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600年的欧洲野蛮人的革命（第2页）

就农作物种植而言，各种小麦和大麦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一些豆科植物也很流行，特别是小扁豆、豌豆，以及首次大规模亮相的蚕豆或凯尔特豆，但这远非全部。在欧洲大陆，我们看到黍类（Panicummiliaceum）经常出现在粮食作物中，而西北欧和英国则保存着关于黑麦的最早证据。另一类新开发的作物，是广泛而经常使用的含油植物，如亚麻、罂粟和亚麻荠（asativa）。再结合凯尔特豆，总体印象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人们的种植偏好发生了明显转变。这并不是说基本主食发生了改变，它们没有变化，但得到了比以往更广泛的辅助作物作为补充。导致这种显著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并不确定，但有一些突出的特征。黍作为一种作物，由于其从播种到成熟的生长时间很短，并且能够抵御恶劣的气候条件，特别是干旱，因此值得注意。它在欧洲的许多史学和民族志中都有记载：从罗马时代开始，它就成为最受贫穷阶层欢迎的谷类作物，不仅用来制作无酵面包，还用于发酵酒类和粥；它出现在青铜时代晚期的马其顿、青铜时代中期的意大利北部，以及铁器时代早期的中欧和北欧，似乎证明了人们的一种早期兴趣，这种兴趣在中世纪早期已成为维持生命的主要部分。这种情况与提及的其他植物相似。凯尔特豆类既多产又易于生长，是土壤中的固氮剂，在各种气候条件下，包括凉爽、潮湿的环境，它都能够成熟。油料植物或许麻烦些，但它们的高蛋白含量使其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而且它们本身也很美味，匈牙利奥格泰莱克铁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出土了一条上面撒有荠菜籽的面包。

有关动物开发利用的变化没那么迅速和明显，但变化依然存在。人们常常忘记，家畜绝不是唯一存在或让人感兴趣的动物，也有大型野生动物可用。在匈牙利和北欧平原发掘古迹的工作中，发现了体形异常巨大的欧洲野牛和野猪遗存，更不用说马鹿和各种小型哺乳动物、鱼类，以及鸟类——它们的捕获可能带有机遇性成分。很少有遗址能够提供足够详尽的证据来用于系统图像的建立。但荷兰的博芬卡斯珀尔遗址显示，在骨骼遗存中，牛在数量上占了很大优势，并且根据年龄和性别对动物进行了有系统的放养。拿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方来说，一些遗址可能专门用于饲养绵羊或山羊；而猪往往是温带地区数量最多的动物，譬如在波兰的哈尔施塔特时期。当然，马也是存在的，尽管从来没有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作为役用牲畜和用于驾乘的用途，自公元前2000年前就开始受到重视，在公元前一千纪初期的几个世纪，随着青铜和铁制的马具物品开始出现在东欧广大地区的墓葬中，其用途呈现出新的面貌。关于这些发现在民族方面的意义，已经有很多文献记载。马的广泛存在可能表明，人们开始将马视为适合陪同战士参战的高贵动物。

人们不应该忽略那些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体型较小但同样有用的生物：在糖还没有出现的时代，所有甜味调味料都是依靠蜂蜜来实现的。令人惊讶的是，有关这种极为有用的物质幸存的证据非常之少，但来自柏林遗址的一个被解读为蜂巢的物体，或许表明了确实曾经存在过这种东西。我们可以再现用途更少的细菌制剂，如酸奶，在许多社会中，它将牛奶变成了一种较为固态且更令人愉悦的食物，而且它们无疑也是存在的。

当然，农作物和动物都需要空间，它们通过田地、农场和庄园，来占有地理景观中的空间。田地无疑到处存在，但仅在北欧和西欧被大量发现。部分可能是实地考察优先次序的反映，部分可能是因为保存程度，它肯定不能反映真实的史前情况。无论在何处培育可耕种农作物、饲养动物，活动空间的划分都是必要的，并为新的后代提供保护。像这样的确定年代的证据表明，造田的主要阶段发生在青铜时代的前半期。然而，这绝不是故事的结尾。在公元前13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至少在其中一些案例中引入了一系列显著的改良措施。在迄今仍然存在着小型田地系统的地方，如今长长的边界沟渠和河岸笔直地穿过它们，将这里的地貌分割成许多重要的地块，它们被恰当地称为“牧场”或“庄园”。譬如，人们一直在深入研究汉普郡、威尔特郡和多塞特郡边界上的一条主要堤坝——鲍克利堤坝，其古罗马和中世纪早期的最终形态，表现出借鉴了青铜时代中期的起源。威塞克斯的山岳堡垒，以类似的方式通过广阔的田地系统和线性边界，与其周围的乡村结合成一体。从大陆遗址中找到可比的证据很难，那里的田地范围往往规模较小，而且通常年代要晚得多。然而，在地中海的某些地区确实存在这种边界，从诸如克罗地亚沿海的新温暖期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工程的调查工作中可以得知。

