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语言实际运用是关键（第2页）

[17]周敦颐（周濂溪，1017—1073），被朱熹称为“宋学之祖”。宋学（宋明理学、新儒学）离开训诂注释而对古典进行主观解释，哲学地将其体系化，重视成为圣人的实践。周敦颐还主张所有人皆可成圣人。程颢（程明道，1032—1085）与程颐（程伊川，1033—1107）兄弟是他的弟子。兄如“春风和气”，弟如“秋霜烈日”。兄通过直观把握万物一体的“理”（即自然之根本），而弟则将其理论化。两人并称“二程”，其诗文、语录在明末被辑为《二程全书》六十八卷。杨时（1053—1135）师事“二程”，其弟子罗从彦（1072—1135）又教李侗（1093—1163），朱熹是出于李侗之门。张载（张横渠，1020—1077）也曾与“二程”相识并拜于门下，他主张无形之“太虚”与有形之“万物”都是气之变化，主张“气—元”说。参见第五章第三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为学大要篇九五）中的最后一句，在日本因出现于天皇的《终战诏敕》（即“投降诏书”，或称“玉音放送”）之中（“欲开万世之太平”）而有名。周敦颐、程明道、程伊川和张载四人被称“宋四子”。朱熹和吕祖谦（1137—1181）又从他们的著作中精选出六百二十二句编成《近思录》（1176年），共十四章。在日本，《近思录》成为朱子学的基础而被广泛阅读。

[18]参见第二章第三节。

[19]关于科举制的起源，学术界说法不一，此处取范文澜的说法。

[20]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中有“里”和“乡”。通常一百户为一里，十里为一乡（也有其他说法）。“乡举里选”是指地方责任人（乡的责任人一般是“三老”）推荐乡和里中的人才，进而从中选拔官吏的体制。西汉时期，汉武帝要求郡的长官须每年均推荐一名有德者，以利于选拔人才，这便是汉代察举制度。人才评价的科目起初包括孝廉、贤良、方正、直言、文学、计吏等，后来逐渐发展为主要重视“孝廉”。察举制本是发掘人才的制度，但推举者是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因此被推举者与推举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关键，推举者与被推举为官吏的人形成了持续的互利关系。为消除这种弊端，做到选拔的公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即将人才分为九个层次序列。这一制度旨在将人才选拔变地方主导为中央主导，将人事标准由道德为主改为能力为主，但始终难以避免先推荐再选拔这一体制因素，因此隋代以后被比较公正的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代替。

[21]引自「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黒川洋一編『杜甫詩選』岩波文庫、28頁以下。

[22]《鲁迅全集》第一卷，2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3]《儒林外史》是中国清朝时期的白话长篇小说，作者为吴敬梓（1701—1754），共五十回。“儒林”即儒者圈、儒者的世界。小说对科举制度的矛盾、它所导致的悲喜剧、读书人的腐败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因此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小说并无不变的主人公，而是由很多逸事构成的“连环体”。顾明远先生所说的是其中“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头发白了也还是一介贫穷的书生，总被岳父奚落。五十四岁时终于考中“秀才”，但却未能当上相应的官。为了考“举人”，他向岳父借前往考场的路费，虽又被责骂，但他一举考中。结果范进却高兴得精神失常，被打后才恢复正常。岳父在他中举后态度—百八十度大转弯，表扬他以前就是一个优秀的女婿。『中国古典文学大系43儒林外史』稲田孝訳，平凡社刊の「第三回』26頁以下。

[24]後藤末雄『中国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2』矢沢利彦校訂、平凡社·東洋文庫、182頁。勒纳尔（1713—1796），法国启蒙思想家，文艺记者。著有《两印度史》（全称为《欧洲人在两印度的殖民与贸易——哲学的政治的历史》，共十九篇，1770年）。该著作详细介绍了非欧洲地区的文物、地理、历史与文化氛围，并通过这些考察反思欧洲社会。当时该书成为畅销书，但因书中包含对宗教狂热和专制主义的批判而成为禁书，勒纳尔自己也为避免逮捕而逃亡。他是为法国革命做准备的一位思想家。

