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谁动了我的底线（第2页）
郑凡抱着一大堆年货，想安慰一下所长，可又不知道这么说好，跟所长告辞的时候，不着边际地说了一句，“郭老师，你喜欢吃狗肉吗？山里腌的咸狗肉很香。”他想回乡下过年给郭所长带点狗肉来，但表述得有些突兀，郭所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很迷茫地摇着头，“狗通人性，比有些人还要好，为什么要吃狗肉？”
过了腊月二十四，所里就没多少人上班了，郑凡准备独自一人背着所里发的年货提前回乡下过年，韦丽要到年三十才能回到小县城卖水果的父母身边。走之前郑凡再次强调韦丽回去后必须跟他统一口径，即使家里人问，拿证的事一个字也不说。韦丽不高兴地说，“你不让我跟你回家过年，还不让我说拿证的事，太过分了吧！我是堂堂正正地做你老婆的，不是小三，不是**，怕什么？”
郑凡耐心劝说着韦丽说，“你没跟父母商量，就跟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拿了证，目无尊长，犯上作乱，你父母能饶得了你？过年期间闹起来，团圆饭不就吃成了分裂饭，你说是不是？”
简单的韦丽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不再坚持了，“好，不说，坚决不说，把我吊起来也不说。”郑凡分了一斤瓜子、半斤糖果给韦丽带回去过年，韦丽没要，她说这些东西在乡下还有点用，县城里多的是。
乡下木匠郑树见儿子郑凡背了这么多年货回来了，激动得抱着一桶色拉油久久不愿放下，“瞧这油，清亮亮的，哪像我们乡下压榨的菜籽油，浑浊浊、黑糊糊的。听你表舅说，年底国家给你分楼房了，开了春我跟你妈去看看，老婆要赶紧找了，过了年都二十八了。”
郑凡给父亲递了一支烟，又恭恭敬敬地点上火，“爸，国家不分房子了！要住楼房都得靠自己买。”
郑树先是一愣，沉思了一会，似乎想明白了，“你们薪水高，所以才要你们自己买。要不是给你高工资，你怎么会从大上海到庐阳来呢，对不对？”
郑凡觉得自己解释不清，只好点点头，表示承认。
父亲的心情好极了，家里唯一的一头年猪夏天毕业时被父亲杀掉请人喝酒吃了，父亲天真地认为郑凡只要一考到上海，肯定就留在大上海工作，这就像新娘子一入洞房肯定就是你的人了一样，所以郑凡毕业前父亲把乡邻找过来热烈庆祝儿子扎根上海，没想到郑凡居然回到了庐阳，一头猪白吃了。
乡下过年不杀一头猪不算过年，而且会在庄上丢尽面子，对于一个家里都吃上色拉油的郑树来说，他要考虑的不是杀不杀猪，而是到哪家去买猪来杀，现在乡下猪难养，每家顶多养一头过年自家吃，没有多余的卖。
有人介绍说镇上养猪场胡标那里有猪。
胡标就是当年抓走郑树的镇执法队队长，因平时欺压百姓，积怨太多，几年前在县城嫖娼时遭人举报，在宾馆的浴缸里和一妓女被警察当场活捉，那情景就像是从水缸里捞出了两条活鱼。胡标“双开”后办了一个养猪场，生意一直不错。他对郑树说跟猪在一起心里蛮踏实的，郑树说人比猪还是要好得多，不然就不是人杀猪，而是猪杀人了，胡标嘴里打着哈哈，看身边站着一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就问是谁，郑树故作平静地说，“就是那天早上被你踹翻在地的我儿子，叫郑凡，上海研究生毕业，在庐阳市党和政府里上班，我表侄在县城挨打，县委书记到医院道歉，还赔了一万块钱，我儿子郑凡摆平的。”
