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0年的西欧及其他地区的铁器时代社会（第2页）

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南部，堡垒的密度略低，发掘出的数量也很少。但有些堡垒规模较大、足以作为范例，譬如法国的哈鲁德堡，以及比利时的布泽诺尔、凯默尔堡和哈斯登，它们似乎都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时被废弃。但在更东的卢森堡的两座堡垒——奥岑豪斯和阿尔特堡，它们的使用密集期在公元前400年以后。在这里，或许我们看到的是类似于英国南部山地堡垒现象的一种本土化发展。山堡区一直延伸到德国中部，直至前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西南部的斯莫列尼茨，发掘了一座公元前6世纪的筑垒，其基本规模、位置和基础经济与威尔士边区的典型堡垒几乎没有什么差异。

公共防御工事的理念在波兰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大波兰区和西里西亚发现的许多堡垒，大多数可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并非所有的堡垒都在小山上，在湖泊中的岛屿上也发现了一些。最著名的是比斯库平，位于比得哥什附近，在1938年至1949年发掘工作揭露了岛上聚落的总体规划，它被一堵坚固的木制城墙围绕。城墙内的整个区域都被13排平行的房屋占据，房屋之间紧密地排列着用木头铺成的小道，连接着一条环绕城墙内建筑群的环形路。一排排房屋由3栋到10栋独立的房子组成，按照单坡屋顶，以排屋的方式排列。尽管没有明显的重大社会分化迹象，但这一非凡聚落的整个布局都让人联想到公共秩序是维持在强权之下的。假设所有的105栋房屋同时使用，且每套房屋只容纳一个家庭，那么常住人口可能有400人到500人。

就其多样性而言，我们很容易看到，在欧洲温带的这个山地堡垒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基本水平大致相同，堡垒代表着人口的集中，而服务则大概由当地领导人的权威来维持。这种发展的内在过程植根于青铜时代晚期（见第九章），但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有明显加速的证据。筑垒这一非常行为，以及从英国到波兰的许多遗址所证明的被攻击的事实，都足以说明潜在的侵略潮流偶尔会爆发为公开的战争。很难阐明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但是，普遍的气候恶化加上人口的增加，可能足以引起广大地区的社会不稳定。在西哈尔施塔特区和南部的马恩-摩泽尔区，相互竞争的上层精英阶层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也可能是一个辅助因素，尤其是如果最终为了地中海市场而通过突袭抢夺奴隶成为两个地区交流进程的重要一部分。

由于不同区域的资源潜力，支撑这一山地堡垒地带各个群落的经济体系差异很大，但筑垒的持久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聚落的长期性，则表明了人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开发的重视。当时英国南部山地堡垒明显可见的相当大的存储能力充分表明，在这里，至少盈余粮食的获取和储存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动机，虽然很难说明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有组织的区域再分配制度，或者仅仅是一种针对周期性短缺的对冲措施。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整个地区，进口奢侈品在经济中没有发挥任何重要的作用：这些堡垒基本上是区域体系的中心，而这些体系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毫无疑问，只有在诸如铁、青铜、矿石等基本商品，以及像玻璃制品、琥珀和珊瑚等小奢侈品中，区域间交易才会在社群互动的礼物交换系统中发生。

在该区域内，很少会看到富有的墓葬，但偶尔会发现一些被认为是权贵人物的墓地，比如在比利时海恩地区的库尔圣艾蒂安，那里有一座跨越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长期公墓，不时会埋葬富有的武士。在掌握了各种物资或路线使财富得以积累的地方，是可能会出现这种区域性精英的。

越过山地堡垒地带向北，从莱茵河口到维斯瓦河，横跨北欧平原，向北穿过丹麦和瑞典南部，有一大片广袤的领土，其特点是村庄在确定的领土内一代又一代地转移定居。这种乡村经济是一种非常持久的现象，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在维京时期仍然可见。在整个三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可以发现技术变革和农业制度的进步，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该地区巨大的社会连续性。甚至在公元最初的4个世纪中，罗马世界的临近也几乎没有造成混乱。

