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0年的西欧及其他地区的铁器时代社会（第1页）

第十章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0年的西欧及其他地区的铁器时代社会

巴里·坎利夫（Barryliffe）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400年，古希腊罗马世界的诞生

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欧洲处于迈锡尼权力的鼎盛时期，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根据迈锡尼陶器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的分布情况，爱琴海船只定期冒险进入亚得里亚海和西地中海，以满足迈锡尼王朝对原材料的需求。在更遥远的蛮荒欧洲的边缘地区，当地精英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对商品的控制能力，尽管这种权力结构是不稳定的；这些商品的目的地是爱琴海的消费市场。就像迈锡尼社会的短暂繁荣是希腊文明以及后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先兆一样，迈锡尼的贸易体系以及边缘地带野蛮人部落对此后5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发展的互动也是如此。迈锡尼体系几乎是针对成熟的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一次试运行。

要了解早熟的地中海边缘地区以外的欧洲所发生的事情，首先就必须看看地中海本身，因为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这两个世界的命运就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400年的4个世纪中，地中海的历史随着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之间的贸易竞争而开启，并随着罗马人和迦太基人这两个继承者的军事对抗而闭幕。错综复杂的事物和次要历史情节很多且引人入胜，在这里我们只能梳理出几个主要的主题。

到公元前800年，希腊大陆和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的城邦开始从默默无闻中崛起。随着人口在重点地区集中，社会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由于人口迅速增长以及生产系统无法长期维持粮食供应而加剧了社会压力。这些问题通过大量人口离开家园并建立殖民地而得以缓解。尽管希腊人将殖民定居点（apoikiai）与贸易站点（emporia）区分开来，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会很大。无论最初定居的动机是什么，人口过剩的虹吸效应和在不管是在庞蒂克草原（Pontic）的玉米田还是金属丰富的伊特鲁里亚（Etruria）这样的高生产力区域边缘建立贸易飞地的渴望，都使得两者的区别很快就会变得模糊起来。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600年的两个世纪，见证了西地中海向希腊世界的开放。根据希腊的传统，最早的殖民运动是由来自埃雷特里亚和卡尔基斯的欧波亚人发起的。从考古证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大约到公元前770年，集约贸易就已经开始了。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殖民聚落之一，是在那不勒斯湾北端伊斯基亚岛的皮特库萨，殖民者令人折服地选择了这个地点，它与北部的埃特鲁里亚的高产地区和厄尔巴岛有直接和方便的联系，那里有各种金属，特别是优质的铁矿资源。人们显然认为这个岛屿位置优越，不到几年，哈尔基斯人就在库迈邻近的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聚落。

从希腊到西地中海偏远地区村落的旅程是漫长的，但早期海上交通的陆地环绕式风格，以及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沿岸提供的安全且经过充分试验的锚地，使得航行变得不那么危险。随着贸易强度的增加，这些港口有许多已经成长为固定的聚落。纳克索斯岛，位于西西里岛东海岸陶尔米纳以南，据说始建于公元前734年，科林斯人在次年就选定在其南部80千米处的锡拉库扎建立殖民地。其他人紧随其后，直到大约公元前650年，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已经成为希腊的一个延伸区域，它们被称为“大希腊”并非毫无道理。

起初，与伊特鲁里亚人的贸易满足了希腊大陆本土市场对金属的需求，但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一批新的探险家出现在地图上，他们是来自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福西亚镇的福西亚人。据希罗多德记载，他们是“最早远航的希腊人，正是他们开辟了亚得里亚海、伊特鲁里亚和西班牙，以及塔尔泰索斯地区”。据他所述，福西亚人驾驶的不是商船，而是一种有着50只桨的单层桨战船，这提醒我们，当时的探险活动与2000年后的瓦斯科·达·伽马利用他的火力为葡萄牙在印度建立的霸权几乎是一样的。这清楚地表明，西班牙东南部黄铁矿带的矿产资源是主要的吸引力。这些资源是由占领了瓜达莱特河下游地区、瓜达尔基维尔河，以及廷托河领土的塔特西人控制的。希罗多德还记载道，塔特西人对福西亚人的态度非常友好，当福西亚的家园受到来自波斯人越来越大的压力时，塔特西国王邀请他们全体迁移到他的王国，福西亚人拒绝了这一提议，而是接受了金钱来建造防御城墙。