精神革命

在欧洲，公元前1300年左右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不是在技术或生存领域，而是在对待死亡和墓葬的态度上。迄今为止，欧洲大部分地区对于逝者，要么是葬于简单的土坑中，要么是置于切入地面的块石衬砌的石棺里，或者是埋在堆积的土堆下（古冢或图木卢斯古坟）。大约公元前1300年，这种做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那时起，死者通常被火葬，骨灰被收集并放置在骨灰瓮中。然后，这些瓮棺葬被放置在指定的墓地区域，因而这种现象被赋予了名称：瓮棺墓地。这一名称通常适用于整个时期，一般将瓮棺墓地文化描述为大约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700年时间跨度的特征。即便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我们正式进入了随后的哈尔施塔特铁器时代，但许多相同的埋葬仪式仍在继续。

然而，如果认为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或之后，整个欧洲的墓葬习俗是统一的，那是不对的。在青铜时代的早期和中期，部分人被火葬；在匈牙利的部分地区，普遍流行火葬；在英国等其他地区，这种情况发生得更为零星，这或许反映了生活习惯的差异。因此，在瓮棺墓地时期，如此大规模地采用火葬是有其背景的，尽管模式转换的过程依旧不清楚。同样，并非瓮棺墓地时期的所有个体都被火葬，在某些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两种仪式的混合。譬如，如果你研究波兰南部的普热奇采等已公开的大型公墓就会发现，在该墓地的874座墓葬中，其中132座是火葬，727座是土葬。这可能会引发思考，将其与随葬品相联系，从而以特定的方式表明被埋葬者的地位或身份，但事实上，这与随葬品的类型没有任何有规律的联系；无论如何，公墓所提供的遗物（正常情况下）不足；些许的陶盆和青铜纽扣物品，也很难被视为相当程度财富的标志。

对所举行的仪式的好奇态度也许可以从北欧地区看出。在相当于瓮棺墓地时期开始的时候，那里火葬墓的数量急剧增加，而且显然是为保持这种受欢迎的仪式的需要，甚至达到了把火化的遗骸放入大到足以容纳大型土葬墓的程度！有时会出现特殊形状的坟墓，一种石制的船形装置，火葬的遗骸也可置于其中。在中欧和北欧的部分地区，人们在火化的遗骸之上建立了小型的土丘或坟堆，为子孙后代提供了一个清晰可见的标记，这可能表明死者是一位显要的祖先，值得世世代代铭记。这种风格，在瓮棺墓地社会偶尔出现的大型土丘上，可以找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早期在斯洛伐克的奥科夫，晚期在德国北部的塞丁和瑞典的乌普萨拉附近。其中之一的“国王墓”，位于德国东北部勃兰登堡的普里茨瓦尔克附近的赛丁，它由一个石质的托臂拱顶墓室组成，其顶部建立有一个巨大的土丘，宽约130米，残高仍有8米。这种拱顶实际上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在原始欧洲一直不曾出现的，再加上丰富的墓葬品（剑、矛头、吊碗、剃刀、刀、镊子、戒指、斧头，以及青铜器皿和陶器），生动地说明了极少数人从当地居民手中获取财产和地位的能力。它还提供了一个惊人的证据，表明人们可能沉迷于这种炫耀财富的行为，因为一般来说，瓮棺墓地的墓葬品很少。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剑、武器、盔甲、精美的金属器皿、金属或玻璃的装饰品以及其他物品都被制造出来了，但它们几乎从未被放置在坟墓里。为什么不呢？

