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理论节选1（第2页）

生活教育要在实际生活中产生力量，它能适应环境，又能改造环境。“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又能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前进。改造社会不是短期的事，因此，生活教育运动是一个历史性运动”。[9]这个历史性的运动，在发展中必然有其阶段性：“生活教育在普及教育运动上逐渐走上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需求相配合。”[10]这是生活教育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武器；而当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新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生活教育就成为稳定社会主义秩序、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发展生产力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活教育具有两重特性：一是它的教育学的特性，二是它的社会学的特性，这是两个互为依托、互相联系的特性。

第一，生活教育理论作为教育学说，它是以实践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以创造为动力，为社会现代化服务的科学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全面教育学说。“它是认定生活即教育，从而主张教育必须通过生活来实现，来施行，以求生活之向上与提高的一种教育理论和学说。”[11]与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封建传统教育思想有根本区别。

第二，生活教育理论作为社会改革学说，它是以启发人的觉悟，培养“生活能力”为基本手段，以实现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社会进步为目标的思想体系。它是有很大的灵活性，既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也适用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不仅适用于和平发展时期，也适用于革命斗争时期；不仅适用于社会革命胜利以前，更适用于社会革命胜利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这两个特性不可分离地统一在生活教育之中。因而，生活教育既是社会发展战略，又是科学的大教育理论。只有当我们如此去把握生活教育的特性，才能“进一步去探求生活的底蕴、矛盾，探求各种各样生活之相互影响与约束，探求这一生活与那一生活之历史的联系，则我们不会犯‘在教育言教育’的老毛病，我们便可以从生活之各方面把握住特定空间与时间之教育任务。”[12]

二、生活教育理论的特点

（一）陶行知关于生活教育理论的特征的阐述

在国难教育时期，陶行知在《生活教育》第三卷第一期上发表了《国难教育方案之特质》，指出它与别的教育的五点不同：

1。国难教育“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以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教育没有独立之生命，它是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唯有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的教育，才算是我们的教育。国难教育是要救人救民族之命，则教育之命自然而然的得救了。”

2。它是大众的。“民族之命非‘小众’所能救。国难教育的任务，是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的国难教育之第一件大事。”“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乃是亡国的教育，而不是救国的教育。”

3。它有三方面的联系。“一是内部的联系，一切科目活动都以解决国难为中心而取得联系。二是组织的联系，各界各团体都以救亡工作为中心而取得联系。三是历史的联系。把现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历史的教训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样整个中华民国就成了我们的伟大学校。”

4。它是对流的。比如烧水，冷水重而往下沉，热水轻而往上浮，这叫作对流。经过一些时间的对流，水就自然地沸起来了。解决国难教育的方案是必须容许上层下层的对流。领导的人总想由上而下。但是纯粹的由上而下的教育，只能造成被动的群众。被动的群众担负不起救亡的责任。我们必须愿意被群众领导才能领导群众。故群众对于教育必须有由下而上的自动的机会，才能把自己和领导者造成救亡的战士，而完成救亡的使命。我们应当打通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中间的隔板，使他们可以对流而互相教育。若把教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专门培养领导者，另一部分专门培养被领导者，结果必定是教领导的人脱离群众的要求，致使国难教育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东西。

5。它是行动的。高谈阔论不能救国。只有实际的救国行动才能把将亡的国救回来，但不能有盲行盲动。我们所需要的是有理论的行动、有组织的行动、有计划的行动、有纪律的行动。所谓理论、组织、计划、纪律，又不是校长、训育主任为行政便利弄出来的那一套，乃是民族解放运动所决定的必要条件。我们要在行动上接受民族解放的理论、组织、计划、纪律。为教育的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而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

陶行知还在1936年3月16日，在《生活教育》第三卷第2期上，发表了《生活教育之特质》，指出它的六个特点：

1。生活的。生活教育第一个特点是生活的。传统的学校要收学费，要有闲空功夫去学，要有名人阔佬介绍才能进去。有钱，有闲，有面子，才有书念，那么无钱，无闲，无面子的人又怎么办呢？听天由命吗？等待黄金时代从天空落下来吗？不！我们要从生活斗争里钻出真理来。我们钻进去越深，越觉得生活的变化，便是教育的变化。生活与生活一摩擦便立刻起教育的作用。摩擦者与被摩擦者都起了变化，便都受了教育。“说得正确些，是受过某种教育的生活与没有受过某种教育的生活，摩擦起来，便发出生活的火花，即教育的火花，发出生活的变化，即教育的变化。”

