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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语言，“实际运用”是关键

顾

研究比较教育需要精通外语，最好能掌握多种语言，才能收集第一手材料。但是学习外语对于我们来说真是非常困难。我自己也有这种体会。我小学和初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日本占领下过来的，本来可以很好地学习日语，但因为对日军的仇恨，我们在上日文课时常常逃学。没有想到后来会与日本朋友密切交往。自1980年至今，我已访问贵国二十多次，但不能用日语和朋友们交流，实在感到多有不便。

我的英语也不好，虽在中学时代学过，但在苏联读大学时主要学俄语，所以也把英语荒弃了。这对我后来研究比较教育的影响很大，使我不能对比较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也感到非常遗憾。

在当今国际化时代，外语学习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课程。我国长期以来外语教学也不尽如人意。一是师资缺乏，二是方法陈旧，学生到中学毕业，外语还不过关，或者是只会阅读，不会对话，我们称之为“哑巴英语”。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特别重视外语教育。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家要求小学就要开设外语课，全国小学一般从三年级开始开设外语课，发达地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开设外语课，课时逐年增加。许多学校都聘有外籍教师，直接用英语授课。同时在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中，外语是必考科目；研究生考试也必须考外语。通过一系列强化措施，再加上外语师资水平的提高、教育方法的改进，近年来学生的外语水平确有提高。当然从全国范围来讲，发展也不均衡，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水平较高，西部地区就比较差。

近些年来国际交往频繁，学生间的来往交流，如夏令营、冬令营等各种形式的交往，都给外语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想，学习外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外语环境，要能够应用练习。如果学了不用，很快就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经学过两年德语，但因为“**”就中断了，以后就都忘记了。所以要让年轻人与外国人多交往、多应用。

池田

听到您介绍贵国外语学习的情况，竟然和日本的情况如此相似，我感到意外。一般来说，日本中学生会花许多时间在英语学习上，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许多学生即使能够阅读英文，但在实际的听说方面还是薄弱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小学也进行英语教育，以图改善现状。也有许多关心孩子外语学习的年轻家长在孩子很小时就开始通过去私塾等方式给予孩子学习外语的机会。但国内担心早期外语学习影响母语学习的声音也不少。只是在国际化加速的时代，与外国人顺畅交流的能力显得不可缺少，更何况是想要培养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人才呢？正如顾先生指出的那样，提供“使用外语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日本是岛国，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少。常常有人指出由于日本人缺乏语言的使用环境，所以无论如何努力学习，语言能力也难以提高。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许多大学进行了新的尝试。1999年，创价大学成立了“世界语言中心”。在这里，日本人和留学生原则上不用日语，而是通过英语、汉语等各种语言进行语言学习和异文化理解。当然创价大学向世界各国派遣的留学生也有很多，特别是我们与贵国的许多大学签订了交流协议，其中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开设了双学位课程，这是一种可以同时获得北京语言大学和创价大学的学士学位的项目。通过两年的留学经历，学生们的语言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今年（2011年）春天，我们已经送走了第一届毕业生。

另外，美国创价大学还设有向西班牙语、汉语、日语三种语言圈派遣三年级的留学生的项目。学生不是纸上谈兵地学习，而是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下生活，通过与当地人和当地文化的直接接触，在实践中习得语言。这一项目在学生中大受好评。

令人欣喜的是，在创价大学迎来的贵国留学生中，竟然有能用比日本人还流畅的日语进行翻译的学生。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来日时，中方的翻译和我的翻译都是创价大学的毕业生，这使我们可以借机重温故交。[80]

时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也在不断改变之中。教育方法也不能够蹈袭原有的了，还需要根据学生的希望提供新的课程。开创未来的使命落在学生身上，我们有责任为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丰富他们的心灵而不断地创造和努力。

[1]本章内容曾刊载于《东洋学术研究》第49卷第2号、第50卷第1号（2010年11月、2011年5月）。

[2]“羊虽千匹，不及狮子一头。狮子至，则羊即逃遁。与其有成千臆病之小善人，不如有一有勇敢之善人可成就大事。人才者，非数量也。”辻武寿編『牧口常三郎』第三文明社、27頁。

[3]参见第一章第七节。

[4]『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13、29、34頁。

[5]第一篇第二章「教育学の価値的考察」の四。『牧口全集』第五卷、27頁。

[6]参见第一章第六节。

[7]第二卷·第三篇「価値論」第五章第一節。『牧口全集』第五卷、325～326頁。同篇第一章の一。同書214頁。

[8]馬越徹『比較教育学——越境のレツスン』（東信堂）等文献。

[9]胡昌度（1920—2012），中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大家。1962年至198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教授，后为名誉教授。著有a：ItsPeople，ItsSociety，ItsCulture（《中国：人民、社会与文化》）和eseEduder（《共产主义下的中国教育》）等。