福西亚海员所走的航线，极有可能先向北行驶，从那不勒斯湾到科西嘉岛，再到法国海岸，然后沿着西班牙的地中海海岸，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到达大西洋的塔特西港口。像所有的海员一样，他们会在沿途选择港口来补给食物和水，从而与许多土著群落建立密切联系。逐渐地，位置最好的港口发展出了贸易港口的功能，最终更有利的地点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批永久殖民者。靠近罗纳河口的马萨莉亚（马赛），在公元前600年成为殖民地。不久之后，恩波利昂（安普里亚斯），以及科西嘉岛东海岸的阿拉利亚在大约公元前560年也成为殖民地，后来又发展了子殖民地，以填补两者之间的地域。因此，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福西亚人已经牢固确立了自己作为西地中海北部水域主人的地位，逐渐接管了曾经是伊特鲁里亚人的领地。通过这种方式，西欧的野蛮人群落首次密切建立了自己与希腊城邦的联系。

希腊扩张的同时，来自黎凡特（今黎巴嫩）沿海城市闪米特人一支的腓尼基人，正在与北非和西班牙南部沿海地区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他们似乎也被塔尔泰索斯的矿产资源吸引。据传，他们应该是在加尔德（加的斯）建立了一个贸易港口，那时是塔特西王国南侧的一个岛屿，时间约为公元前1200年——这是一个未经考古证实的日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占领遗迹仅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当然，到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的贸易得到了加强，其背后的原动力可能是亚述人对白银的需求。腓尼基人，凭借其家乡的沿海位置，是占据地中海生产和近东消费帝国之间接合的天然中间人。

希罗多德详细描述了腓尼基商人和塔特西人之间的贸易性质。“在向那个地方输入石油和其他小型海上贸易商品之后，”他记叙道，“他们获得的白银如此多，以至于再也无法保存或接收更多的白银，而在驶离这些港口时，他们不仅被迫用白银制造他们使用的所有其他物品，而且还制造他们所有的锚。”这无疑过分夸大，但足以说明白银的输出可能是巨量的。塔特西人的银子极有可能最终成为亚述人的货币。

腓尼基人的贸易范围极为广泛，不局限于塔尔索泰斯。他们的踪迹可以追溯到北非的大西洋沿岸，并且在地中海地区沿着西班牙南部海岸有一系列的小港口。从这里，内华达山脉山间地区的生产腹地，以及更远的瓜达尔基维尔山谷，都能够被开发。腓尼基人的聚落也沿着商人穿越地中海沿岸的路线建立起来，但在突尼斯沿岸最多。最早的是在尤蒂卡，但它很快就被公元前7世纪盛极一时的迦太基取代。腓尼基人在沿途其他地方如西西里岛西部、撒丁岛的南部和西部海岸，以及巴利阿里群岛上都建立了港口。就是说，当希腊人控制西地中海北部地区时，腓尼基人控制着南部。这并非表明这两个势力范围是互斥的，相反，有许多合作的证据。在迦太基的早期地层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希腊遗物，很有可能是腓尼基商人在西西里岛或意大利港口接载希腊石油和其他商品，然后将其转运给他们在西方的贸易伙伴。

公元前6世纪中叶，西地中海的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前573年，巴比伦人占领了黎凡特海岸的腓尼基城邦，严重破坏了长期建立的贸易体系。当时西地中海与东部的联系被切断，从现在开始，迦太基而不是古老的母城提尔和西顿成为腓尼基商人在西部的主要据点。不久之后的公元前544年，波斯人霸占了小亚细亚诸城，围攻了福西亚人的城镇。人们集体向西逃亡，想要定居在其科西嘉岛的阿拉利亚殖民地。伊特鲁里亚人将如此大规模的希腊人数量存在视为严重的经济威胁，因为他们当时仍在西地中海北部区域进行广泛的贸易。伊特鲁里亚人与迦太基人结成联盟，于公元前537年左右在阿拉利亚附近的海岸发生了海战。尽管希腊人获胜，但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希腊殖民者决定从科西嘉岛迁出，离开伊特鲁里亚人的领域，在意大利南部的埃里亚建立一个更安全的殖民地。

