灯下草率言莫能既，但遇风毋惜。
现今《王阳明全集》中，阳明写给湛若水的书信留存非常少，此两封是极少数留存的。而此封信著作时间应是阳明从龙场回到北京之时，因为信中说到“纯甫得应天教授，别去亦复三月”，其中纯甫即是王道，其得应天教授之职在正德七年，阳明在《别王纯甫序》中说道：“王纯甫之掌教应天也，阳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而宗贤则是黄绾。信末阳明提到“养病之举，竟为杨公所抑”，杨公是杨一清，当时为阳明的长官，阳明以养病为名致仕回乡，或是离开北京往南京去任职，其个中原因乃是当时北京当权者透过其父亲之旧事来打压他，致使他有不如归去之感。
45。《上父亲大人书·其一》[84]［正德七年］
父亲大人膝下。
毛推官来。□大人早晩起居出入之详，不胜欣□。弟恙尚未平，而祖母桑榆暮□，不能□□。为杨公所留，养病致仕皆未能遂，殆亦命之所遭也。人臣以身许国，见难而退，甚所不可，但于时位出处中较量轻重，则亦尚有可退之义，是以未能忘情。不然，则亦竭忠尽道，极吾心力之可为者，死之而已，又何依违观望于此以求必去之路哉！昨有一儒生素不相识，以书抵男，责以“既不能直言切谏而又不能去，坐视乱亡，不知执事今日之仕，为贫乎？为道乎？不早自决，将举平生而尽弃，异日虽悔，亦何所及”等语。读之，良自愧叹。交游之中往往有以此意相讽者，皆由平日不务积徳而徒窃虚名，遂致今日士夫不考其实而谬相指目。适又当此进退两难之地，终将何以答之？反己自度，此殆欺世盗名之报，《易》所谓“负且乘，致冦至者”也。
近甸及山东盗贼奔突往来不常，河南新失大将，贼势愈张。边军久居内地，疲顿懈弛，皆无斗志，且有怨言，边将亦无如之何。兼多疾疫，又乏粮饷，府库外内空竭，朝廷费出日新月盛。养子、番僧、伶人、优妇居禁中以千数计，皆锦衣玉食。近又为养子盖造王府，番僧崇饰塔寺。资费不给，则索之勋臣之家，索之戚里之家，索之中贵之家。又帅养子之属，遍搜各监内臣所蓄积。又索之皇太后，皇太后又使人请太后出饮，与诸优杂剧求赏，或使人绐太后出游而密遣人入太后宫检所有尽取之，太后欲还宫，令宫门毋纳，固索钱若干然后放入。太后悲咽不自胜复不得哭，又数数遣人请，太后为左右所持不敢不至，至即求厚赏不已，或时赂左右，间得免请为幸。宫苑内外鼓噪火炮之声，昼夜不绝，惟大风雨或疾病乃稍息一日二日，臣民视听习熟，今亦不甚骇异。
七妺已到此，初见悲咽者久之，数日来喜极，病亦顿减，颜色遂平复，大抵皆因思念乡土，欲见父母兄弟而不可得，遂致如此。本身却无他疾，兼闻男有南图，不久当得同归，又甚喜，其恙想可勿药而愈矣！又喜近复怀妊，当在八月间，曰仁考满在六月间，曰仁以盗贼难为之故，深思脱离州事，但欲改正京职则又可惜虚却三年历俸，欲迁升则又觉年资尚浅，待渠考满后徐图之。曰仁决意求南，此见亦诚是，男若得改南都，当遂与之同行矣！
邃庵近日亦苦求退，事势亦有不得不然。盖张已盛极，决无不败之理，而邃之始进实由张引，覆辙可鉴，能无寒心乎！中间男亦有难言者，如哑子见鬼，不能为傍人道得，但自疑怖耳！西涯诸老向为瑾贼立碑，槌磨未了，今又颂张徳功，略无愧耻，虽邃老亦不免。禁中养子及小近习与大近习交构已成，祸变之兴，旦夕叵测，但得渡江而南，始复是自家首领耳！时事到此，亦是气数。家中凡百皆宜预为退藏之计，弟辈可使读书学道，亲农圃朴实之事。一应市嚣虚诈之徒，勿使与接，亲近忠信恬淡之贤，变化气习，专以积善养福为务，退步让人为心。未知三四十年间，天下事又当何如也？
凡男所言，皆是实落见得如此，异时分毫走作不得，不比书生据纸上陈迹腾口漫说，今时人亦见得及，但信不及耳！余姚事亦须早区画，大人决不须避嫌，但信自己恻怛心、平直心、退步心，当时了却，此最脱洒，牵缠不果，中间亦生病痛。归侍虽渐可期而归途尚尔难必，翘首天南，不胜瞻恋，男守仁拜书。外山巾及包头二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