胡标很尴尬，连忙给郑凡递烟，“大侄子，兄弟我当年有眼不识泰山，还请多多包涵！”
郑凡被胡标的胡言乱语逗乐了，“这事我都忘了，你也是例行公事嘛。”
猪称过后，总共是八百二十六块钱，胡标说只要给八百就行了。郑凡的钱全都存到银行准备买房了，父亲不知道他平时除了工资之外分文没有，这次总共带回来一千块钱过年，过年的资金预算中，根本就没有买猪宰杀这一笔，可磅完秤后，父亲很轻松潇洒地对郑凡挥挥手说，“交钱呀！”
郑凡心里暗暗叫苦，这个好面子的父亲把儿子当成大款了，郑凡从皮夹里动作麻利地抽出八百块交给胡标，然后又迅速地将皮夹塞进棉袄里面的口袋里，他怕父亲看到自己的皮夹空了。
郑凡知道父亲在自己身上寄予了太多的希望，而那些希望完全是父亲躺在**不切实际地虚构出来的，他以一个农民最杰出的想象力把儿子包装成整个山区乃至整个皖西最耀眼的明星，郑凡不是他现实中的儿子，而是他想象中的儿子。郑凡知道自己无法与大字不识几筐的父亲进行有效的沟通，他也不忍心大过年的把父亲的梦击碎，所以，春节期间，他不得不配合父亲，把根本不存在的荣耀和富贵表演得异常逼真。
郑凡在亲朋好友面前很无奈地被父亲一次次地神化。
神化带来的轰动效应是，年初三，表叔拎了一桶米酒要郑凡跟县委书记下一道命令，让其在乡政府食堂烧饭的儿子转成国家干部，要是能当上副乡长更好，郑凡说食堂烧饭蛮好的伙食要比一般人好得多，表叔说当上国家干部就不会被人欺负了，要是能当上副乡长就可以欺负别人了。父亲郑树严厉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你要是这么想的，郑凡就不能跟县委书记说情，当官哪能欺负人？”表叔检讨说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只是随口乱说的。
郑凡被两个长辈弄得哭笑不得。
年初四，庄邻周天保拎着两只腌得金黄的咸鸭来找郑凡，他女儿被拐骗到广东卖**去了，请他跟省里、中央的领导说说，把他女儿尽快救回来，周天保哭丧着脸，“大侄子，你是晓得的，我们是清白人家，小玉做这种事，害得我们八辈子抬不起头来，你最好能找到中央的领导说说，他们一发话，全国都管用”。
郑凡很无奈，但又无法解释，他只好含糊地应付着说，“我回去后，帮你了解一下！”
晚上吃饭时，郑凡对父亲说，“爸，我已经撑不住了，你以后不要在外面说我手眼通天，我没那么大本事。”
父亲不高兴了，“你不要忘本，能帮助乡里乡亲的，一定要帮。现在全乡的人都知道，你从大上海来到庐阳，风光得很，一出手，就把县委书记训了一通，你表弟不但没坐牢，政府还赔了一万多。”
郑凡说，“爸，我只是在上海当学生，不是在上海当市长，到庐阳来也只是普通工作人员，你就不要给我添乱了。”
父亲生气了，他将酒杯里酒一口喝干，站起身默默地向房里走去。
郑凡小心地跟了进去，在落满了木头气息的老屋里，他更加小心地对父亲说，“爸，你不要生气。今后凡是我能办的事，我一定办！”
他觉得为了父亲，他得把不能办的事办了，不该说的话说了。乡里乡亲的上访告状，求医问药，还有自己买房、结婚、办体面的婚礼，所有棘手的事，他一件都不能怠慢。
这个年过得并不轻松，为了节省话费，郑凡跟韦丽每天互发信息，诉说没有对方的寂寞与别扭。大年初一，郑凡忍不住给韦丽打了一个电话，韦丽在电话里说的第一句话，“我把你给卖了！”
郑凡大年初一听这话，莫名其妙，“把我给卖了，卖给谁？”
韦丽好像嘴里啃着水果，边嚼边说，“卖给我妈。”
郑凡觉得韦丽越说越不靠谱，“你喝酒了？尽说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