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语言实际运用是关键（第3页）

[47]『創価教育学体系』第三卷·第四篇『教育改造論」第六章（乙）第一節「教育研究所の価値』『牧口全集』第六卷、132頁尔から。前掲『牧口常三郎箴言集』137頁。

[48]森本達雄訳「モケァ」。『タゴール著作集』第二卷（詩集Ⅱ）、第三文明社、116頁。

[49]日本教育史的主要文献还包括：梅根悟监修·世界教育史研究会编『世界教育史大系1日本教育史I』講談社，久木幸男『日本古代学校の研究』玉川大学出版部，斉藤昭俊『日本仏教教育史研究一上代·中世·近世一』国書刊行会，海後宗臣『日本教育小史』講談社，井上光貞他校注『日本思想大系3律令』岩波書店。

[50]前掲『日本教育小史』25頁。“才”指学问与才艺。“容貌”不仅是指面容，而且包括整个人透出的教养与品格。如《真假鸳鸯谱》（「とりかヘばや物語」）中，称赞主人公之一的若君（其实是姬君）时，说“才贤……其琴笛之音响绝天地之态乃世所稀有。读经、唱歌、诵诗之声……御才与容貌均优，故而传世。”（『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39住吉物語とりかヘばや物語』小学館，174～175頁）

[51]法門申さるべ专様の事」、『御書全集』1272頁。括号内为注记。

[52]关于镰仓幕府的成立时期，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1180年说。源赖朝在与其祖先有因缘的镰仓建立居所（大仓御所），设立统率关东武士的侍所，他被称为镰仓殿（武士集团的代表）（东国支配权的确立）。2。1183年说。朝廷保证赖朝从东国（东海道、东山道）的庄园和公领地获得官物和年贡（朝廷对东国支配权的承认）。3。1184年说。设立负责行政的公文所（即后来的政府），设立了负责司法的问注所（行政、审判机构的设立）。4。1185年说。平家灭亡，在各国设立守护、地头职，获得任免权（全国性军事、警察权及平氏旧领地支配权的获得）。5。1189年说。消灭奥州藤原氏（对抗武家势力的消灭）。6。1190年说。赖朝被任命为右近卫大将（此为律令制中常设武官的最高职位），后来很快辞职。开设政权机构得到公认（统治机构合法性之取得）。成为日本国惣追捕使，取得各国惣追捕使的任免权。成为日本国惣地头，获得各国地头的任免权。7。1192年说。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对全国武士的军事指挥权得到公认）。8。1221年说。胜于承久之乱（掌握治天权，完成对全国特别是对西国的支配），幕府分阶段地不断形成并最终确立。诸说之中，看重1185年设立守护、地头的学者为多。

[53]前掲『日本仏教教育史研究一上代·中世·近世一』、89～90頁。

[54]如井原西鹤（1642—1693）的《日本永代藏》（卷五之四）中便这样写道：“如公家应善敷岛之道（即作和歌），武士应善弓马之道，町人应善细致之算用，如称量不差秋毫那样精于簿账。”谷脇理史他校注·訳『日本古典文学全集40井原西鶴集三』小学館、229頁。

[55]在甲午战争以前，清朝的北洋舰队规模东方第一，有定远、镇远等七千吨级的当时世界最大级战舰。但炮弹等装备较差。日军则主要是巡洋舰，但新式舰的速度、舰队的运动、炮击的速度与准确性都较清军要好，故取得胜利。

[56]指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明治三十一年）的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至9月21日（农历八月六日）约一百天内进行的政治改革运动。这一年为戊戌年，故称“戊戌新政”或“戊戌变法”。变法是“变成法”之略，成法即为祖宗以来的政治模式。变成法即改变政治制度等在内的整个国家体制，致力于实现现代学制、军制、议会制度、运输通信、农工商的振兴等。此前，中国曾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推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清朝失败，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也凸显出来，更为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变法因反对派发起反击，西太后（1835—1908）发动“戊戌政变”而失败。支持改革的光绪帝（1871—1908）被幽禁，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等逃往日本。主张君主立宪的改革派中的谭嗣同（1865—1898）等六人被处死。

