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里诗外书前书后（第1页）
诗里诗外·书前书后
一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写于1936年抗战爆发前的诗词《沁园春·雪》，首次在《新民报晚刊》发表，顷刻轰动了山城重庆。
此前，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国人大都认为中共是一群没文化的山野之人。没想到，出自中共领袖之手的这首大气磅礴之词，竟有如此高的国学和文学水准。词中那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对国民党当局来说，不亚于一枚重型炸弹，使朝野上下无不惊心动魄、恐慌备至。
蒋介石急令秘书长陈布雷，纠集当时国民党文坛名流，昼夜苦思冥想、搜肠刮肚，企图另谋高篇予以回敬，最后不得不甘拜下风、自叹弗如。蒋介石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厉声追问陈布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群吃皇粮的饭桶！”陈仓皇答道：“毛泽东的国学水平非同一般。”
果真如此？平心而论，论国学水平和语法修辞，比起那些科班出身的学院派文人墨客，并非专家教授和职业诗人的毛泽东恐高不到哪去。何以诗出惊人？恐怕主要不在国学知识和文采辞藻上，而应更多地从诗外功夫中去寻找。
所谓“诗外功”，指的是诗人在诗歌技巧之外的人生积淀与学识素养，此乃成就伟大诗作的核心支撑。所谓文如其人，毛泽东的诗词乃至书法，笔墨气势映豪迈气魄，章法布局显战略思维，革新精神现开拓品格。这些无不与他的伟人气质、革命胸襟、战略眼光深度契合。
换言之，毛泽东诗词的高度，正源于他深厚的诗外功——主要包括壮阔的人生实践、深厚的学识积淀、博大的家国情怀、超凡的胸襟气魄、敏锐的时代洞察等。其诗词水准，高就高在词中隐含的作者那雄浑豪放、顶天立地、不屈不挠的革命家气魄，高就高在由这种气魄凝成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俯瞰世界的战斗风格。
显而易见，这一切无不是毛泽东性格、气质、胆识的真实写照。这里既有天赋成分，更有革命战争实践锤炼的结果。这些“诗外功”——亦即个人化的特质，是任何他人模仿不到的。素有“领袖文胆、总裁智囊”和“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的陈布雷，想必深知个中奥妙，却也只能那般敷衍蒋公罢了。
其实，伟人也好，大师也罢，七十二行大凡成功者，其成就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而这些特色和风格又统由两部分紧密合成：一是专门的学问，这是原料；二是独到的思维、彻悟、灵感、气质等，这是引子或称酵母。故欲成就学问和大事者，专业知识必不可少，且非下苦功不行。而个人化的思维、性格气质等，则须在更广大的空间中去寻找：一是广阔的生活实践；二是相关专业大师范式的砥砺——这一点主要靠读书获取，读书就是经师。
二
谈论诗里诗外关系，不能不提及书前书后的关系，因为这是书写者需要经常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书前书后的关系，首先体现在读书与写作的关系。较之创作，读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诗外功之一。
倘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溜”，依然是讲究诗内功，那么“诗圣”杜甫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的则主要是通过追求诗外功达成诗内功。博览群书，融会贯通，落笔行文方可笔走飞龙、神弛八极，天马行空、文思泉涌。因为一本好书是有识之士用心将人生感悟、世事洞察、知识储备、技能要领等总结提炼的精髓，读一本好书，就相当于站在一个巨人肩膀上，踏着人类进步的阶梯登高望远。
美国著名作家艾琳·普希曼（畅销书《像作家一样阅读》作者）说得好，成为一名成功作家的第一步，是成为一名成功的读者。大学问家、拥有36个博士学位的胡适先生说：“为学有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说的是，金字塔只有底大，塔才会高。读书为学也是这样，只有广才可能高，才可能会通。一个知识面很窄的人，即使成为某方面的专家，水平也不可能太高，真正有实力的大家无不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
莫言自述早年怎样学会写小说时写道：阅读跟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写作的人更离不开阅读。写作是从阅读开始的，我们在阅读别人书籍的过程中，萌发了写作的兴趣，得到了各种知识，提高了写作技巧。汪曾祺则主张，写作者不妨多读杂书，称杂书文字自然随便、接近口语，比苦读《昭明文选》等典籍，更易将所学融入笔下。
笔者一直认为：编辑、记者、主持人、导演、作家等，专业之外还应该是个杂家，他（她）越是杂，往往也就越是专，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要求必须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宽广的知识面，否则就难以称得上一个合格的媒体人或创作者。