这一事件提醒人们，西地中海地区开始变得局促，无法满足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日益增长的经济野心。阿拉利亚是长期紧张局势加剧期间的第一次重大冲突，最终导致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

阿拉利亚之战，并不意味着伊特鲁里亚人将北部海路据为己有，事实上，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希腊的马萨利亚城邦开始迅速发展，主导着通往野蛮高卢及其他地区的贸易路线。这一突然增长的原因可能是，继阿拉利亚之后，迦太基人有效控制了西班牙南部的港口，阻止了希腊人的贸易通道，使得他们不仅无法获得塔尔索泰斯的矿产资源，而且还无法进入较远的大西洋贸易体系，而希腊市场的大部分锡都是从那里获得的。通过发展马萨利亚和高卢南部的其他港口，希腊殖民者可以直接控制通过蛮族欧洲的两条主要贸易路线：通往北部罗纳-索恩流域的航线，以及进入大西洋海路的卡尔卡松峡谷至加伦—吉伦特的航线，从而获取了加利西亚省、阿莫里凯地区和康沃尔郡的宝贵锡矿。因此，迦太基人垄断直布罗陀海峡的一个后果是，希腊人在高卢南部的势力更强大安定，这反过来又导致伊特鲁里亚人的利益逐渐被剥夺。

对伊特鲁里亚人的影响可以很容易地查明。古老的沿海城镇开始衰落，一个新的贸易路线系统通过亚平宁山脉向北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末，伊特鲁里亚人在亚平宁山脉的北侧建立了马尔扎博托和费尔西尼亚（博诺尼亚）城镇，俯瞰着富饶的波河流域。这种重新定位为伊特鲁里亚人提供了直接进入两个新市场的途径，一个是穿过阿尔卑斯山通往野蛮人的北部，另一个是经过沿海城镇斯皮纳和阿德里亚进入亚得里亚海，从而直接进入希腊市场，而不必经过大希腊贪婪的中间商。根据目前的证据，斯皮纳似乎建立于公元前520年左右，而阿德里亚可能略早些。这些经济调整，使得伊特鲁里亚人在近一个世纪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与此同时，在西地中海，人们的行动自由逐渐被剥夺，最终在公元前474年，伊特鲁里亚人与大希腊的军队在库迈附近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海上战斗，伊特鲁里亚舰队惨遭重创。

回顾详细资料，可以发现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600年存在一个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阶段，紧接着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50年的冲突、竞争和加剧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从意大利到葡萄牙的整个欧洲海岸，都与希腊、伊特鲁里亚文化和腓尼基文化有接触；在第二阶段，腓尼基和迦太基文化的影响力集中在伊比利亚南部，而在北方，希腊人开始主宰高卢的南部海岸，同时，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范围重新聚焦在亚得里亚海和阿尔卑斯山东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所有这些转变和再调整都会对欧洲内陆地区的人群产生巨大影响。

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50年，蛮族外围

围绕地中海沿岸建立的贸易港口，刺激了欧洲蛮族的发展。不同地方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但每种情况的模式都是相似的——地中海地区的商品被狂热地寻求，其中最有价值的则被贵族获得，用来炫耀其高贵的地位；而价值较低的商品，则被精英们在礼物交换的循环中流传给了地位较低的人。同时，人们渴望模仿异国风情，当地的工匠仿制进口奢侈品，人们采用异域文化的某些方面。

在西班牙南部，随着塔特西人及其邻国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进程发挥着明显的作用。进口商品的数量是巨大的。在韦尔瓦（几乎可以确定这是古塔尔泰索斯遗址）的发掘中，人们从一条长6米、宽4米的沟渠中提取了1400枚希腊陶罐碎片。这些陶器来自东地中海的一些中心，包括雅典、希俄斯岛和萨摩斯岛。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但大多数属于公元前6世纪。如果这一次挖掘的材料密度在整个遗址内是一致的，那就意味着有数百船货物进入过这座港口。