[57]森有礼（1847—1889），明治政府的第一任文部大臣（1865—1889），发布《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这句话引自森有礼向阁议提出的教育意见书，该意见书指出：“人民护国之精神、忠武恭顺之风，亦为祖宗以来渐磨陶养，尚未至于堕地，此为一国富强之基，乃无二之资本、至大之宝源。”（「閣議案」、『森有礼全集』第一卷、宣文堂書店、345頁）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本国的富强，要通过国民教育培养爱国心作为士气，并以此修学磨智，进于文明，促进生产，克服障碍，加速国势之进步，他认为培养这种精神力量的最大资源就是日本人民自古以来的“护国精神”与“忠武恭顺之风”。森有礼在文部省对直辖学校的校长所做的演讲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这种“为了国家的教育”的思想：“各学校在学政上非为学生其人，乃为国家，对此应始终铭记。”“从事学问教育之职，其本尊即在国家，以国家为本尊之心志浅乏之人，没有作为教育职员的资格。”（明治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同全集同卷、663頁）

[58]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陶冶道德品性，而这些品性由五种理念所引导，即支配自我的“内在自由”与“完整性”理念和支配与他者关系的“好意”“正义”与“公平”理念。但这种个人主义的赫尔巴特理念引入日本时被赋予了国家主义色彩。对此，牧口常三郎在《创价教育学体系》中写道：“有国民才有国家，有个人才有社会。个人的生长与发展最终将导致社会的繁荣、丰富与发展，相反个人的缩小即令国家衰微，令其势力减退。”（第二篇「教育目的論」、『牧口全集』第五卷、114頁）表示他一贯反对“为了国家的个人”的思想。

[59]『牧口全集』第五卷、8頁。

[60]参见第四章第一节。

[61]阿倍仲麻吕（698—770）在唐共三十六年，于753年被许可回国，当时许多诗人为他写了送别诗。包佶、赵骅、王维的诗都已收录于《全唐诗》。其中王维的诗也被收录于《唐诗选》，其《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最为有名。秘书晁监即晁姓秘书监之意，因阿倍仲麻吕的中文名叫晁衡（亦作“朝衡”）。秘书监是阿倍仲麻吕的官职，是宫廷中秘书省（图书馆）的长官，据推测此前他也做过与文字相关的官员，因此与诗人交友甚多。阿倍年轻时（二十七岁左右），储光羲曾赠诗，题中说：“贻洛中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这里说的朝衡任“校书”，指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即皇太子的图书管理员，负责图书的校正、刊行与保管。阿倍本身作为诗人也得到了认可，他在归国之际送给友人的诗《衔命还国作》也被收入《全唐诗》。送别阿倍后，李白又听说阿倍在归国途中遭遇海难而死，便写了《哭晁衡》表示哀悼。当然这是误传，阿倍的船漂到安南（越南）后，阿倍放弃回日本而最后回到长安。有的学者认为他与杜甫也相交至深。

[62]菩提仙那（Budhisena，704—760），奈良时代的渡来僧。出身于印度的婆罗门，年轻时入唐，传说在中国五台山感受到文殊菩萨的灵验。在长安遇遣唐使，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与佛哲（邑国即现在越南出身）和道璿两位僧人一道于736年（天平八年）来到日本。受到行基（668—749）等人的欢迎，进入平城京的大安寺指导弟子。751年（天平胜宝三年）成为僧正，第二年开始担任东大寺大佛开眼供养的导师。也被称为婆罗门僧正、菩提僧正。

[63]朱舜水（1600—1682），出生于浙江的儒学家。在明朝覆灭清朝建立的激**时代为复明而奔走，但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于1659年逃亡至长崎。安东省庵（1622—1701）听说他的大名后，也来到长崎并成为他的弟子，六年间将自己微薄俸禄的一半献给老师。朱舜水1665年成为水户藩的宾客，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将朱舜水邀请至江户，亲自施以门第之礼。后来朱舜水也常去水户，重视大义名分的他以“尊王攘夷”史观对于水户藩的重要事业《大日本史》的编纂方针以及“水户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朱舜水自己也始终秉持“拥戴明室之文明（即中华），攘除满洲人（清室）的夷狄”的大义名分，一生为反清复明而斗争。朱舜水在分析日本南北朝史时也以南朝为正统，还给为保护天皇而与东国武士的“夷”而战斗的楠木正成（1294—1336）写了表彰文。朱舜水死后，光圀根据朱的评价在楠木正成墓（位于现在的神户市湊川神社内）上刻下“呜呼忠臣楠子之墓”。通过赖山阳（1781—1832）编写的《日本外史》，楠木正成也成为勤皇的象征，这种观念与当时主张尊王攘夷的水户学的普及相得益彰，给幕末史带来了很大震动。