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典型的村落由一组长屋和附属的仓储建筑组成，每个建筑群代表一个家庭单位，它们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社会差异，但在地域性建筑中出现了区域和年代的变化。在公元前6世纪的荷兰哈普斯聚落中，屋顶的屋脊由居中放置的一排排木料支撑，侧墙负荷由坚固的墙柱承受，而在公元前5世纪的日德兰半岛的格伦托夫特聚落，则采用了三道侧廊的结构。在整个地区反复出现的一个特点是通过一条贯穿两个相对门道的中央连接通道将房子分割成两部分。其中一个区域通常较小，被预留为一个公共生活空间，有一个放置在中央的炉膛；另一个区域通常用于牛栏。这种划分在格伦托夫特这样的村落中尤为明显，那里牛栏末端的侧廊被划分为单独的畜栏，其中一些较大的房子可以容纳10头到20头牲畜。牛显然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绝不能排除粮食生产，因为农田系统在公元前一千纪后期的许多地区都变得很普遍，而且不时在沼泽中能发现木制的牲畜围栏。

北欧平原的乡村经济，在公元前一千纪明显成为整个欧洲最稳定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在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贸易网络开始带来不稳定的音符之前，这些农业群落与地中海发展中的消费市场的破坏性影响相隔绝。他们同时受到所处地貌的严酷限制，几乎没有动力接受创新或通过操纵奢侈品来追求地位。

如果说北欧平原的人群生活在一个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区域里，那么大西洋航线的人群则陷入了一个繁忙的运动系统中。整个欧洲大西洋沿岸，从北部的设得兰群岛到南部的塔尔泰索斯港和加的斯港，都紧密相连在一系列基于便利海上通道的相互关联的贸易和交换系统中。这些活动的动机并不难理解，因为大西洋沿岸富含金属。伊比利亚西部的黄铁矿区出产银、铜和铁，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北角的加利西亚，是古代世界锡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坎塔布连山脉中则含有黄金。阿摩力克半岛的古老坚硬岩石是锡的另一个潜在来源，并具有数量较少的银和铜，而康沃尔半岛则以锡闻名于古社会。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花岗岩荒原周边也出产铜、银和少量的黄金。威尔士和爱尔兰南部也有铜和黄金。这些财富不可避免地被当地人群开采利用，并通过长距离运输从一个地方体系交易到另一个地方体系。

大西洋贸易网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建立，在韦尔瓦附近的港口塔尔泰索斯港发现的可能是公元前7世纪沉船上的爱尔兰青铜矛头，充分证明了这个贸易网络的广阔性。在整个大西洋地区，人工制品的分布反映了更大系统中更多的区域**易网络。例如，公元前6世纪，大量的高铅青铜在布列塔尼被加工成斧形铸块，并从那里分销到法国北部和西部以及英国中南部，而当时大部分青铜交易即将接近尾声。尽管铜和黄金无疑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但引起古典作家注意的却是锡。后来的罗马诗人阿维阿努斯在他的诗歌《海岸》中引用了一些诱人的信息片段，这些信息是从大西洋航道的航海手册《玛萨利奥特·伯里浦鲁斯》中的一条古记载收集而来的，据信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这本航海手册描述了塔特西人和迦太基人从伊比利亚南部港口向北到布列塔尼、爱尔兰和英国的旅程，目的是寻找高价值的贸易商品。很难讲明这些长途旅行有多频繁。但我们得知，大约在稍后的公元前330年，一位希腊商人探险家皮西亚斯的航海历程：他向北航行，经由布列塔尼，探索了英国周边的北部水域。到此时，人们已经为康沃尔和布列塔尼地区建立了一条常规的贸易路线，从比斯开湾经由加伦河和卡尔卡松峡谷到达奥德河，从那里再到地中海和马萨利亚，可以进行锡的运输，从而避开了伊比利亚半岛周围以及通过迦太基人控制水域的漫长而险恶的航路。