向火葬的转变通常被认为是史前后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为它显示出人们对待死亡和来世的态度发生了显著改变。也许，土葬式的做法意味着一种信念，即身体的完整性在某种程度上对死者在死后的他或她的“存在”的人物角色来说是重要的。另一方面，火葬法表明，身体本身是毫无价值的，易于腐烂，不过却是高级事物——情感、反思性思维和精神观念的一个微弱而暂时性的载体。这些抽象概念的延续不取决于身体，而是依靠在祭祖中的颂扬和重复来缅怀。因此，所涉及的墓葬仪式的根本变化，可能反映了青铜时代社会对信仰的一种非常明显的重新定位。这可能更多地与人们对生活的态度有关，而不是人们所称的“宗教”。死者随葬了他们生前拥有的很少财产，或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采用这种方式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对死者及其成就的记忆，不是他们的肉体存在，是瓮棺墓地社会中人们所感兴趣的。

然而，不应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宗教在青铜时代晚期欧洲居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作用。事实远非如此：广阔的遗址和样式繁多的遗物向我们表明，精神生活是极其重要的。首先，许多符号或标志被反复使用，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随处可见。例如，鸟类发挥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要性，并且后来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泥塑的和青铜的鸟类小雕是常见的，或者为独立造型的物体（由此可能与神殿中的宗教活动有关），或者是附着在像四轮马车和大釜这样的大型器物上。鸟类还作为装饰性图案出现在青铜器和陶器上，尽管我们不清楚它的确切含义，但显然在信仰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间或，水鸟（鸭子？）被绘制于小船或四轮马车上：来自贝尔格莱德附近杜普利亚的著名战车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古人在这辆车上描绘了三只鸟，两只在中央辐条轮的前侧翼，一只飞起于车身后；战车上站着一个显然是女性的雕像，但头部像鸟，有钟形的裙子和显示身体特征的雕刻装饰，战车由另外两个四辐轮支撑。在其他案例中，鸟类的图案往往只是示意性的，只有眼睛和喙清晰可辨；但这是一个确定的符号，表明原始的想法很重要，因为观察者仅凭原始的概念草图就能将图片的意义汇总在一起。

此类符号只是欧洲瓮棺墓地时期和哈尔施塔特初期进行宗教和仪式活动的一部分证据。宗教活动必须有一个场所，其中一些——尽管并非全部——毫无疑问是露天场所，譬如小树林和小山顶，它们所发挥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在巴格罗斯维尔德的德伦特泥炭地，发现了一处不同寻常的木质结构遗迹，它由一圈小石头围绕着两根平直的枕梁组成，每根枕梁上矗立着四根柱子：两根为圆形截面，两根为方形。在这一建筑物的拐角，伸出的尖角状木端子或许起着美化作用，这些建筑是被故意拆除的。在瑞士东部恩加丁的圣莫里茨，发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仪式性建筑。在这里，一块长方形的木板围住了两个木制的落叶松圆筒，而整个四周又被彼此交叉并在拐角处接合的又一圈木桩环绕。在圆筒中发现了三把剑，其中两把是完整的，此外还有一把匕首以及一枚饰针。还不应忘记的是，尽管巨石阵是早期的产物，但它不仅继续出现，而且还在被积极地使用：在围绕中心建筑的Y孔和Z孔中，发现了当地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类型的陶器，以及从埃文河附近向南延伸的大道沟渠所获得的材料中，根据放射性碳测年表明是青铜时代晚期的建筑。在早期的仪式场所进行的这种持续性的活动，通常很难有文献记载，而是否能以此证明仪式的连续性则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至少，青铜时代生活的这一方面似乎没有经历过革命。

仪式生活的另一方面，很可能产生于本章所述时期（至少部分），那就是岩画，在岩石表面雕刻描画的图案（人类和动物）、船只和各种符号。这些场景中最为著名的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特别是瑞典），但阿尔卑斯山脉的两个地区也有大量分布：布雷西亚以北的梵尔卡莫尼卡山谷，以及博尔迪盖拉附近法意边界上以贝戈山为中心的地区。阿尔卑斯山岩画的年代很难确定，而且在任何方面都各不相同，有些明显早于公元前1300年，另一些则晚于公元前600年。另一方面，大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艺术遗存很可能介于这两个年代之间，尽管在这一点上，年代测定也是非常困难的，通常取决于对所描绘物体的分析。少数案例附近的墓葬会提供一些线索，但仍然很难有定论。例如在瑞典南部斯堪的纳维亚东南海岸的西姆里斯案例，那里有一座横跨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大型墓地，位置靠近岩画。尽管并不能肯定这两者是相互伴随的，但至少表明，该区域对宗教仪式活动一直很重要。