关于读书面宽窄与文章写作的关系，有个真实的历史笑话说来令人沉痛。据史料记载，清末年间，迫于国际对比和时代压力，慈禧太后曾下令改革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在四书五经之外，增加了中外政治和历史。一次，试题中有道中外比较的题目《项羽拿破仑论》，可能是想通过这两位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勇猛战将，说明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理。孰料，这可难为死了各地考生——他们哪里知道拿破仑乃何许人也。于是，竟有考生提笔大胆写道：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仑而不能拿哉？……拿全仑而不胜，而况于拿破仑也哉？这里，他显然把“仑”字理解成是盾牌之类的东西了。
读书为写作筑牢根基，写作则反哺读书深化理解——写作能让阅读从“浅吸收”变为“深消化”。读与写失衡会严重制约创作，有些作家仅靠天赋写作，没读过多少中外经典，作品视野和格局极易受限；而另些人藏书丰富、学识深厚，却疏于动笔，最终只能眼高手低，无法将学识转化为作品。
三
书前书后的关系，还体现在写作与生活以及读书与生活的关系。于写作者而言，读书与生活均属诗外功，但它们是有联系的两回事。如果说读书是写作之母，生活则是写作之父，相比于读书，生活更为根本。
人常说，文章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这“物、理、情”哪里来？归根到底，只能在真实生活中去找寻去体验。因为生活是写作的源头活水，真实是写作的核心尺度。真实包括现实与内心的双重真实：既要直面社会现实，也要抵达内心真实与人性深处，避免凌空蹈虚。
正是基于此，鲁迅主张“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老舍主张“写自己真正知道的事”，以扎实的生活积累，让人物、场景、对话活泼生动；巴金主张“写作如同在生活”，强调“不说谎”，反对“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李修文则强调，“亲身抵达、亲身丈量、亲身遭遇”，才能挑选出属于自己的词汇展开创作。
的确，写作与生活好比“根与花”：生活是写作的源头与素材库，写作是对生活的提炼与升华，两者的理想状态是真诚一致、人艺合一。事实上，一名作家写作水准高低，于天赋之外，主要由两大背景决定：一是他的生活经历，二是他的阅读能力。天赋往往体现在他对生活的领悟力，和对知识的摄取力上。这就涉及到读书与生活的关系。
阅读和实践，确是人类两项重要活动。且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字，要先写一个“首”，后写一个“走之”。“首”指脑袋，代表的是思考。“走之”指行动。可见要想得道，知行合一缺一不可。“读”与“行”相辅相成，“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得益彰。“行”能够印证“读”的精妙，弥补“读”的缥缈（当然，行走只是生活实践的一部分）。诚如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读懂社会生活的无字大书，无疑更为切要。
是的，走起来、转起来，认真看并用心悟，才能真正实现见多识广。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无异于浪费时光和金钱。受时间和财力所限，假如我们不能行万里路，那就不妨坐下来多读读书，因为“读”永远比“走”能到达更多更远的地方。书籍是别人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读书所得虽为间接经验和知识，却不失为一种模仿借鉴和超越的捷径。
究竟而言，任何一种体裁写作，都不能单就写作谈写作，它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然则，人人都在生活，却并非人人皆可成作家，并非读书多阅历广就一定能写得好。从读书、生活再到写作，需要一个转化环节：思考。如同在食物与营养之间，需要一个健康有力的胃。
很多人读得多写不好，核心就在于浅尝辄止的阅读缺乏深度思考，没能将书中的知识、意象与自身感悟贯通。如同孔子所言，学而不思则罔。只有把阅读时获取的他人经验、写作技巧，通过思考与自己的生活积累、思想见解融合，才能打破读书与写作的壁垒，让学识真正转化为笔下有温度、有深度的文字。
很多人生活经历丰富却写不出东西，关键是他们没有成为生活的有心之人，且多数情况下读书也不多。改变这一状况，首先要善于发现生活中有价值的现象，然后静心感悟你的发现，接着再考虑以何种形式创造出你的感悟。这可以说是任何创造性工作必经的三步曲。
概而言之，写作与读书和生活——这两大诗外功的关系，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但凡好的作品，总是既贴着地面行走，又向着天空飞翔，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搭建桥梁，让读者清晰地看见生活、认识自己、理解时代。
一句话，无此诗外功，难出诗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