大西洋地区的人群，在社会和经济结构方面差异很大。在加利西亚，许多大型山丘堡垒（卡斯特罗斯）的存在表明了社会体系的复杂性和集权化程度。但在更北的布列塔尼、康沃尔、威尔士和爱尔兰，聚落模式的基础是小型的防御住宅，被称为多元环形住宅或围屋，代表了单一的家庭单位。在公元前一千纪的整个后半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玻璃珠和手镯等精美的小件饰物，其精细化和尺寸化的发达特征表明了这些人地位的提高，但经济基础可能更多的是粮食资源的开发以及家畜的饲养，而不是贸易货物的操纵。对于所有关于大西洋交换系统的文献证据，来自地中海的奢侈品是出了名的罕见。

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140年，地中海霸权之争

在公元前45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与希腊人为争夺西地中海贸易路线的控制权各执一词，而伊特鲁里亚人则被挤在两者之间；最后通过条约建立和商定不同的势力范围，达成了某种不稳定的平衡。但是现在，随着罗马城摆脱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一股新的破坏性力量开始出现，他们开始实施其领土野心，这一野心最终导致一个庞大帝国的建立。

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罗马的势力一直扩张到意大利中西部城市、南方的拉丁人城镇，以及北方的伊特鲁里亚南部城市。扩张的**阶段是包围并最终占领了维爱（据传为公元前405年至公元前396年），开辟了通往北方的道路。但是，凯尔特人的迁移造成了暂时的停顿。然而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叶，在公元前348年与迦太基缔结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罗马又一次开始了向南的扩张进军，与萨谟奈人进行了零星的战争，萨谟奈人利用凯尔特雇佣兵在罗马控制下的许多城镇中煽动反罗马情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公元前295年，在翁布里亚的森提乌姆，伟大的反罗马联盟与罗马军队进行了会战。罗马大获全胜，不到5年就控制了横跨意大利半岛中心从第勒尼安海到亚得里亚海的一大片领土。

此时，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衰退的状态，受到敌对的原住民的攻击以及政治阴谋的摧残。罗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公元前264年，当希腊西西里岛的居民与邻国迦太基发生冲突时，罗马站在希腊人的一边并出面进行了干预，挑起了三次布匿战争中的第一次。对于罗马来说，取得胜利并非易事，但在公元前241年，迦太基人投降了。罗马从中受益甚多，或许远甚于它意识到的，因为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它就了解到了海军的价值。作为脱离接触条款的一部分，迦太基人承诺自己的船只将不再进入罗马水域，并同意放弃对西西里岛的所有要求，并支付巨额赔偿金。罗马利用对手的弱点，随后又吞并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

到这一阶段，罗马已经被古希腊城邦卷入法国和西班牙沿岸地区的政治事件中，这些古城邦经济不稳定，担心迦太基人会沿着海岸向北扩张。随着罗马的保护势力扩大，迦太基也不断推进，直到公元前218年，这两大巨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对欧洲历史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事件。冲突迅速蔓延。战斗一开始发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直到公元前204年入侵非洲的辉煌战绩之后，罗马统帅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才在公元前202年于突尼斯山丘的扎马将汉尼拔及其部队最终击败。罗马因而控制了伊比利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迦太基虽然被严重削弱，但仍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外，罗马贵族又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突尼斯繁荣的生产力上。在这时候，老加图把成熟的迦太基无花果扔在他的参议员们面前，大声告诫“迦太基必须被消灭”，他不仅提醒贵族们商业竞争对手的临近，而且提醒他们迦太基有富饶的农田。这种**太大了，在公元前149年到公元前146年的短暂战役中，迦太基被摧毁，其领土被吞并。

对迦太基的征服与罗马早期介入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活动是同时进行的。它始于公元前229年，当时罗马向伊利里亚女王宣战，因为她的臣民一直在攻击亚得里亚海的罗马商船。伊利里亚人没有引起什么麻烦，但战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马其顿人旷日持久的冲突。直到公元前190年，马其顿才被制服，在40年后的一次起义之后，它成了一个行省。一直以来，希腊残余城邦组成的亚细亚同盟在名义上仍然是自治的。但是在公元前146年，一场计划不严密的起义爆发了，罗马军队进驻伟大的海上城市科林斯并将其洗劫一空。如此一来，在一年内，即公元前146年几个月的时间里，罗马的两个强大海上对手科林斯和迦太基就被摧毁了，罗马成为这两个贸易帝国的继承者。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命中注定或者本就心怀野心，这些因素使得罗马变成了一个霸权帝国。几年后，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写道：“记住，罗马，是你来统治这些国家。这是你的任务：推行和平的道路，宽恕被征服者，以战争为荣。”普通的罗马市民在这样的陈述中不会感到有什么了不起或傲慢。