[10]平塚益德（1907—1981），教育学家。曾任九州大学教育学部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部教育局局长、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所长等。著有《平塚益德著作集》全五卷、《平塚益德讲演集》全三卷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在1990年为纪念第一任会长平塚益德的业绩，设立了以奖励青年研究者为目的的“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

[11]『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235～238頁。

[12]邓小平（1904—1997），中国政治家。1978年，他提出了至今仍在坚持的“改革开放”。邓小平两次会见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1974年12月和1975年4月，均在北京）。

[13]列奥尼德·赞科夫（1901—1977），苏联教育心理学家，以研究残障儿童、低学年儿童为专长。主要研究记忆与发展的关系，提出的教学法（发展性教学法）旨在促进全班所有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促进学生的智力、情感、意志、素质、性格、集体主义等的发展。瓦西里·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其半生都在乌克兰的乡村中学当校长，致力于将所有的学生培养成为能为美所感动，享受求知的乐趣，拥有自信心、自豪感和自尊心，合群乐群的人。为了实现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他与学生一起到森林和原野中去，在飞鸟、蝴蝶、云与风之中发现自然的秩序与合理性，在实地中确认教科书中抽象的原理。学生则把自己的感想画成画或编成童话互相展示。苏氏还通过制作肥料、饲料以及手制交通工具模型等将认识世界（学习）与改造世界（实践）相结合。他提出应致力于将学校、家庭与社会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和谐教育”。其著作《把心献给孩子》等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让·皮亚杰（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为了解人的智力及思维的发展过程，用临床方法对儿童的语言、世界观、因果关系认识、空间概念、判断与推理、道德判断、数与量的概念等进行了研究，其儿童“思维发展阶段理论”非常有名，使发展心理学得到划时代的发展，对教育学、哲学、生物学、数学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杰罗姆·布鲁纳，美国心理学家。1915年生。以提倡“发现学习”而著称。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这一“斯普特尼克冲击”袭击美国，使美国开始重新审视科学和教育，并于1958年制定《国防教育法》。1959年，布鲁纳当选为讨论改进教学方法的伍兹霍尔大会主席，大会在他的主持下，以最后报告为基础出版了《教育过程》一书。该书提出，要重视学习内容的“结构”即“事物之间联系的方式”，发现此前所未能发现的各种关系结构会带来发现的喜悦，并成为对自我能力的自信，从而进一步唤起学习兴趣。因此应设计引发学生兴趣的有魅力的课程，因为对学习材料本身的兴趣才是最好的激发动机的方法。其结论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无论学科的基础如何，无论哪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通过某种形式都是可教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结构主义教学理论”。他认为除了分析性思维以外，直观性思维也很重要。布鲁纳认为个人需要和动机激发对知觉亦有重要影响，这一新观点心理学（newlookpsychology）也很有影响。本杰明·布鲁姆（1913—1999），美国心理学家。其掌握学习理论（masterlylearning）认为几乎所有学生（95%以上）可通过一定的方法完全掌握学习内容。如果不能习得则非因为个人素质，而是没有在学习上花费足够的时间，如果不能通过学习过程中的测验（形成性评价）达到学习目标，可以进行再学习、补充学习或通过个别方式进行学习调整（如调整教学方法或调整学习基础），如此进行集体教学和个别指导的反复。布鲁姆认为，以往认为全班只有几分之一的学生能够完全习得学习内容是一种固定观念，它使学生学习意愿下降，压抑学生和教师的能力。范例教学法是1952年在西德举行的图宾根会议提出来的。这种教学方法要求从学科的本质性内容中精选出教材，并通过深入学习这些内容，使学生掌握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和学科结构。在战后的西德，“教材的过度供给”造成了学生学习意愿的下降，图宾根会议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而召开的。会议的观点是：与其不断地扩充教材，不如将教学内容的本质彻底地挖掘出来；考试时，与其考对固定知识的记忆，不如以增进理解力为目标。有学者指出，会议关于“过剩的填鸭式教学导致精神窒息，教育要恢复人的生命力”的观点与存在主义教育是密切联系的。范例教学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挥了世界性影响。

[14]引自『中国の人間革命』（1974年、毎日新聞社刊）中所收录的「大河のごとレ』。『池田全集』第百十八卷，29頁。

[15]『中国教育の文化的基盤』299頁。

[16]前掲『対話の文明——平和の希望哲学を語る』1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