2。行动的。“生活与生活摩擦，便包含了行动的主导地位。”“行动既是主导的生活，那么，只有‘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才可说得通。”“人类和个人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为了争取生活的满足与存在，这行动必须是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行动。”

3。大众的。“小姐少爷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作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

4。前进的。“我们承认自古以来便有生活即有教育。但同在一社会，有的人是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人是过着落后的生活。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前进的意识要通过生活才算是教人真正地向前去。”

5。世界的。“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然地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无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铁门。所以，整个的“中华民国”和整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学校咧。”

6。有历史联系的。“这里应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人类从几千年生活斗争中所得到，而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但是我们要留心，千万不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我们必须把历史的教训，和个人或集团的生活联系起来。历史教训必须通过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滤下来，才有指导生活的作用。这样经生活滤过的历史教训，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倍上加倍地丰富起来”。“第二，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应负的历史使命。为着争取大众解放，它必须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成了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却的天职了。”[13]

这年6月，他在《答复庶谦先生》一文中，又概括指出“争取中华民族劳苦大众解放之教育，必然是生活的、大众的、前进的、战斗的、历史的”。

1939年3月15日，在生活教育运动12周年纪念日，陶行知写了《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提出了当时抗战时期的生活教育的五个必备条件：（1）教育必须是战斗的。教育不是玩具，不是装饰品，不是升官发财的媒介。教育是一种武器，是民族、人类解放的武器。（2）教育必须是生活的。一切教育必须通过生活方有效。抗战建国的生活才算是抗战建国的教育。（3）教育必须是科学的。这种教育是没有地方能抄袭得来的。我们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根据客观情形继续不断地把它研究出来，而且这种教育的内容也必须包含并着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否则不能前进。（4）教育必须是大众的。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一个独立国，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办成功的。我们必须教育大众一同起来负担这个伟大的使命。但是希望老百姓受训这教育必须有三个条件：一要省钱，使无钱的老百姓可以受到教育；二要省时间，使没有空闲的老百姓也能求学；三要通俗，使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也能了解而感兴趣。这样一来，若不运用“即知即传”的原则，便不能达到老百姓都受教育的目的。而且老百姓所受的教育是要集体的施行，集体才是力量；个别的教，还是一盘散沙，不能发挥出充分的力量。（5）教育必须是有计划的。我们要有一个动的计划，使人力、财力都有一个缓急轻重的总分配。

1946年1月，在《民主教育》上，陶行知发表了《大众的艺术》一文，重申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

“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方针。”

（二）生活教育理论的三大特点

陶行知对生活教育特点的论述，先后的时间跨度正好10年，讲话的对象、场合与角度也都不同，然而，其基本精神却是始终一贯的。从中可以看出生活教育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三个，即实践性、人民性、创造性。

1。实践性。实践性是生活教育理论的第一个特点。陶行知一再说生活教育是“生活的”、“行动的”、“战斗的”，其实都是实践的意思。

生活教育的实践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

生活教育的本体论（主体论），“生活即教育”，就贯串了实践第一的原则。教育的内容、思想、方法、设施……都要随着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并为之服务。教育要根据社会生活、实践斗争的需要来规划、部署、发展。生活、实践、行动，始终“在教育中取得主导地位”，“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14]

生活教育的方法论——教学做合一，更是具有实践特色的教学理论。它强调以“做”为中心，在“做”上学，在“做”上教。“做”即是实践，它把实践放在教育的中心位置、主导地位。

生活教育的认识论，也体现了实践的观点。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引导人们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寻求知识，坚信行动是“人类和个人知识的妈妈”。[15]使整个生活教育理论建立在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

2。人民性。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一大特点。

生活教育理论是人民教育的理论。陶行知认为大众是文化的创造者，“创造文化的大众应该享受创造的结果”。[16]“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是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17]应当“把教育、知识化作新鲜空气，普遍的广泛于大众，人人可以按其需要自由呼吸，因而增加大众以新的生命活力”。[18]

人民性的特点在生活教育的方法论也得到了体现。“从真正的生活教育来看，大众都是学生。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是大众的生活法，即是大众的教育法。”[19]在办学方式方法上，生活教育走的也是群众路线。为了使更多的人民群众有受教育的机会，用多种办法，开办各种教育机构来普及教育，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穷国，如果只用一种办法，办一类学校，无疑是逼着大家“丢掉饭碗去上学”，这是办不到的，要“劝人抓住饭碗求进步，不逼人丢掉饭碗上学。”[20]生活教育开创了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办学道路。为从根本上解决粥少僧多，“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老大难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在职教育、成人教育、各种社会教育拓宽了道路。为使社会真正成为大学校提供了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