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如蜕（第3页）

已经是冬季了，第一场寒流袭击着城市。家里到处开着取暖的电器，厚厚的羊毛地毯散发着温馨可人的气息。当你听着外面西北风呼啸中树枝断裂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家里的一切都变得厚重而温暖，变得如附在你身上的一件棉大衣。而我弟弟却在西藏远离他喜欢的这种氛围。我把父亲扶着躺下，尽量小心地不打扰他的思维，我敢肯定父亲现在想的不是弟弟而是他的企业，但我想错了，父亲躺下时惨然一笑，说：“我再狠，也狠不过命。”我无言，给父亲掖好被角。心中替他一阵悲哀：父亲信命了。

半夜时分，风突然停了。我掀开窗帘，世界呈现出狂怒后的安详和纯洁，月光洁净如水，地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面子，在月光下有时发出“吱吱”的断裂声。

我想弟弟所在的西藏，月亮会比此时此地的月亮更干净。但我不会为了追求一个干净的月亮跑到西藏去。这当中有着复杂的取舍，体现了一个人是否真正的成熟。真正的成熟使人抑制某种欲望，牺牲某种信念，换取目前的平衡，这才是一种清醒的取舍，含有人生真正的悲壮。而弟弟却不屈不挠地追求他的镜中花或者水中月。弟弟小时候是个聪明实际的小孩，和大多数小孩一样，他会为一粒糖而使用点小心眼，或者为打碎的花瓶撒一个谎。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换而言之，他是为了什么才把自己塑造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我要想想他以前的事。

我家是在1971年秋天下放到苏北农村的。弟弟那时候六岁。那时候农村的行政体制是人民公社，公社下面是大队，大队下面设小队。小队里面无可设置。社员就在口头上把小队分成一个个基本组成，叫×庄×庄的；叫姓的，叫地形特征的，叫树的名称的。我家住的地方紧密地分布着十几家人家，因为柳树又多又大，就称为大柳庄。我们一家在秋天的傍晚中静悄悄地来到大柳庄，被安置在姓于的寡妇家里。寡妇也是外来人，四十多岁，身材高大结实。因为她的第二个儿子在县城水电站工作，所以她的一家都有着不可置疑的体面。深秋的雨一下，大柳庄的人就基本上没事了，成天一起聚，等待冬天来临，再把它熬过，熬到春暖，日子又有了希望。哪怕肚子吃不饱，身上却不会再感到西北风的寒冷。大柳庄不是最穷的庄，据说除了三年自然灾害，从来没有一个人饿死或者出去要饭，这是大柳庄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大柳庄的人一日三顿玉米稀汤，里面掺几根山芋干。如果谁家例外地烧了米饭，那一定要用碗盛着，当礼物一样送到左邻右舍。米饭里面放一块猪油，这就是美味佳肴了。我家安置下不久即学上了这里的规矩，隔三岔五地盛了米饭，一五一十地让弟弟送出门。我记得母亲先是让我去的，但被弟弟热心而蛮横地夺走了这个差使。弟弟那时候愿意和别人交流，远不像现在这么在人前感到紧张。弟弟成了送饭使者，同时成了大柳庄里最受欢迎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别人嘴里的新闻。他可以坐在别人家的**和大爷大妈大嫂拉家常，一本正经地问：“月亮怎么不摔到地上？”又问“饭变成屎需要几个钟头？”于是第二天这些社员们在地里劳动时扶着铁锹学说这些新闻时，一脸的惊叹和迷惘。

弟弟在大柳庄感受到的气氛肯定影响了他今后的审美取向，农民的质朴，简单贫乏的日子中只剩下缓慢的对大自然的等待，等待到了好年成时大自然真诚而不露声色的感谢，懒散的没有一丝过多欲望的却时而闪现智慧的个性，爱我的弟弟并表现出赞许他的喜悦……在我弟弟若干年后过着锦衣玉食，耳闻目睹的却是丑陋的尔虞我诈时，回忆起来，那就是理想中的完美的人际关系。他把大柳庄作为他心中的圣地而竭力维护。1992年夏，我父亲带着弟弟回到大柳庄，父亲的用意很明显，他开着自己的轿车，西装的口袋里鼓鼓囊囊地放满了崭新的十元钱。他带来的轰动效应不下于省委书记下乡，甚至比之更热闹。父亲到每一家熟人家里都坐一下，听着埋怨或者诉说，看着哽咽或者潸然泪下，欣赏着因崇敬而焕发的满脸红光而导致的手足无措。父亲眯着眼睛看上去是要慈祥地微笑，像是在全盘接受各种深浅不同的色彩和形形式式的思想。可弟弟在后来却一口咬定父亲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因为我父亲总是在听完许许多多的诉苦以后才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钱发放。弟弟在大柳庄之行回来的路上就和父亲吵开了。他讽刺父亲说，他应该把那一张张十元换成一元或者一角，这样拿出手的时候显得更漂亮。父亲说这是我辛苦赚来的钱，我愿意把它怎么样就怎么样。弟弟说你这样做是在施舍懂吗？父亲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施舍，谁不知道这是施舍。他们需要就是施舍。弟弟说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帮助他们。父亲不耐烦地叫起来，难道要我既损失钱又要费心照顾别人的自尊心吗？儿子，如果你换在我的位置上，你也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弟弟沉默了，眼睛看着窗外，在默思中，他把自己换到父亲的角色。他反复衡量，反复思考，从各个角度为父亲的行为找出理由和实施的必然性。最后他毅然地对父亲说：“不，我决不会像你这样污辱他们。”