罗马扩张的一个影响，是在西地中海地区造成了一种几乎连续的战争状态，完全破坏了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初繁荣起来的贸易体系：一方面，这减弱了地中海体系对北方蛮族的直接影响；但另一方面，贸易网络的崩溃加剧了已经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马恩-摩泽尔地区，我们现在必须回到这个话题上。

凯尔特人的迁徙，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200年

我们已经了解到，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西哈尔施塔特区的奢侈品经济已经崩溃，部分是因为用于驱动其竞争**易循环的奢侈品流通已经枯竭；部分是北方新权贵的崛起，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和需求。依靠本地工匠来生产奢侈品使得这个北方边缘地区能够维持自身一段时间，比如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贵族墓中发现的许多凯尔特艺术杰作。然而墓地数量的增加表现出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些因素动摇了本已不稳定的社会平衡。这些因素一起导致了主要社会体系的崩溃，致使广泛迁移阶段的到来。

经典作家们非常清楚这种现象，并试图对其进行解释。老普林尼确信，正是无花果、葡萄、油以及葡萄酒等南方奢侈品的吸引，才促使劫掠群体向南流入意大利和希腊。庞培·特罗古斯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认为，高卢人（与“凯尔特人”的用法相同）的人口增长已经超过土地的负荷：人口增加造成的社会压力日趋严重，以至于30万人开始出发去寻找新的土地。李维对同一个话题展开了论述。高卢人中最强大的是比图里格人，他们由安比加特斯国王统治。他们以谷物为生，但人口的增长使得秩序难以维持。国王希望“减轻王国的人口负担”，于是派遣了他的两个亲属塞哥维苏和贝洛维苏，谕示这两个年轻人领导大规模的移民。塞哥维苏向东朝着海西造山带的方向行进，而贝洛维苏则率领他的追随者南下意大利。因此，总的来说，在事件发生几个世纪之后的经典文献资料与考古学证据表明的人口增长和社会体系面临崩溃而导致的迁徙绝不矛盾。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初的墓地分布表明了这一迁移的方向，凯尔特人南下至波河流域，向东沿多瑙河进入匈牙利，一些早期的支属穿越匈牙利大平原，定居在当时罗马尼亚的中心特兰西瓦尼亚。

在马恩-摩泽尔区所在地，贵族墓地一度持续了一段时间，它们位于索姆-比昂尼、赖恩海姆以及瓦尔达格斯海姆，但墓葬的数量却少得多，这表明最初的迁徙就是从这个地区开始的。我们先前已经了解到，在迁徙之前，马恩-摩泽尔地区支持的是一个武士社会结构。年轻人的墓穴里总是随葬有长矛和剑，也许还有盾牌，尽管这些东西大多是由木头和皮革制成的，几乎没有留下痕迹。更富有的人可以拥有青铜头盔，最高酋长则拥有可以用于战争的快速双轮战车。正是这些万千勇士，穿越欧洲寻找新的土地，进行掠夺。

似乎从早期阶段开始，没有土地耕作束缚的武士阶级与留在家里照料庄稼和家畜的那部分人口——老人、妇女和儿童以及没有自由的人，他们之间似乎就有了明显的分化。在自由的武士中，维护社会秩序体系的重点是宴飨。正如作家阿忒那奥斯所描述的，宴会安排会受到严格的管制：

当几个人在一起进餐时，他们围成一圈坐着；但其中最强大的人，在战争技能、家庭关系或财富方面突出于其他人的，就像合唱队的领队一样，是居于正中的。在他旁边的是东道主，两边紧邻的是其他人，按照他们各自的等级就座。手持长方形盾牌的士兵紧站于他们身后，而他们的保镖则围成一圈坐在正对面，像他们的主人一样分享盛宴。

