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谁动了我的底线（第3页）
韦丽轻松地说，“没喝酒。我妈逼我跟县里一个倒煤炭的煤贩子见面，煤贩子县城有一幢别墅，两部小汽车，庐阳还有三套公寓，你说我怎么办？”
玩花船的来了，外面响起了剧烈的鞭炮声，突如其来的爆响淹没了郑凡和韦丽遥相呼应的通话。
鞭炮声过后，电话又连上了，事情的真相是，母亲逼韦丽跟煤贩子见面，韦丽跟母亲说自己已经拿过结婚证了，卖水果的母亲根本不相信，韦丽当场从包里掏出了结婚证，母亲看了后被女儿的胆大妄为和忤逆不孝气疯了，她嚎啕大哭捶胸顿足地要去跳河，韦丽从地上拉起母亲，说，“妈，我陪你一起去跳！”
郑凡问，那后来呢？韦丽说后来母亲突然就不哭了，再也不提跳河了，河水太冷，谁愿意跳？
过年回到庐阳后，韦丽在出租屋里说起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就像说别人的事情一样，很轻松。卖水果的母亲活得很实际，一家风里来雨里去地做小买卖吃苦受累只是不让一家人饿死，所以倒煤炭的贩子把房子车子亮出来的时候，母亲不可能无动于衷，她对郑凡是硕士还是博士没有丝毫的概念，过年期间问的唯一的一句话，“你们住哪儿，房子呢？”韦丽说，“要房子干吗？”母亲说，“没房子睡在哪儿？”韦丽说，“反正没睡在桥洞里。”母亲说，“你们结婚酒席没办，不算数的，把那个结婚证退掉，不就行了！年前西门老街的何四开摩托车把人撞了，驾驶证就作废了，驾驶证能吊销，结婚证也能吊销。”韦丽一不做二不休地说，“妈，你要是逼我嫁给煤贩子做二奶，我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放火把他的房子全烧了，再多的房子也等于没房。”母亲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得抱着枕头抹眼泪。其实韦丽有点冤枉了煤贩子，人家是死了老婆才托人来提亲的，顶多算填房，不是做二奶。
郑凡将韦丽搂在怀里，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对不起，我让你受委屈了！”
韦丽用指头戳了一下郑凡的额头，“你对不起柳燕燕，你让柳燕燕受委屈了！”
郑凡被韦丽的话蒙晕了，“你怎么说这莫名其妙的话？”
韦丽吊住郑凡的脖子，“年三十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跟柳燕燕走进了一个高档小区里，两个人手牵着手，笑得很下流。”
艺研所工资低，待遇差，所里平时上班也没什么压力，一般上午去半天就行了，下午在家做研究。其实上午去办公室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五六个人挤在一间木质地板已经腐朽的办公室里，根本就无法做学问，所以上班对于他们来说类似于一种仪式，一种公职人员忠于职守的象征，大家聚在一起除了躲不过去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大多数时候是在天南海北地说一些与工作无关的杞人忧天的事情。郭之远所长的政治前途和业务前途基本上已经到头了，所以对手下很宽松，他跟所有的科研机构一样，要求每个人领一个项目或做一个课题，以在家研究为主，之于一个课题或项目两年还是三年完成，没个准数，自己提交一个选题报告就行，也没人来较真，政府现在一门心思抓经济建设，至于研究黄梅戏之类的文化工作，相当于一个人化妆的时候多搽点粉，可有可无，无关大局。郑凡年前已经确定的研究选题是《黄梅戏民间艺术的都市化流变》，选题完成的时间拟定三年。郑凡之所以放弃对黄梅戏人物的研究，是因为他觉得严凤英、王少舫这些死了的艺术家还好做一些，而大多数活着的黄梅戏艺术家则不好把握，有的人把人生当戏，有的人把戏当人生，很复杂。郭之远觉得郑凡说得有道理，就劝他最好花五年时间弄一本书出来，做扎实些，到时候争取市里的文化专项基金出版。因为前期郑凡做过三个月的调研，所以郑凡两个月就拉出了提纲，搭好了架子，他觉得完成这本书根本要不了五年时间，年一过，郑凡在考虑自己专业研究的同时，不得不考虑自己和韦丽的下一步日子究竟怎么过。
郑凡一再说要买上自己的房子，可对韦丽来说，这是一张根本不需要兑现的空头支票，她从来就没想过结婚与房子有什么联系，女人结婚只与男人有关系，还有就是结婚必须拿结婚证，不拿证违法，不买房子不违法，而郑凡想到的是即使不能给韦丽全部的幸福，可最起码得给自己的女人一个窝。在这个问题上他和韦丽几乎无法沟通，主要是韦丽不愿跟他沟通，女人为了爱情可以不要整个世界，还要房子干嘛呢。他无法跟韦丽共同制定一个生活目标，所以在郑凡的内心深处，他只能自己跟自己打赌，三年内无论如何得买一套房子，办一个体面的婚礼，把韦丽体面地娶进门，他算了一下，赌赢了的时候，正好三十岁。怎样才能赌赢呢，整整一个冬天，他都无比困惑，找不到出路，想不出办法。黄杉对他说，“必须剑走偏锋，另辟蹊径才有出路！”郑凡问黄杉“偏锋”、“蹊径”在哪儿呢，黄杉说在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里，而不在你的办公室里和选题报告中。