在拉霍亚聚落的外围有一座公墓，那里埋葬了公元前7世纪的一些当地塔特西精英。在17号墓中，死去的贵族随葬有一辆胡桃木马车，车上饰有青铜，并配有一个象牙盒，以及一套由壶、碟和香炉组成的青铜礼器。这些物品显然是由当地工匠制作的，但墓葬品所隐含的信仰似乎取自东地中海。在塔特西人领地的其他地方，随葬丰富的墓葬很少见，但在王国的北部外围附近发现了许多。在卡莫纳发现的一组墓葬，随葬有雕刻精美的象牙；另一组墓葬发现于阿利萨达，随葬品由一系列惊人的黄金珠宝组成，其中大部分是当地制造的，除了一枚叙利亚紫水晶印章和一个埃及耳环。这些富有的墓葬可能代表着当地精英的财富，他们通过控制经其领土到达沿海港口的商品流动，得以致富。

通过加的斯和韦尔瓦的主要港口以及西班牙南部海岸较小港口进口的希腊和腓尼基陶瓷制品，导致当地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用红黑几何图案绘制的浅赭色织物，代替了灰暗的制品，很快被人们接受。这就是被称为东方化阶段的一部分内容，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550年，随着这一阶段的到来，遍及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的城市也得到了同样迅速的发展。到了公元前6世纪，这里已存在着相当多的城镇，四周都围有城墙，不久之后，伊比利亚艺术的最初表现形式就出现在波尔库纳这样的地方：令人吃惊的精美雕塑作品，在盔甲和服装的细节上明显是本土风格，但其东地中海的原型仍然清晰展现出来。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的这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发展，可能是由于贸易网的重新定位，因为那时西班牙南部沿海的腓尼基港口最为活跃。其影响似乎是腓尼基人从地中海沿岸向北，与控制着远处莫雷纳山脉的白银产区和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丰富资源的群落建立了直接联系。有证据表明，大约在这一时期，塔特西人领土向西变化的步伐变缓，这可能是因为东地中海的商人宁愿使用更直接的航线，也不愿冒险进入大西洋经由塔特西中间商进行贸易。

随着公元前6世纪的到来，中心城市的进一步转移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希腊陶器进口商品的分布来判断，西班牙东南部的港口成为主要的入境点，这一发展可能与伊比沙岛在约公元前550年之后成为腓尼基中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有关。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是喀他赫纳港附近银矿的开发可能是其中一个吸引点。从东南海岸，瓜达尔基维尔河的传统开采资源仍然能够通过塞古拉山谷到达。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整个西班牙地中海沿岸地区都已经发展成为充满生机的城市化社会，以复杂的军事结构为基础，具有高度独特的艺术和文字。他们当时被称为伊比利亚人，源自土著血统，与东地中海商人长达3个世纪的密切互动，使得他们加速了文化发展，也增强了文化特色。

北部的山脉，如滨海阿尔卑斯山和塞文山脉，在地中海地区和欧洲温带地区之间形成了一道重要的屏障，但罗纳河和索恩河流域提供了一条从勃艮第到德国南部广阔地区的简单路线。这一西哈尔施塔特地带，横跨塞纳河、索恩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上游，可以直接进入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部分大陆地区，由此在欧洲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毫不奇怪，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当希腊主导的贸易通过马萨利亚得到加强时，这一北部区域的精英们得以指挥和控制异国的地中海产品作为贸易货物运往北方。货物流通在早些时候就开始了，包括用于希腊宴会饮酒仪式的贵重装备，譬如制造于公元前7世纪末，在维尔辛根和卡珀尔发现的“罗得岛”酒壶，以及公元前6世纪初在意大利南部制造的出土于格拉奇维尔的提水罐。但公元前6世纪中叶之后，贸易量激增。有着大量价值不菲的大型物品被持续进口的，比如维克斯的与人等高的青铜罐；还有一系列价值较低的商品，包括雅典的陶器，先是黑彩，后来为红彩。毫无疑问，马萨利奥特的双耳细颈椭圆土罐装满了普罗旺斯产的葡萄酒。

贸易的运作机制仍然模糊不清，我们也无法确定有什么当地产品作为回报。黄金是一种可能，兽皮、毛皮和食品也有可能，比如熏火腿，几个世纪后该地区就以其闻名于世。对地中海经济至关重要的另一种产品是奴隶，在后来的商业交易中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当地精英阶层对这些交易保持着完全的控制，并将获得物作为他们崇高地位的象征。生活中，最高酋长与下属之间存在着奢华的盛会和礼物交换的循环；而酋长死亡后，家族就会随葬昂贵的酒具和其他奇异的装备，以此来体现其社会声望。在这一层面上的炫耀性消费造成了奢侈品短缺和需求，从而进一步刺激了贸易。地中海贸易商一直有能力也愿意为该体系提供供给，这种平衡尽管不稳定，却一直保持着。