绘于这些经过冰川侵蚀、略微倾斜的岩壁上的艺术，其主题图案范围极为有限，重复出现，令人审美疲劳。船只代表了最常见的单一主题，不仅出现在海洋附近，而且出现在今天的内陆位置。动物，尤其是牛类和鹿，也很常见，经常出现的是犁耕的场景和其他可能被认为来自日常生活的绘画。但最吸引人的是涉及人类的场景。他们远不如船只或动物常见，但在他们出现的地方，展现的似乎是仪式性舞蹈或其他表演的行为，通常是双臂举起，有时手拿诱饵或斧头（偶尔持弓），而且总是有生殖崇拜，很少描绘妇女和儿童（依其身份可明确识别）。通常不清楚各种图案在多大程度上应被视为一个构图整体（即一个场景）的一部分：有时会让人们禁不住相信，某些板块是有意创建的，但这仍然纯粹是假设而已。这样的场景，如果可以证明的话，将是一种风俗画类型，而不是单个真实事件的实际表现，尽管我们毫不怀疑所描绘的仪式确实发生过。

这方面的一个例外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希维克附近布雷达洛墓葬，其墓室内壁石板上的不同寻常的岩画构图。遗憾的是，这些石板现在已经严重损坏，部分已经遗失。残存的画面看起来像是一个出殡的队伍，正在为葬于墓中（我们对所涉墓葬一无所知）的死者举行临终祈祷。残存的图案包括船只、动物、战斧、圈状十字形记号、波浪形线条；以及在末端的两块石板上，哀悼者队伍（包括吹鼓手）和一辆战车以及某种代表露天墓穴的标志。这组奇特的描绘，在感官和题材上，使人想起希腊几何艺术中类似的场景。或许就青铜时代而言，最接近它的是在西班牙发现的雕刻石碑（墓碑），这些石碑描绘的题材通常是战士，而且将其简绘成棍棒人，但装备有剑、矛、盾牌和角盔。人们更关注的是武器，而不是人物本身；强调的是死者的军事性质，而不是他的身体方面，但被装饰的石板全然表明了对他的名声永存的一种关注，并以他这一最重要的身份，即作为一名战士来描绘他。

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社会在经济上并不复杂，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分运用了通过贸易和交换进行联系的可能性。当然，货币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也没有任何确定的“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易媒介的价值很小或没有内在价值的物品）的实例，虽然某些类别的人工制品被认为适合这一角色。在布列塔尼发现的一系列嵌入式斧头，其铅含量过高，无法有效地用作木工工具，可能只是作为易货代币运行。我们当然也不能重建市场，即使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与其类似的事物已经存在于近东的某些城市。用卡尔·波拉尼的“实体主义”学派所采用的术语来说，经济是被“嵌入”社会关系中的，因此经济活动总是发生在社会背景中，并被赋予社会意义。当然，这并不否认，从获得有关商品的角度来看，交换具有在合作伙伴之间转移货物的作用。事实上，大多数此类交换必定是针对这一目标的。但它缺乏一个正式的交换地点，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它是在一个相当于地方层面以外的任何地方运作。大多数青铜时代晚期的人群规模较小，且以正常的生存活动为基础，如果误以为在此阶段大批食品被运送到欧洲各地，那将是错误的。

不过，根据这一时期发生的多起沉船可以做出判断，欧洲内外确实产生了交流，而且显然是远距离的。虽然土耳其南部海岸附近的格里多亚角海域沉船的年代是青铜时代东地中海城邦崩溃前的垂死挣扎时期，但韦尔瓦和阿格德角沉船完全发生在本章的时期内，而且英格兰南海岸附近的两艘沉船也在时间上接近。因此，在奥迭尔河河口发现的一批来自韦尔瓦窖藏的遗存，很可能来自一艘沉船，其中包含一种特殊形制的剑，具有较窄的剑尖（“鲤舌剑”），分布在大西洋沿岸、最北至英国。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遗物，既有武器，也有装饰品，这表明它联系的地域很广阔。在纳博讷东部南海岸的阿格德角的遗物中，包含有典型的当地“劳纳西亚人”青铜业原料，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700年的青铜时代末期。这些遗物的证据与来自兰登湾和索尔科姆窖藏中的那些相似，其中包含大量法国风格的金属物品。这些物品究竟是准备进口到英国，还是仅仅偏离航道，目前都不得而知。对我们来说，大批金属制品被运送到各个地区的事实说明，即使确切目的不明确，运输机制也仍然存在。因此，像罗诺昂剑这样类型的遗物（一种早期的带有简单铆接柄形制的剑）被发现从英国到前捷克斯洛伐克都有分布就不足为奇了；还有标准的“法兰柄”剑出现在从瑞典到希腊的整个欧洲。