上海求职失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郑凡三十而立的最初定位跟韦丽母亲一样实际，守住旱涝保收的铁饭碗，稳住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人生的最低目标，也是最高目标。当年大学时代的宿舍里，宏伟的理想每天都在煽动着每个人狂妄而自负的情绪，情绪在相互传染后，一个比一个牛，郑凡想当一个讲授屈原和楚辞的教授，黄杉想当作家，舒怀想办一所自任校长的私立中学，坚决把老家的县一中压趴下，秦天的理想居然是当国务院副总理。可大学毕业几年后，一切都已物是人非，黄杉发表过十几行诗歌后，文学从此不见长进，如今落到靠栖身小报写表扬稿混点烟酒的地步，作家是彻底没戏了；舒怀私立中学校长没当成，自己落草到一个私立中学打工；郑凡当古代文学教授的美梦早已灰飞烟灭，他现在最迫切要做的竟然是当一个好丈夫；秦天去了北京，具体下落不明，可以肯定的是，当副总理如今连他自己在梦里都不会相信。
其实郑凡内心一直是处于挣扎和矛盾状态的，比如郭之远所长把他当做人才网罗进来的时候，他就很激动，很受鼓舞，像是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一样亢奋，他想回报所长的知遇之恩，想在黄梅戏研究上做出突破性的贡献，而且他已经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对黄梅戏进入都市后的艺术流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跟所长汇报过自己的研究思路后，所长郭之远一拍桌子，情绪很夸张地说，“当初选你是选对了，我的眼光没错！”郑凡跟所长谈选题的时候，一上午都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结过婚了，甚至忘乎所以到连韦丽的名字都卡了壳；而他一回到城中村出租屋点着蜂窝煤炉熬稀饭的时候，他就尖锐地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扛起了根本扛不动的婚姻。春天还没完全苏醒，城中村的苍蝇们提前活了过来，它们身体虚弱地围绕着郑凡的头顶和蜂窝煤炉飞行，它们与郑凡一样在没落的黄昏里饥饿难忍。
一次会议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观念，也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开会。
市里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艺研所要派一个人参加，所长郭之远点名要郑凡去并做一个专题发言，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郑凡底气十足地打算亮出自己惊世骇俗的观点，他要在会上狠狠地露上两手，也好给所长郭之远长长脸。
文化体制改革座谈会在市政务中心一间温暖如春的会议室里举行，不许抽烟，但允许吃水果，一盘盘免费的水果间隔着摆放在鲜花花篮中间，除了一些矜持的演员和严肃的领导，大多数与会者都吃得毫不手软，郑凡在春寒料峭的天气里吃着鲜荔枝，想起了“一骑红尘妃子笑，谁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要说杨贵妃腐败，他们此刻比杨贵妃还要腐败，因为杨贵妃在这个季节肯定吃不到荔枝。
会议主持者先说了一通文化体制改革对于现在、将来的意义，又把上面的文件精神照本宣科地重复给每个与会者，然后定下调子说，所有经营性的文化事业单位诸如广播、电视、报社、出版社、期刊、剧团等一律推向市场，这是改革的潮流，历史的必然。欢迎各位为全市的文化事业单位年内实现全面转制出谋划策。
其实所有的改制方案早已出台，这个会议不是来论证要不要改制，也不是讨论如何改制，主要是让各位来阐述改制的正确性、必要性、真理性，至于说请各位出谋划策，那完全是一个礼貌的托词，相当于给人赠书时扉页签上“敬请指正！”，书都出来了，怎么指正，还能烧了重印？大多数人都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也没太当真，他们一边努力地吃水果一边积极地表示坚决支持、热烈拥护，会议差不多演变成了一个文化体制改革的表态会和誓师动员大会。
参会的都是一些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大家都专注于吃水果，没人在意年轻得看上去有些幼稚的郑凡存在，要不是他坐到与会人员座位上，人们绝对会认为他是会议中心端茶倒水的服务员。轮到郑凡发言还没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所有人终于意识到今天的会场来了一个最不该来的人，会议主持人和在场的一位主抓文化体制改革的领导先是皱眉头，紧接着脸色严峻，主抓改制的市领导忍无可忍地打断郑凡的发言，“这位小年轻，你怎么尽唱反调，哪个单位的？全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如火如荼，你一个人开历史的倒车，简直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