盛宴是宣布和接受等级的场合。步骤之一是把分配给英雄的食物端上桌。“在过去，当烤好的动物后臀及后腿被端上桌时，最勇敢的英雄会拿走大腿部分，如果另一个人想索取的话，他们就会站起来，来一场一对一的殊死搏斗。”（斯特雷波）东道主，或负责切肉的人，会根据他理解的每个人的地位为其上菜，给聚会中的任何一个感到被低估的成员提供参与公开争夺的机会，而这可能会以搏斗告终。无论结果如何，集会的客人都是见证人这一事实使得它合法化了。

集会还为有抱负的领导人打算袭击邻近群落提供了机会。个人的地位将由表示愿意跟随他的人数来衡量。如果突袭成功，战利品也有足够的回报，那么下一次他的追随者可能会增加。突袭近邻社群为维持和再现社会群体内部的等级制度提供了一种机制：它还允许部落通过不断重新界定其领土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因此，战争是地方性的，它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斯特雷波所说：“整个民族都疯狂地喜欢战争，斗志昂扬，战斗迅速，然而在别的方面却性格直率，并不邪恶。”

在改变方法以适应与地中海军队的冲突之前，典型的凯尔特人的战争场面是参与的双方部队会在战场上排好队伍，彼此面对；然后勇士们会自告奋勇地乘坐他们的车辆或步行上前，并对他们的对手大声施以恶言；进而，在双方武力尽收眼底的情况下，会进行一对一的战斗；最后，可能会爆发一场更大范围的混战，或者一大群人可能会散去。这种战争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它与地中海国家进行的征服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战士们自己的情况怎样呢？

无论你以什么借口煽动他们，即使他们除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外什么都没有，也会随时准备面对危险。（斯特雷波）

他们的性格中除率直和烈性外，还必须加上孩子气的自夸，以及对装饰的热爱。他们戴着金饰，脖子上套着金属项圈，臂腕上戴着手镯，而上层精英则穿着镶金的印染衣服。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得他们经受不住胜利，在失败中完全颓靡。（斯特雷波）

凯尔特人及其社会所呈现的景象，是在一个基于勇士威力的社会体系中松散地维持着一种不安定的繁荣。突袭和战争是维持社会和繁衍的基本机制。这种体系在公元前5世纪的马恩-摩泽尔区的战士墓葬中很容易辨认。此外，在接下来的4个世纪中，随着武士贵族遍布欧洲大部分温带地区，并开始与地中海国家互动，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从史前时期过渡到了原史时期[1]。

历史学和考古学都充分证明了凯尔特人对波河流域和意大利半岛的渗透。李维区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在公元前600年，第二个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开始200年后。首批移民的可信性一直受到质疑，但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一些北方人群可能已经穿过阿尔卑斯山口，定居在伦巴第湖周围的山麓丘陵地带。在格莫尔达岛和塞斯托-卡伦代的墓地，哈尔施塔特风格的车葬是众所周知的，而在更南的拉文纳附近的圣马蒂诺，以及博洛尼亚附近的卡索拉-瓦尔塞尼奥等公元前5世纪的墓地中，发现了北欧类型的人工制品。

这些早期的渗透为公元前5世纪末涌现的北方部落不断向南移动的主旨铺平了道路。当时苏布雷人攻占了梅尔普姆城（米兰），塞诺马尼人定居在布雷西亚和维罗纳附近，勒庞蒂人选择了马焦雷湖地区，而科比西人和萨鲁维伊人则定居在提契纳河岸。稍晚些时候，博伊人和林贡斯人穿过这一北方部落定居区，接管了波河以南的土地。最后到达的部落之一，塞诺尼人，进一步向南迁移到翁布里亚和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带。定居点的取得是通过武力完成的。博洛尼亚的一块石碑描绘了伊特鲁里亚人和凯尔特人之间的战斗场景，以及亚平宁山脉北坡伊特鲁里亚人城镇马尔扎博托下的废墟，都是北人南来的见证。