[65]嘉纳治五郎（1860—1938），日本的柔道家、教育家。为讲道馆柔道的创始人，为日本首度参加奥运会（1921年，斯德哥尔摩）和日本体育的振兴做出了贡献，被称为“日本体育之父”。是大日本体育协会（现为日本体育协会）创始人、第一任会长。国际奥委会第一位亚洲委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为筑波大学）校长。创办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弘文学院。

[66]秋瑾（1875—1907），清朝末年女革命家、诗人。1904年，离开丈夫和孩子独自留学日本，在清国留学生会馆的日语讲习会学习。后在实践女学校学习教育学和看护学（一度归国后再入学）。1905年9月，参加孙文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成为浙江省革命团体的负责人。同年11月，日本政府强化了对清朝留学生的管理，引起留学生的反抗。罢课运动开始后，秋瑾主张全员回国。她本人回国后，创办了杂志《中国女报》，推动女性解放运动。她在浙江省绍兴开办大通学堂以作为革命据点，并组建“光复军”，但其起义计划遭叛徒告密，秋瑾被捕，于1907年7月，以31岁的年龄被处斩首。秋瑾的死刑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怒，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清王朝在秋瑾死后四年倒塌。鲁迅作品集《呐喊》（1923年）收录有以秋瑾为原型的小说《药》。夏衍创作的戏曲《秋瑾传》（1936年）于1983年被搬上银幕（谢晋导演的《秋瑾》，曾在日本公映，译名为『炎の女·秋瑾』）。

[67]“（光绪）新政”，1901年以后由慈禧主导的政治改革。它是清朝最后的改革，亦称“清末新政”。戊戌变法（1898年）之后光绪帝一直被幽禁，因此并非光绪主导的“新政”，只是光绪年间（1875—1908）的“新政”。新政具体包括教育改革、新军创设、殖产兴业等，是戊戌变法的翻版。义和团事件（1900年）后，列强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新政正是在这一危机下进行的，包括禁止缠足的法令（1902年）在内，新政颁布的各项法令加速了现代化。1905年，在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清政府更加速了改革进程，1905年废除科举，1908年公布《宪法大纲》，并承诺在九年之后开设国会。但1908年光绪皇帝与西太后相继死去。三年后的1911年，清朝的命脉因辛亥革命而断绝。

[68]钱曼倩、金林祥：《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60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69]在“光绪新政”开始后不久的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第一个现代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因当年为农历壬寅年，故称“壬寅学制”，但因反对者众而未能实施。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对其进行了大幅修改，并于1904年1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才成为真正实质意义上的第一个现代学制。当年农历为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模仿日本的学制，由从初等教育到大学教育之“正系”（纵向，即各级）和普通、师范、实业等各校的“旁系”（横向，即各类）构成。这一学制特别强调义务教育，也提出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的口号。与1872年（明治五年）日本的《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即《学制》序文）所提之“自今以后……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相类似。癸卯学制规定，设初等小学堂，满七岁入学，不入学者父母将受惩罚，府、州长官也将被追究责任，但实际中初等小学堂的数量和入学学童数均未能很快增加，这是因为当时资金不足，社会对教育的必要性也缺乏意识。此外，虽然教育的形式现代化了，但内容依然重视经学即学习“四书”“五经”。该学制学习时间长，仅初等教育就需九年（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此外，当时科举尚存，所以癸卯学制是基于“中体西用”的思想，即以中国传统的学问为根本来使用西欧的科学技术，故有其局限。