弟弟曾经发誓要报答大柳庄人对他的爱护，但他至今没有实现过诺言。至于原因，情况不明；也许被我父亲当年说中了，弟弟找不到有别于父亲的更好的做法。但在当时，我弟弟迈着短短的小细腿，端着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大碗跨进每一家门槛，他确实给大柳庄人带来了最直截了当的、最实质性好处。因此，大柳庄人极是喜爱他。他在这里受到成年人的待遇：他可以面对面地与各位年长的坐在一条凳子上对话，从而感受浓醇的人情。但我的弟弟在长大成人后，不知道出于怎样的心理把起初的原因剔除了。把结果安排成另一种结果的原因，这就是：因为他受到了温暖的关怀所以他对大柳庄怀有美好的感觉。弟弟在这种多少有些偏差的美好回忆中固定了自己的人生观。实际的大柳庄在他心中淡化了，只留下关于解释美好的误差性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发展成衡量现实世界的参照物。弟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远离了现实世界而囿于他的丰富美丽的内心世界，大柳庄是原因之一。

弟弟小时候的聪明表现出他的另一面人格。我们的房东于大妈是极喜欢我弟弟的，寡妇人家的禁忌是出去串门。她就常在晚上把我弟弟抱在她**，抽着她那黑腻腻的烟斗，一边呵斥着孙子，一边听我弟弟说话。忽然有一天，我想是于大妈那盏跳动不已的煤油灯里，我弟弟看见了于大妈的耳朵上跳跃着灯光一般晶莹的黄光。弟弟忽然呆住，他偏着头死盯住于大妈的耳朵看。于大妈后来对人形容我弟弟的神态只用了三个字：

“吓人呢。”

于大妈在我弟弟的注视下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我弟弟却沉思着别过头去，两条腿“啪哒啪哒”地击打着空气。他若无其事地问于大妈：“这是什么东西？”

于大妈告诉我弟弟这是金耳环。

这个孩子就再次打量于大妈的耳朵。冥冥之中是什么因素把他突然唤醒了。弟弟站起到**，采取了最简单的利己行为，这种行为也是后来我弟弟在某种僵硬的思维方式中逐渐消失殆尽的。我弟弟紧紧抓住于大妈的耳朵，于大妈左右躲闪不开，低吼一声：

“疼哪。”

于是我弟弟最终没有把耳环抢到手。第二天早上，他拿了一把东西来换于大妈的金耳环，计有：他自己吃剩的五粒驱蛔虫宝塔糖，一把新牙刷，一块新的方格子男式手帕。这些东西即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是普通的物品，但宝塔糖的可贵之处不在于驱虫的功能，而在于甜，入口又甜又沙。牙刷的可贵之处在于是我的父亲昨天晚上从上海出差带回来的。这是当时我弟弟的价值观。宝塔糖马上给于大妈的孙子抢跑了。于大妈思考了一下，就收下了牙刷和手帕，再从耳朵上取下一只金耳环放在弟弟的手心里。六七年后于大妈一定会为她的举动后悔。但在当时，金子对人没有多大用处。于大妈收下香喷喷的手帕压在箱底下，她的二儿子请人带信说过几天就回来。于大妈收下牙刷，配上她二儿子获奖得到的搪瓷杯，让她的大儿媳、二儿媳、三儿媳沾上盐水轮流刷牙了。

我脆弱的理想主义的弟弟，他晚生了几千年，我们把这时候的人类社会称作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只有在这个阶段，才是最平静最团结因而是最美好的。

如果说人具有喜欢追忆过去，粉饰过去的特性，那么我弟弟的心情就很容易理解。但我的弟弟，粉饰过去不仅仅为了心理的需要，他把粉饰后产生的事件内涵，作为自己遵循的规范。

上面说过我父亲在1991年回到大柳庄上，风光了几天。他在激烈如战场的商场中抽出几天的空暇其实不易。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洗刷在这里留下的不愉快的记忆。1977年他作为盗窃犯被捕三年，逮捕他的当天，整个乡里都轰动了。他的被捕是因为一起桃色新闻引起的。