考古学上的这种“名牌商品经济”的表现形式是引人注目的。许多山顶区域被开发成贵族的防御住所。在勃艮第的拉苏瓦山、德国南部的海涅堡，以及瑞士格拉讷河畔的沙蒂永，都发现了大量的地中海奢侈品。同时，一堵与众不同的城墙环绕着海涅堡，它是在石块构造的地基上用泥砖砌成的，向前突出的矩形棱堡赋予其生气。这种技术在希腊很普遍，但对于欧洲温带地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那里的冬雨很快就会对墙体造成严重破坏。尽管如此，它依然是一个显著事例，说明蛮族的精英是如何热衷于他们所理解的地中海文化。

在他们的墓葬中，所随葬的一系列奢侈品也展示了精英阶层对地中海的掌控。在拉苏瓦山附近的维克斯，死者随葬有一整套的葡萄酒具，从调制葡萄酒的罐子到用来饮用的杯子。而在霍赫多夫，一口源自地中海的大釜中盛着蜂蜜酒，它是用当地制造的镶金角杯来饮用的。在别处，往往能发现酒壶和雅典杯。高等级的墓穴也可以通过黄金用量和装饰精美的随葬车具的存在来区分，在霍赫多夫，人们普遍用铁板覆盖随葬车具，这是一项没有任何效用的工作，但表现出家族指挥近乎无限劳工的能力。

西哈尔施塔特地区的主要家庭，在竞争性贸易网络中相互关联，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财富随时间而变化。变化原因之一是由地中海政治重新定位而引起的奢侈品流通的变化。较小的变化很难从考古学上加以辨别，但阿拉利亚之战后，伊特鲁里亚贸易网的重新调整导致了一次重大动**。公元前525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左右，在瓦尔奇和邻近城镇的伊特鲁里亚作坊制造的鸟嘴状酒壶的分布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些酒壶散落分布在通过亚平宁山脉、穿过波河流域、沿山口向北通过阿尔卑斯山的路线上。除此之外，莱茵-摩泽尔区中部地区的精英墓葬群密集分布，而法国北部的马恩地区则较少集中。对这种模式最简单的解释是，由于马萨利奥特人当时的垄断地位，伊特鲁里亚商人无法通过罗纳走廊得到北欧地区的丰厚财富；于是他们开发了自己的新商道，迂回绕过了西哈尔施塔特地区，并与北部边缘的马恩-摩泽尔区人群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一地区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很可能是洪斯吕克-艾费尔地区的优质铁矿石。

这种联系对马恩-摩泽尔区的影响是巨大的。先前，已经开始出现分布广泛的武士权贵，其尚武性很可能是由于该地区能获得奴隶，进行与西哈尔施塔特精英阶层的交易，而后者则将他们转运到地中海。与地中海建立的新联系，凭借伊特鲁里亚网络，首次将名贵商品直接引入该地区，从而使杰出的武士通过操纵奢侈品继而成为精英。这样的人被葬于华丽的墓地中，比如萨尔兰州的魏斯基兴和施瓦岑巴赫，以及马恩的梅耶峡谷和索姆-比昂尼。

伊特鲁里亚人与马恩-摩泽尔区的联系，通过进口鸟嘴状酒壶的分布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但它也以更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新的精英阶层在其葬礼仪式中采用了两轮战车，这是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学到的一种方式。此外，还出现了极具创造力的铸造匠人群体，他们依靠其不拘一格的艺术图案为他们的贵族顾客制造了一系列器皿和装饰品，其中许多只是稍微偏离了伊特鲁里亚的原作。在这个短暂而辉煌的时期，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凯尔特艺术或拉坦诺艺术，这注定要成为欧洲大陆第一种真正的泛欧艺术风格。