[71]参见第一章第四节。

[72]松本龟次郎（1866—1945），日语教师、日本语言学家。生于静冈县。在1902年供职于佐贺师范学校时，出版了日本第一部方言辞典《佐贺县方言辞典》。第二年，受嘉纳治五郎的邀请，到接收清朝留学生的弘文学院任教。该学院最早的留学生中就有周树人。他在清国留学生会馆的日语讲习会上对秋瑾进行过日语的个人指导，秋瑾死后，他曾去中国扫墓。松本热心于日语教育，编写了很多高质量的教科书。1908年，松本龟次郎接受邀请成为北京的京师法政学堂（后为北京大学）的教习，于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回国。当时弘文学院曾一度关闭，中华民国成立后又重新开学招收中国留学生，松本又接受邀请到日语讲习会授课。后来学员增加且超过学校容量，于是两国人士于1914年共同投资建立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位于东京神田神保町）。1917年前后，松本还教过十九岁的周恩来，据说松本1918年曾率周恩来等留学生到京都奈良修学旅行，后来还在周恩来回国和到南开上学的问题上提供过参考意见（武田勝彦『松本亀次郎の生涯』早稲田大学出版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关东大地震（1923年）中被烧毁，松本投入到救助留学生的工作中，并在一个月后在简易教室中重新开课。1925年，学校并入“日华学会”（后改称“东亚学校”），松本由校长降为教头（后为“名誉教头”），但始终没有离开讲坛。1930年，松本到中国考察教育，对于日本的侵略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其著作《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中国近現代教育文献資料集』第一卷，佐藤尚子他编，日本図書センタ一）中说，中国的亲日或排日很大程度上受日本政治家的政策与言论影响。他还指出，两国国民不应为一时之政治、经济纷争所惑，而应以广阔之心胸而保持亲近。1935年，他创办了中日两种语言的杂志《日文研究》（刊出六期），由郭沫若题写刊名，鲁迅曾将正冈子规、厨川白村等人的作品译成中文后投稿。

[73]宫崎寅藏（滔天，1871—1922）生于熊本县。其兄曾参加自由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在这些社会活动家的影响下，他决心为遭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亚洲及世界讨回自由与人权。1897年，与孙文结识，为其思想与**所感染，终生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1900年，参加孙文领导的惠州起义但起义失败。后以吟游诗人（“浪曲师”）为业，并出版了自传体《三十三年之梦》。该书描写孙文的部分被译成中文，在中国民众中广为流传，成为鼓吹革命的有力著述。其穿梭于在日本结识的中国各派革命者之间，为各派合流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也付出了努力。在辛亥革命以前，积极参与筹备同盟会领导的起义并筹措武器。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其去世的前一年也多次访华。此外，他还帮助过菲律宾的独立运动与朝鲜的现代化运动。

[75]西园寺公一（1906—1993），西园寺公望之孙，战后曾任参议院议员。1985年后客居北京长达十二年。被誉为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井上靖（1907—1991），作家，致力于创办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并于1980年任会长。1957年以后曾访华二十多次，作品多以中国历史和人物为主题。与巴金等中国文化学者交谊深厚。与创价大学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合作出版了《四季雁书：往复书简》。郭沫若（1892—1978），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学先驱。中日友好协会第一任名誉会长。1914年留学日本，1928年至1937年曾在日本避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1955年，率中国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任校长，该校于2002年授予池田大作“名誉教授”称号。内山完造（1885—1959），1917年曾开办上海内山书店，中日文化界人士常以该书店为场所进行交流。经内山介绍，长谷川如是闲、金子光晴、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武者小路实笃、岩波茂雄、增田涉等人与鲁迅结识。内山还藏匿过受到官宪追查的鲁迅、陶行知和郭沫若等人。1928年曾帮助郭沫若逃亡日本。东京神田的“内山书店”匾额即为郭氏所书。上海内山书店也是鲁迅作品的代理商。内山曾任《鲁迅全集》编辑顾问。战后参加设立日中友好协会（1950年），曾任该协会理事长。1959年访问中国时客死北京，根据其遗嘱葬于上海万国公墓。1981年，上海市民在内山书店旧址建立了纪念碑。许广平（1898—1968），鲁迅的夫人，周海婴之母。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因卷入学校自由化运动而与鲁迅相识。鲁迅去世后，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倾注了心血。日美交战后，于1941年12月15日被抓到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接受了两个多月的审讯。（許広平『暗い夜の記録』安藤彦太郎訳、岩波新書）内山完造曾设法营救许广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并率妇女代表团历访世界各国。1956年，到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1961年，与中国妇女代表团一道访问仙台，参加“鲁迅之碑”（郭沫若题）揭幕仪式。廖承志（1908—1983），中国政治家。生于日本。父亲是孙文的盟友廖仲恺。曾参加长征。为对日外交的重要负责人，自1963年中日友好协会成立至其去世，一直担任会长。1954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副团长访日。1962年，签署《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LT贸易备忘录），对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作为“中日友好之船”访日代表团团长遍访日本各地。1974年，池田大作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曾到北京机场迎接，并结下深厚友谊。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认为“佛教是联结两国人民的桥梁”，积极促进两国文化交流。1962年，为纪念鉴真入寂一千二百年，决定在与鉴真和尚有因缘关系的大明寺（在江苏省扬州市）建立鉴真纪念堂，于1973年完成。1980年，促使奈良唐招提寺的国宝鉴真像回归故里，实现了在中国的展出。1955年以后，作为中国佛教界代表，长期参加在广岛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松村谦三（1883—1971），日本政治家。曾任厚生大臣、农林大臣、文部大臣等。在日本一部分势力坚决反对的情况下，积极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1959年以后先后五次访华。与中国领导层多次举行会谈，并建立了信任，开辟了交流之路。1970年，以八十七岁高龄最后一次访华，是坐着轮椅出发的。高碕达之助（1885—1964），政治家、实业家。电源开发第一任总裁，曾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经济企划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通产大臣等。1959年，松村谦三曾向周总理举荐高碕达之助，称其为可担当中日友好之人。其实周恩来总理此前曾与高碕达之助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见过面。松村访华归国后力促高碕访华，第二年，高碕率经济界代表团访华。1962年，高碕又作为经济使节团团长访华，与廖承志共同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坊间以两人姓名发音的首字母俗称之为“LT协定”。从此，中日两国开始从事半官半民的大规模贸易，一直持续到邦交正常化。高碕去世五个月前（1963年9月），曾与池田大作会见，说：“我的时间有限。需要新的力量。望你成为日中友好的力量。”“拜托你务必访华。”