领导的讲话严厉而凶悍，郑凡毫不示弱地反抗说，“我阐明的是学术观点，是建立在专业理性之上的个人立场，你说我反对改革，这是把学术问题庸俗化，不可理喻！我决定退出这次会议，以表示我的抗议和对自己的学术立场的坚决捍卫！”郑凡说完就夹起文件袋离开了会场，所有人看着郑凡年轻而倔强的背影心情很复杂，有人在小声议论着，“好像刚出校门的，没吃过苦头。”
郑凡发言之前信心满满，他觉得自己的观点肯定会给领导豁然开朗的启迪，领导可能会在幡然醒悟后狠狠表扬一下自己高人一筹的独立发现和独到判断，甚至不排除有将其重用的可能，屈原帮楚怀王改革取得极大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先例。当然郑凡参会并不是为投机而来，他的真实想法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水平，为一穷二白的艺研所和郭之远争一些面子。郑凡对文化体制改革以文件和运动的方式进行表示了专业性的质疑，他说文化产业化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文件强制的结果，电视、图书、音乐、绘画、书法，你不发文件，它们也已经市场化了，而传统的戏剧包括黄梅戏等地方戏，还有文学杂志、学术期刊，你发文件也不能走向市场，推向市场等于是推向刑场，比如黄梅戏就没有市场化的可能，也无法赢得市场，你把严凤英、王少舫拉到今天的庐阳大戏院演《天仙配》、《女驸马》、《牛郎与织女》能卖一个星期的满场票吗，不可能；你让民国的四大名旦再到上海滩去试试，不出一个月就要出门讨饭，现在是影视和大众娱乐的时代，而不是戏剧的时代，不是传统戏剧不好，而是传统戏剧包括黄梅戏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它们属于文化遗产，应该是发掘、整理、保护。唐诗好不好？当然好，给你一万亿振兴唐诗，能让全国人民晚上不看电视不上网，一家人围在一起吟古诗做格律吗，还有文学杂志、学术期刊这些都应该属于公益文化事业，推向市场是外行领导内行的一个典型案例。郑凡说话夹杂着太多三闾大夫的口气，所以领导听得牙齿缝里冷风嗖嗖，额头上却是热汗滚滚，一开始下面有人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一看这情形，掌声很快就半途而废了。
郑凡在会上犯上作乱并且中途退出会场的消息当天下午就传遍了庐阳，日子过得乏味而无聊的各界人士反复咀嚼兴趣盎然，他们甚至夸大其词地传出了郑凡拍案而起、怒斥群雄的相关细节，说得有声有色证据确凿。传播消息的人自己不会站出来惹事，但希望别人站出来，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越大越过瘾。所长对郑凡会场发飙不是太相信，当他找来郑凡把现场的情况核对了一遍后，所长脸上一片灰暗，他神情焦虑地说，“小郑，你闯祸了！”
三天后，所长郭之远被主抓文化体制改革的市领导叫去了，郑凡送所长到楼下，神情恍惚的郑凡看到早晨稀薄的阳光落在艺研所红楼红色的屋顶上，一缕尖细的风趟过，屋顶就泛起了一层淋漓的血色，所长对郑凡说，“也许领导已经想通了。”
市领导把郭之远叫到暖气很充分的办公室里，他没让郭之远坐下，郭之远就站着听候吩咐，“这个叫郑凡的小年轻，年纪不大，口气不小。是你招进来的？”
郭之远站着说，“是的，上海华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写一手漂亮的文章。”
市领导还没让郭之远落座的意思，他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这种人整天坐在书斋里，好高骛远、目空一切、坐而论道、自以为是，要改革，我们首先就得把这种患有小知识分子幼稚病的人推到前沿阵地去，我的意思是把他从艺研所事业单位调出来，直接放到市演艺集团下属的杂技团去，让他跟杂技团的演员们一起走村串户下基层，接受锻炼，这样才会更快地进步，更好地成长”。
郭之远一听头皮都麻了，演艺集团已经企业化了，把郑凡从事业单位调到企业去，这不等于砸人家的饭碗吗，他辩解着说，“郑凡是古代文学研究生，他到杂技团发挥不了特长。”
市领导不是跟他商量，而是向他宣布决定，所以他不留余地地说，“我已经跟演艺集团说好了，马上你回去把他的档案转到人才交流中心，下个月去演艺集团下属的杂技团报到。就这样吧，我下面还有个会！”
市领导站起了身，郭之远此时却自作主张地在市领导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决定跟市领导亮出底牌，“郑凡是我招来的研究生，也是我让他参加座谈会的，如果他犯了错误，我也有责任，如果您执意要把郑凡赶出艺研所，我这个所长也不干了。”
市领导看郭之远完全是一种挑衅的口气，很不以为然地对他说，“行，你写一个辞职报告交上来，马上就批。现在的社会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当官的。”
郭之远哑口无言，喉咙里像是被塞进了一大团棉花，不仅说不出话，还喘不过气来。
沉默许久，市领导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郭之远的肩，语气温和地说，“老郭，你好像五十多了吧，论年龄，你是我老兄，在许多事的认识上，应该是你指点我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