青铜器是欧洲青铜时代进行运输交换的货物之一，特别是武器，当然还有其他货物。史前交换中最显著的现象之一是来自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的矿山和蒸发点的盐，尤其是在哈尔施塔特遗址自身，以及之后的哈莱因等邻近中心（这两个词，从词源学上讲，都与希腊语“hals”、盐和其他印欧语系中的类似词有关）。在哈尔施塔特，对一处青铜时代晚期含盐地层的开采一直持续到铁器时代，显然人们对其的使用没有明显中断。从附近的墓地中，发现了大量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的墓葬。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由此产生的盐饼所采取的贸易路线，但来自阿尔卑斯山南北地区遗物的外观显示了这种宝贵商品的一些可能的接受者。从他们坟墓中的财富判断，那些控制盐源的人肯定从交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据推测，他们自己并没有进行实际的开采，这一定是一项危险和令人不悦的工作，其技术类似于自青铜时代早期以来的铜矿开采。

当然，这些交换蕴含着承载它们的技术手段，从源头运输材料，以及从作坊到客户的制成品。我们先前偶尔提到船舶，但是对于所讨论的船舶的形状知之甚少。唯一经常出现的图示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岩画，那里的船只通常被描绘成没有帆的高船头、浅吃水的船只，显然是由一排桨推动行进的。这类船只是用来沿着瑞典群岛的小溪、穿过狭窄的水域航行的，并不一定用于进行较长距离的海上航行。罕见的帆船描绘可能代表这种船，但它们只是在东地中海地区流行。但这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公元前1300年之前和之后，古人在地中海地区显然进行了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埃及、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市的外交和经济档案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陆路旅行也很重要，在远离海岸的地区更是如此。有关这方面的认识仅限于那些古道遗迹或形成人工小径的地区，譬如在下萨克森州、荷兰，以及英国和爱尔兰部分地区等潮湿、泥泞的土地上。在萨默塞特郡平原区，公元前一千纪初期有一个道路建设的主要阶段，这可能是为了应对降雨量较大的时期，当时地下水位上升，更多地面变得潮湿。像廷尼地区的那些古道，都是用固定在适当位置的灌木丛建造的，并且在地面特别潮湿的地方还加上了其他木板。下萨克森州的一个显著实例中，相距40千米的两条古道都是在公元前713年用同一棵树建造的，这表明了古道建设某种形式的集中规划和组织。在干旱地区，重建古道的路线要困难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已知重要遗址的位置。例如，很可能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存在连接伯克郡丘陵沿线铁器时代堡垒的山脊通道：拉姆山的堡垒前面有一堵青铜时代的围墙，其他遗址也可能是如此。

沿着这些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既可以从岩画上中找到，也可以从属于它们的青铜配件和车轮遗物中获知。其中一些车轮，譬如发现于下萨克森州施塔德或德塞夫勒省库隆的壮观实例，它们可能属于大型礼仪车，用于重要的出行，如葬礼或其他仪式。杜普利亚的小型三轮马车泥塑模型，以象征手法暗示了它的仪式意义，很可能就属于此类性质。而有轮的大釜，譬如来自梅克伦堡州佩卡特尔或日德兰半岛斯卡尔拉普的那些，可能只是用于祭祀活动。它们展现的形制可能还是那种用于更多日常活动的。然而，在农家宅院和田地中，马车的构造可能千百年来变化都不大：实心木轮，某些具有新月形的或其他形状的车轮，或者横杆式车轮，都在沼泽地区发现过，它们必定代表了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建造的用于运输农产品和粪肥的缓慢移动的运货马车和手推车。这种由牛或马拉动的车辆，是青铜时代大多数居民所熟悉的，对他们来说，描绘于塔努姆、法拉那坡或纳奎尼岩画中仪式典礼上的那种精心制作的青铜马车是很少见的。