[77]横山宏（1921—2001），生于中国辽宁省，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中日战争期间不得已从军，苦于被迫与包括同窗好友在内的所爱的中国人交战，以此为原点毕生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是日本战后社会教育运动的先驱，为创立日本社会教育学会、编辑《社会教育月刊》、成立社会教育推进全国协议会付出了努力，也为公民馆运动、生活记录运动、个人史运动等做出了贡献。1946年从中国回国后曾在文部省社会教育局工作，1958年后供职于国立教育研究所。参与编写《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1985年后任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受文部省派遣，到中国进行在外研究，此时与顾明远先生相识。1983年至1996年，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友好，多次组织社会教育访华团。曾任1991年成立的“日中教育研究交流会议”代表，该团体在横山先生去世后设立了“纪念横山宏学术鼓励奖”，目前该团体已经发展成为“日中现代教育学会”。横山宏在鲁迅研究方面也很著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持“阅读鲁迅之会”，将顾明远《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译为日文版（『魯迅—その教育思想と実践』同時代社，1983年），并出版了『対訳·魯迅画文選集』（同時代社，二卷）。

[78]大塚丰，广岛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1951年生，曾在广岛大学、美国乔治·皮博迪教育学院（现并入范德堡大学）研究院等校学习。教育学博士。主要从比较和历史的视角从事中国等亚洲各国教育与发展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客座教授。近著有『中国大学入試研究一変貌する国家の人材選抜一』（東信堂，2007年）等，是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日文版的译者，2008年起担任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

[79]大山定一訳「グーテ格言集」、『グーテ全集11』人文書院、164頁。

[80]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是2008年5月8日在东京会见的。池田大作先生赞同胡锦涛提倡的“和谐世界”观，并希望为此加强青年交流，池田大作还向胡锦涛表达了祝愿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的心情。胡锦涛高度评价了池田大作1968年发表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倡言》及促进两国友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胆识。此前，在198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的胡锦涛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访日时，池田大作在东京《圣教新闻》总社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表示要为建设两国美好的未来而努力。1998年4月，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不久的胡锦涛与池田在东京会见，共同确认了面向两国的长远友好而进行青年交流的重要性。2007年4月12日，池田大作先生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东京会见，温家宝表示，“创价”思想就是“慈悲”与“创造”，池田大作则表达了为促进民间的真正的心的交流要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的决心。胡锦涛和温家宝均属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池田大作与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都曾会见过，与第四代领导集体保持着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