[25]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1776—1841），德国教育学家，被称为“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在其《普通教育学》中，提出对教育目的的伦理追求和对教育方法的心理学追求。即教育的目的在于品性的陶冶，为此需要“教学”（智育）、“训练”（德育）以及对此两者的相关条件进行调整的“管理”。其中，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包括经济的、思辨的、审美的、同情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兴趣等），培养学生积极追求这些兴趣的人格，从而将被当作教学手段的“兴趣”，成为了教学的目的。他还要求教育不被政治利益所左右，认为教育只有是每个人为了自己陶冶品格才是对国家有益的。赫尔巴特的学说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弟子齐勒尔（1817—1882）、赖因（1847—1929）等人还发展出了赫尔巴特学派。去德国留学的日本留学生学习了赫尔巴特的理论后，回国宣传赖因的五段教学法（预备、提示、比较、总结、应用），给予明治时期的日本教育界很大影响。赫尔巴特理论又经日本传到中国，赫尔巴特学派一度在中国教育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

[26]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195頁。

[27]夸美纽斯（1592—1670）生于捷克，被誉为“近代教育学之父”。他提出存在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教育，在其著作《大教学论》的开头，他就表示要揭示“向所有人教所有事的普遍的方法”。他非常重视观察实物的直观教学法，也考察了根据自然秩序和儿童成长过程进行教学的方法。他经历了宗教斗争和三十年战争的苦恼，认为要实现世界和平除了正确的教育以外别无他法。这一思想也反映到现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当中。裴斯泰洛齐（1746—1827）在卢梭的影响下，在瑞士各地为孤儿和贫穷儿童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认为智能、身体、道德的和谐发展是教育的目的，为此就应通过小麦栽培、纺织等手工劳动来使孩子全面发展。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介绍过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卢梭的《爱弥尔》和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和葛笃德》等（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196頁）。

[28]收录于「随感録六十六、生命の路」伊藤虎丸訳、短評集『熱風』。『魯迅全集』第一卷、学習研究社、449～450頁。

[29]参见第一章第四节。

[30]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作为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在伦理学、社会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领域都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在认识论上，他认为除了天生的缺陷，概念和真理都只是适应环境的工具（工具主义），同时每种观念都需要通过贯彻它的行动的有效性来检验真伪（实验主义）。杜威重视儿童生活经验的教育理论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

[31]陶行知（1891—1946），1914年自费赴美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1916年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东南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教授。他为组建新教育团体“新教育共进社”（1919年）、“中华教育改进社”（1921年）做出了贡献。1923年，他离开大学，在北京以“平民教育推进社”为基地进行平民教育活动。他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故为培育农村小学师资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建立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二年改称晓庄学校）。他始终致力于中国的民众教育和农村改造事业，毕生进行生产教育的实验，并在战时创建了孤儿学校等教育机构。他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见第四章第一节），提出了“小先生制”（让学龄儿童做老师，教那些不识字的孩子与成人）。他作为诗人也很有名。

[32]在“五四运动”时期，杜威写了他亲眼所见的中国形势，并说看到有很多青年人参与其中，这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认为这里孕育了中国的新文化和新社会。杜威还给美国的TheNewRepublic和Asia杂志投稿，多次发表对中国的评论，这些评论多收录于其著作CharadEvents（共两卷，1929年出版）之中。杜威在评论中说，“五四运动”“意味着中国从被动的接受状态向积极的攻击状态转变”（《中国学生的反叛》，TheNewRepublic，1919年8月6日）。他还呼吁世界重新认识中国（G·ダイキューゼン『デューイの生涯と思想』三浦典郎·石田理訳，清水弘文堂，296頁以下），他说：“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中国这样，成为值得研究、预测、考察和思索的知识背景。”（《年轻的中国与古老的中国》，Asia，1921）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竹内好这样写道：“‘五四运动’时，学生们游行的时候口袋中还带了洗漱用具，这让杜威非常感动。他看到学生们都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所以评价说，从学生运动中，看到了新精神和新时代的萌芽。”“杜威当时说，表面上先进的日本很脆弱，不知何时就会散架。中国的现代化是内发的，也就是根据自身的要求而产生，所以是强固的。在1919年的时候杜威就这样预测。”（「方法としてのァツァ』，『日本とァツァ』ちレま学芸文庫，453頁。）