这一阶段的移民本质上是一场整个家族迁居富饶山谷地带的民间活动。波利比奥斯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记叙了凯尔特人的肥沃田地：出产小麦、大麦、小米，以及藤本植物，还有散养的猪。考古学上对这些定居点知之甚少，但从数量众多、规模相对有限的墓地来看，人口似乎生活在分散的小型聚落中。本地墓葬风格被保留下来，战士们随葬有他们的剑、矛和头盔，但有些人当时也采用了伊特鲁里亚的胸甲。

李维将罗马执政官马库斯·波皮利乌斯·拉伊纳斯的讲话概括为：“你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拉丁人或萨宾人的敌人，当你们打败他时，他们会成为你们的盟友。我们已经拔剑对付野兽，我们必须放尽他们的血，否则就会洒下我们自己的血。”在台伯河左岸的阿利亚，最后的罗马防线被攻破，使得这座城市向凯尔特部落打开了大门。这一事件的创伤从此深深植根于罗马人的灵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后来不止一次地被唤起。尽管首都在凯尔特人战士离开之前坚持了7个月，但罗马大部分地区都被摧毁和掠夺。在接下来的60年里，凯尔特人的突袭队活跃在意大利半岛。其中一些人可能来自亚平宁山脉以北的大本营，只是为了进行一次暂时的突袭，带着掠夺品返回家园；而另一些人则充当雇佣兵，受雇于南方暴君。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30年代，突袭完全停止了。在公元前332年至公元前331年，罗马人与塞农人缔结了一项条约。

对于塞农人来说，公元前3世纪是一个撤退的时期，罗马逐步将其势力向北扩展到整个波河流域。约公元前295年，在森提乌姆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对抗，当时苏布雷人和博伊人向他们的北方亲属求援，在公元前225年的泰拉蒙战役之后，凯尔特人定居的大片领土被罗马人霸占。波利比奥斯对此事件的叙述值得回顾：

苏布雷人和博伊人穿着长裤、披着轻便的斗篷作战，而盖萨塔依人出于对自己的骄傲自信丢弃了他们的衣服，**裸地站在整个阵列前面，只手持武器……罗马人……被凯尔特东道主的良好秩序和令人畏惧的喧嚣声所吓倒，这里有着无数的号手和鼓手，随着全军同时发出战争呐喊，声音是如此令人心烦意乱，似乎不仅有鼓号手和士兵的，而且整个区域周边都异口同声发出了鸣叫声。前面那些**战士的外表和姿态也非常令人害怕，他们都正处于生命的黄金期，年富力强、身强力壮，而且都是佼佼者，他们所有人都佩戴着金项圈和臂环。

但是罗马人的力量和秩序战胜了凯尔特人的浮夸和急躁，凯尔特军队被打垮了。在公元前197年和公元前196年的又两次作战后，拉丁人开始了在波河流域的定居生活。博伊人进行了反抗，但最终在博洛尼亚之战中被击败。他们损失惨重，大部分土地被侵占。于是，该部落的幸存者再次出发，沿着祖先的足迹，穿过阿尔卑斯山，定居在波希米亚，以这个名字来纪念他们的存在。

蛮族军队的另一部分由3个部落组成：托利斯托波伊人、特罗奇尼人和沃尔卡埃特克托萨格人，他们经由各种路线向东进入安纳托利亚，最终定居在弗里吉亚北部地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从那里对小亚细亚沿岸的爱琴海城市进行季节性突袭。近300年后，这些部落的起源以其后裔的名称被铭记——迦拉太人，圣保罗曾用责备的言辞写信给他们。

对于凯尔特人迁徙的情况，我们只是部分了解，而且必然也是不完整的；但是我们能够追溯到在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200年，从加来海峡到特兰西瓦尼亚，从波河流域到波兰南部，整个欧洲的面貌都有着显著的文化相似性。这种拉坦诺文化，正如它的命名，是凯尔特语系的文化。至于它通过迁徙的人口或者只是通过文化适应过程所传播的程度，是无法究明的，但没有人能够怀疑人群的流动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艺术——凯尔特艺术，反映了人民的紧张、对抗和纯粹的活力，生动地记录了那个动**的时期。遍及整个地区持续存在的战士墓葬，进一步表明了当时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