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阿爸真的走了（第2页）

“明天。”她说，“让阿爸再待一晚。”

苏阿梅没有说话。她走到石凳前，在陈远水旁边坐下来。他的身体已经凉透了，但她坐在他旁边，像是他还是活的一样。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手是凉的，硬邦邦的，骨头硌著她的手心。她握著那只手，看著院子里那棵龙眼树。

龙眼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禿禿的枝条在风里微微地摇晃，像一个人在招手。树下那摊泼过水的地方，泥土的顏色比旁边深一些，在夕阳的余暉里泛著暗暗的光。

她握著陈远水的手，在那棵龙眼树下坐了一整夜。

那天晚上，陈阿圆没有睡。

她坐在灶间的灶台前，灶膛里没有生火，冷冰冰的。她穿著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拿著那把断了齿的梳子，在灶台前坐了一整夜。

她没有梳头。她只是握著那把梳子，拇指在梳子背面那朵刻花上一遍一遍地摩挲。刻花的纹路已经很浅了，浅得几乎摸不到，但她还是能感觉到。那朵花在她的拇指下面，像一颗被埋在土里的种子，看不见，但她知道它在那里，它在等她把它挖出来。

她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四岁那年，在缅甸曼德勒的广东大街上，她从箩筐里探出头来，看见父亲的背影。他的背很宽，肩膀很宽，挑著两只箩筐走得很稳。即使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箩筐也只是轻轻地晃，不会把她顛出来。她那时候不知道那条路有多长，不知道父亲走了多久，不知道父亲的肩膀上压了多少重量。她只知道那个背很宽，很稳，很安全，可以让她放心地坐在箩筐里，看著天上的云一朵一朵地飘过去。

想起七岁那年，陈家铺子开张。她站在柜檯后面，踮著脚尖，把金枣一颗一颗地摆在粗陶碗里。父亲从柜檯下面摸出一颗金枣，放在她手心里，说“你漏了自己吃掉的那一颗”。她那时候以为父亲是在教她算帐。后来她才知道，父亲是在教她——吃了就是吃了，欠了就是欠了，走过的路不会白走，咽下去的苦不会白咽，它们都会变成你身体里的一部分，变成你的骨，你的血，你的肉。

想起十二岁那年，土改工作队来陈家铺子。父亲蹲在灶间门口抽著烟，说“阿圆，以后有人问你阿爸在缅甸的事，你就说，你阿爸是种地的”。她那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种地的比做生意的安全。后来她明白了。在那个时候，种地的不会被人问“你在缅甸到底做了什么”，不会被人怀疑“你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不会被人在半夜敲门。父亲用一把锄头，把自己从“华侨商人陈远水”变成“种地的陈远水”，把可能砸到家人头上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搬到了自己身上。

想起十六岁那年，出嫁。她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回过头，看见父亲站在人群后面，手插在裤兜里，眼睛一直看著她。她没有哭。但她知道父亲哭了。父亲没有让別人看见他的眼泪，但他口袋里的手帕是湿的。她后来从母亲嘴里知道，父亲在她走后，一个人坐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坐了一整个下午。没有算帐，没有拨算盘，没有泡茶，就那么坐著，看著门口那条她消失的路。

想起生家安那天，父亲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整夜。她生完孩子从產房被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父亲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头靠著墙，嘴角掛著一丝口水，睡著了。他的手里还攥著那根竹竿，竹竿倒在地上，他攥著的那一头已经被他的汗浸得发黑。她看著他睡著了的样子，想起四岁那年，她坐在箩筐里，看著父亲的背影。那个背影和现在这个背影不一样了，那个背影又宽又直，这个背影又瘦又弯。但它们是同一个背影。都是她阿爸的。

想起家兴满月那天，父亲坐在石凳上看著远处的山坡，说“桃花开了”。他那天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她那时候没有在意。现在她知道了，那是父亲在跟她告別。他看了桃花，看了龙眼树，看了院子里的鸡，看了灶间的烟囱，看了她。他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看了一遍，在心里收好了，然后就走了。

他把该看的都看了，该收的都收了，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

她靠在灶台上，手里握著那把梳子，闭上了眼睛。

她没有睡著。她只是想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把那座从缅甸到泉州的山路再走一遍。在黑暗中，她看见了父亲。他走在她前面，瘸著腿，拄著竹竿，竹竿点在地上的声音，篤、篤、篤，像钟声。她叫了一声“阿爸”，他没有回头。她又叫了一声，声音大了一些，他还是没有回头。

他没有回头，但他在往前走。

他一直在往前走。

天亮了。

陈阿圆睁开眼睛，灶间的窗户纸上透进来一线灰濛濛的光。她站起来，腿麻了，扶著灶台站了一会儿，等麻劲过去，然后走出灶间。

院子里的石凳上，苏阿梅还坐在那里，还握著陈远水的手。她坐了一整夜，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泪已经在前几天夜里流干了，流到后来，眼睛干得像两口枯井，什么都流不出来了。

“阿母。”陈阿圆走过去，蹲在她面前。

苏阿梅抬起头，看著女儿。她的眼白上布满了血丝，眼瞼肿得像两只桃子，嘴唇乾裂，脸上一层灰扑扑的、像尘土一样的东西。她看著女儿，像是没有认出来，看了好几秒钟才回过神来。

“天亮了啊。”她说。

“嗯，天亮了。”

“棺材的盖子，该盖了。”苏阿梅鬆开陈远水的手。那只手从她手里滑出去，落在石凳上，弹了一下，然后又不动了。

陈阿圆没有叫林清石。她自己走进那间空屋子，把棺材的盖子搬了出来。棺材盖子是杉木的，不重，但她搬了一整天才搬过来——不是搬不动，是捨不得搬。她走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停一步，从空屋子到院子，短短几十步路，她走了好几分钟。

她把棺材盖子靠在石凳旁边，然后蹲下来，和陈远水面对面。

他还穿著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衣裳太大了，领口敞开著，露出瘦骨嶙峋的锁骨。他的头髮被苏阿梅梳过了，整整齐齐地往后梳，髮胶用一点，是林清石从镇上带回来的，透明的那种，抹在头髮上能把头髮固定住，硬邦邦的，像一顶头盔。他的脸被擦乾净了，眉毛一根一根地描过，鬍子刮过了，下巴光光的。

他看起来不像一个要死的人。他看起来像一个要去参加很重要、很正式的场合、特意把自己收拾得乾乾净净的老人。

陈阿圆看著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帮他把领口扣好。

“阿爸，”她说，“你的衣裳太大了，你应该早点说的，我可以帮你改小一点。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改不了了。”

她的声音很平，像在跟一个有耳朵、会回答的人说话。但陈远水不会回答了。她知道他不会回答了，但她还是想跟他说话。有太多的的话在过去的十三年里没有说，在她更小的时候没有说，在缅甸的时候没有说，在泉州的那些年里没有说。

她以为以后还有机会说。她以为父亲会活很久。她以为他那种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倒的人，应该会活很久。

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