虽然瓮棺墓地时期的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可能过着乡村平和的生活，仅仅不时被农业年的季节性需求以及相关的祭礼和仪式义务打断，但有些人从事的活动显然更具军事性质。从行动的规模来看（就我们根据岩画和武器装备遗物重建而言），个人或小团体的冲突似乎已经成为日常事务，而不是大规模军队的演习。岩画描绘了许多高举武器的人们的场景，但他们通常是以个体身份出现的，而且不是在冲突场合。稍后在梵尔卡莫尼卡山谷发现的岩画展示的是冲突情景，但其中一些可能晚于公元前600年。然而，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址和人工制品遗存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强烈的印象：战争是那个时代的要素之一，是经常发生的。这首先体现在大量保存下来的武器上：刀剑、匕首、矛头、箭头，以及盔甲——向我们展示了瓮棺墓地时期的战士可用的进攻和防御武器库，伊比利亚的墓碑和科西嘉的竖石雕像则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战士外表的重视。

例如，阿尔卑斯山东部地区在青铜时代中期开发了多种形制的剑，更新速度也极快，或许反映了若要保持军事上的成功，就必须不断更新装备。它既是一种功能性的工具（如某些部件的磨损和再开刃痕迹所示），又是一件用于炫耀的重要物品。剑柄通常是由骨头之类的有机材料制成的，套以青铜剑首；但有时他们用青铜铸造剑柄，并精心加以装饰。这样的事例往往很明白地说明了，当时的人为了外观已舍弃了操作的实用性。能够准确评定这两种剑柄优缺点的最好方法，就是所连接的有机剑柄。这两种类型剑柄共存的事实可能表明，实用和华丽外观之间是有区分的，也是有意被保持着的。

盔甲（盾牌、头盔、胸甲、护胫甲）在青铜时代战争机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只有那些用金属制成的盔甲才得以保存下来，而这些盔甲并不是功能上最有效的。例如，实验证明，用青铜薄板制成的盾牌可以被一把剑猛击切开，而皮革或木制的盾牌则要坚韧得多。另外，身着金属片的盔甲很难自由移动，而皮革可能是普通的材料，更有可能的是这些金属片是用于展示的——要么用于战争仪式，要么意在使敌人一看见就心生恐惧，就像在《伊利亚特》中的荷马英雄那样。

瓮棺墓地时期也是一个人群有系统地开始保护自己免受战争影响的时期，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增加了城墙和沟渠，从而建立了堡垒。丘陵地区的堡垒遗迹最著名，但低地地区也有它们的踪迹。虽然学者已经对德国东部卢日茨地区（靠近波兰边境的科特布斯附近）防御工事的地层进行了最好的研究，但是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以及英国都发现了此类青铜时代的堡垒。虽然这种围墙的初始阶段往往只是增加了木栅栏而已，但后来发展成一系列精心制作的木制框架，辅以石制外墙、碎石填充物以及倾斜堤岸。在其他地区，例如德国西南部，可以看到堡垒的分布几乎是地域性的，沿河谷两侧以大致相等的间隔（10千米至15千米）出现，大概是作为邻近地区的避难所。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堡垒都是被迅速摧毁的。大多数堡垒发现的陶器都局限在一个阶段，而且这些堡垒未再被使用过。虽然这些阶段的具体年代仍然相当不精确，但我们现在确实知道了（如前所述，由于树木年代学的发展）所涉及的时间范围，而且这些时间范围很少超过100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波兰的大栅栏，那里的比斯库平或索比朱奇遗址接连经历了两三个发展阶段，而灾难性的破坏导致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而建立的遗址走向终结。

结语：公元前600年的欧洲

到了公元前600年，欧洲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希罗多德这样的作家很快就记载了希腊的历史事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与北方“野蛮人”部落的互动。公元前600年以后，南北联系的规模远大于在此之前我们所能识别到的一切，这表明瓮棺墓地时期的形成过程是如何成功地为欧洲下一个主要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其中一部分原因，无疑是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发展的结果，因为希腊和意大利经历了殖民化、政治演变和贸易扩张等过程，这些过程在那些城邦社会的兴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北部地区的事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出现的社会规模大大超过了之前的任何时期。例如，海涅堡的规模和精细度都标志着瓮棺墓地模式的重大进步。

铁的广泛出现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欧洲发现的铁的数量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不断增加，这表明人们明显不再依赖传统材料，而是转向那些更容易保证供应、来源更广泛、产品硬度和锋利度更高的产品。到了公元前600年，铁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标准材料，尽管最高质量的艺术产品仍然是用青铜制造的。铁冶金技术很重要，尽管它只是过去几百年发展起来的众多技能之一；这些技术在构成下一章主题的主要社会、政治和艺术成就的发展中取得了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