这一新的精英阶层在公元前5世纪初突然崛起，对已经建立起来的西哈尔施塔特体系产生了破坏性影响，致使该体系迅速瓦解。瓦解的原因是内部动**，还是奢侈商品供应量的减少，或者是来自北方外围的侵略，这些都不完全清楚：年表太不精确，允许多种解释。可以明确的是，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西哈尔施塔特的奢侈商品经济已经接近尾声，马恩和摩泽尔的武士精英阶层正蓬勃而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神很快就被广泛地传播开来。

亚得里亚海的海角，为地中海地区和欧洲温带地区之间提供了另一个便捷的连接。从威尼斯平原有一条相对容易的路线，可以通过尤利安山到达斯洛文尼亚的丘陵地带，然后向东经过德拉瓦河和萨瓦河，到达多瑙河上游平原；或者向北沿着东阿尔卑斯山脉的边缘，穿过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多瑙河，到达摩拉瓦河流域以及远处的北欧平原。斯洛文尼亚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之间，其中心位置至关重要，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独特的聚落群，其基础是马格达伦斯卡-戈拉、瓦采和斯蒂纳等大型设防聚落，其下面分布着巨大的墓地。这些遗址的考古证据给人留下的首要印象是近4个世纪以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无法确定是哪些产品进出斯洛文尼亚，但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所占分量可能很大。当地有优质铁矿石，具有铁矿开采的充分证据；另一个专业产品是玻璃，通常被制成五颜六色的珠子。鉴于该地区的关键位置和生产力，人们可能曾期望精英阶层的出现，能以西哈尔施塔特地区的模式创造对地中海奢侈品的需求，但事实并非如此。有证据表明，贵族的墓葬形式丰富，通常配有轻型青铜盔甲，并附有华丽的瓮，但进口奢侈品较为罕见，西部的财富集中现象在这里找不到。显然，这里的社会制度与西部是完全不同的。

最合理的解释是，东地中海商人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展现的企业家精神，以及伊特鲁里亚人用来开拓中部阿尔卑斯山关口的创业活力，出于某种原因，并没有引起东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关注。人们关心的是在斯皮纳和阿德里亚的通商口岸开发波河流域，以及通往西北部的航线。这或许仅仅是因为从东北部到达亚得里亚海的商品需求量要少得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借助植根于社会体系中的传统交易方式穿越斯洛文尼亚，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地中海贪婪的商业主义的影响。

更远处的边缘地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50年

在从葡萄牙到克罗地亚这个直接受希腊、腓尼基和伊特鲁里亚世界影响的不规则领土区域之外，是欧洲大陆的广阔地带。由于地貌和气候及其资源潜力各不相同，这相应又影响了令人困惑的各种文化输出。我们可以将该地区简单划分为三大区域：从英国南部和法国北部延伸到斯洛伐克的温带地区；包括荷兰、德国北部、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内的北部地区；以及从葡萄牙延伸至苏格兰西北部的大西洋地区。毋庸置疑，这些地区不仅在文化方面，而且在现有证据的保存质量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

在温带地区，数量惊人但又完全不同的群落将十分之一的精力都投入到山地堡垒及其相关建筑的建造和维护上。其中许多地区，例如英国南部和德国南部，山地堡垒在青铜时代晚期就开始发展，在公元前7世纪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初，这种现象达到了顶峰。这些建筑占地面积通常在1～6公顷之间，很显然，这需要在某种强权下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努力，其存在本身就表明了权力和社会经济体系的某种程度的集中化，它们将群落凝聚在一起。但是，如果认为该地带不同地区堡垒的存在就意味着它们具有非常相似的社会结构，那将是错误的。

鉴于这种现象的潜在意义，考古发掘工作却出乎意料的少。在英国南部，已经发掘出一部分这一时期的堡垒，其中一些规模相当大，很显然，许多堡垒都被大量的群落占据。在代恩博里，圆形的木结构房屋就集中在城墙后面的空地周围，而且沿着围墙南部的碎石小道分布。在其他地方，人们在木制的仓库和窖穴中留出了粮食储存区。在该地区的某些区域，特别是中南部，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修建了大量的山丘堡垒，但大部分在大约公元前400年之后被废弃，只有少数在继续使用并上升到主导位置。这种被称为“成熟的山丘堡垒”的类型有许多被一直使用到公元前1世纪。因此在这个地区，鼓励建造早期堡垒的社会制度似乎持续了500年左右，尽管是以一种发展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