[33]克伯屈（1871—1965），杜威的弟子，他的“项目法”（projectmethod）是对其师经验主义教育理论的具体化。他主张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提出、计划和实施对自己有价值的体现所有精神的课题，通过学习这些课题，不仅掌握知识与技能，而且形成自我控制力，即会判断、关注和实施那些自己应当做的事情。其理论不主张强制，而是重视学习的内发性。在中国经俞子夷（1885—1970）等人的介绍，曾在江苏省进行实验。杜威访华后，中国的教育者均有学习将所学的杜威理论具体化的方法的极大热情。1927年3月，杜威的学生陶行知等人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克伯屈访华，克伯屈在上海、南京和北京等地进行了演讲。克伯屈的思想在大正时期也曾介绍到日本，至今仍对在暑期等长假期中进行的“自由研究”和“综合学习”具有影响。帕克赫斯特（1887—1973）的“道尔顿制”是根据学习内容的难易准备课程，学生每月学到哪里都会根据学生自己的学习进度和兴趣来决定，学生要和教师签订“学习契约”，由学生自主执行。在这种“个别学习”的同时，学生们还要互相介绍自己的学习进度，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其目标是培养“以自我责任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帕克赫斯特作为小学教师曾在偏僻地区的学校教授复式班级，曾苦于不知如何指导年龄和学习基础各不相同的孩子，道尔顿制就是她开发并不断改良的教学方法。由于这一方法是在马萨诸塞州

[34]道尔顿的学校开发的，故得此名。在中国，舒新城（1893—1960）曾在学校中做过实验，1925年帕克赫斯特本人也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而访华，在当时的影响很大，采用道尔顿制的学校遍布八个省。帕克赫斯特也曾数次访日，对日本大正时期的自由主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创价教育学体系》中，对于“项目法”和“道尔顿制”也多有介绍。

[35]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203頁。

[36]てい談「人間教育ヘの新レま潮流ーデューィと創価教育一』。教育月刊誌『灯台』（2009年12月号—2011年7月号連載。）

[37]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134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38]胡适（1891—1962），1910年留学美国，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在“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主张废除难懂的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前往美国，1957年回到台湾，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领域也非常著名。蒋梦麟（1886—1964），1908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杜威，在杜威访华的1919年，与陶行知等人一起联合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组成“新教育共进社”，创办《新教育》月刊，并任主编。1920年初推动教育改革运动，后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努力促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内迁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移居台湾。

[39]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1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40]朱其慧（1876—1931），熊希龄（1870—1937）夫人，社会活动家。曾致力于创办救助受灾人士、孤儿、贫困人士的香山慈幼院（1920—1948）。晏阳初（1890—1990），识字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的领导人。1916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1918年渡法，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支持联合国后方而输出到欧洲的中国劳工担任翻译和救助工作。这些“苦力”通过识字教育学会了给家里写信，这一变化也感动了晏阳初，他感受到“苦”中有“力”，从此决意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于1920年归国，并先后创办多所平民学校，领导了平民教育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移居台湾，其后定居于菲律宾。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社成立后，朱其慧任理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陶行知任理事会书记。

[41]伊万·安德烈维奇·凯洛夫（1893—1978），苏联教育学家。莫斯科大学毕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1946—1967）、教育部部长（1949—1956）等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其主张是教育要为阶级斗争服务，他编写的师范大学教科书《教育学》指出，教育与政治是不可分的，应该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服务。他的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受到教育界的热烈追捧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也随之树立了教育为党的路线服务的观念。凯洛夫的“五段评价法”对学生成绩与表现的评价分为1分（差）至5分（优），这也被引入中国。以凯洛夫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对立的，因此中国也开展了对杜威教育学的批判。但随着中苏对立，凯洛夫的理论又作为修正主义教育思想而遭到否定。

[42]前掲『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238～244頁。

[43]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对，是综合开发学生的个性与人性的教育。详见第四章，特别是第四章第三节。

[44]参见第一章第四节。

[45]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评论家。对查理的专制和农奴制的非人道予以了强烈的批判。1862年被捕，在西伯利亚度过了二十余年的流亡生活，其间著有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以渴望独立与自由的女性巴甫洛芙娜为主人公，描写了民众的悲惨现实，并预示反抗专制的新人即将诞生，从而鼓舞了革命。此书虽遭禁，但不久就在社会上流传六百万部，列宁非常喜欢这部著作，甚至自己也写了一本同名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契诃夫（1860—1904）、普希金（1799—1837）、列夫·托尔斯泰（1828—1901）都是沙皇时期的文学家。米哈依尔·肖洛霍夫（1905—1984）年轻时就参加革命，在俄国南部的家乡顿河地区从事写作，描写了在激**的历史和悲惨的命运中受苦的民众生活，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短篇小说《人的命运》等，于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池田大作先生1974年9月16日曾在肖洛霍夫莫斯科的家（位于一个公寓楼的四层）中与其会见。那时肖洛霍夫在老家的村中疗养，但仍专程赶回莫斯科与池田先生会见。特列季亚科夫画廊（1856年开馆）是俄罗斯美术宝库，藏有包括古代俄罗斯美术作品在内的美术作品，从11世纪到现代的作品总计13万件。

[46]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224～22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