事情是这样的：

大柳庄的旁边有个叫徐庄的，因它那边有二十几家姓徐的人家团居在一起。徐庄和大柳庄隔了一条河，可以说是一衣带水了。徐庄里面有一个不姓徐的下放知青姓岳，姓岳的知青娶了邻近公社姓黄的女知青。小岳小黄都是苏南人，丈夫羸弱妻子懒惰，这样的二个人凑在了一起，除了不断地让日子过得难受外，再也没别的特长。他们自留地里的草长得比麦子还高，奇怪的是他们的孩子却如雨后春笋般繁荣昌盛。小岳对着四个孩子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时候，小黄却跨出了改善生活的第一步：和大队书记勾搭上了。这是一桩互不吃亏的交易。书记乐意和女知青浪漫一番，女知青家的口粮和工分却凭空地多了起来，有时候还会有一段衣料一只猪腿之类的东西。因而二个男女知青开始打架，从**打到地上，丈夫用尽了力气，气喘吁吁，妻子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四个孩子的哭号声就像一群黑夜里的小狼崽。因而妻子一次又一次地上吊，丈夫一次又一次地把她解救下来，二个人就在上吊和被解救过程当中获得了家庭的乐趣。他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要保存家的完整性，以免孩子遭受不测。妻子不再上吊，丈夫鼓足精神发誓要让妻子儿女吃饱吃好。丈夫小黄是个老实人，他一定是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铤而走险地与人合伙偷了一台机器。他把机器卸成零块藏在他家屋后的稻草堆里，准备当成废铜烂铁卖给旧品收购站。

男知青小岳在几场雨过后，偷偷扒开草堆一看，发现铁上生锈了。锈不多，但已经令他有些焦急，他听人说锈会“吃”铁的。于是他冒冒失失地来求父亲了。父亲跟着他到草堆边扒开一看，心中豁然明白这是一台完整的机器。父亲心中明白后站在草堆边沉吟了许久，走在路上也是边走边想，回到家中就对着窗外出神。而后他准备让机排站吃下这台机器，因为站里也正好需要这种机器。父亲做出这一决定有两个因素，一是同情，二是有利可图。我认为更多的是出于后者；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为证：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父亲当然不可能只是为了同情而把自己推向犯罪的境地，作为一个国家的销售人员，他知道这种机器只会来源一种地方：国家的大厂。但他还是铤而走险了。他用低价收购了这台机器，而以国家牌价转卖到机排站里。小岳自然是千恩万谢，父亲同时也解决了自身的困境。作为一个男人，我父亲和小岳的处境是一样的，他得养活妻子儿女，我和弟弟正在上学、长个子，而母亲从来没有习惯过真正的农活，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她尽心尽力抚养我们，帮助丈夫。

不久东窗事发，父亲起先作为知情者被公安机关传讯。我猜想父亲在明白机器的底细后，曾经与小岳有过某种暗示性的约定。父亲是个聪明人，他不可能让小岳说机器的底细，那样的话，他就被动了。那暗示性的约定是必需的自我保护。公安局的人找到我父亲，请他协助调查这件事。如果父亲这时候全部交代清楚，我想他不会为了这件事吃那么多的苦头的。但我父亲全然没有坦白的打算，刚硬的脾气发作，拒不交代。他是太看重那个约定了。从这件事过后，我父亲从不相信任何人的口头许诺，哪怕白纸黑字的合同，他也会指着说：

“这种东西，骗骗人而已。做生意的，千万不要让它迷惑。”

父亲在以后除了不相信别人的口头许诺，是不是也会用口头的或纸上的约定去迷惑别人？弟弟极端的幼稚的理想主义，最初的动机是否只是想反叛父亲的人生信条？

知青小岳很快地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我父亲被作为同犯判了三年徒刑。小岳漫长的服刑期满后，我父亲已在中学里守大门，度他一生中最轻松的日子。小岳出来后费尽周折地打听出我家的住址，找上门来，未说话就跪于我家的门槛外面，他跪了足足有五分钟。他说来世必定做牛做马报答我父亲。他说得那么斩钉截铁，说明他对今生今世已失去希望，因而不再采取任何实现愿望的行动。

我想，我已经基本上说清楚了弟弟为什么抗拒我父亲的原因，这原因在于他对社会和人生有着顽固的理想化审美倾向。一个人在择定自己的观点时，一定会同时使用两种方式：排斥和吸收。上面我说过，弟弟一步步远离现实世界而囿于他的内心，大柳庄是原因之一，父亲和小岳之间发生的事可以看作是原因之二。他从这上面吸取的东西使他极力抗拒进入商界。商界在他的心目中几乎是丑陋的代名词。弟弟一方面把误差的美好概念存入内心；一方面把无法误差的事物作为禁锢自己的理由，我想这就是弟弟落后于社会的原因。弟弟对商界产生反感，尚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不得不说起父亲的爷爷。

父亲的爷爷本是江南乡下的一个农民，后来他来到上海滩并在这里发家致富，其中的经过和原因已无法知晓。据说他在经商中使用了一些令人反感的手段，因而他很快致富并成为远近闻名的泼皮人物。这种人物我们在古典小说中经常看到，譬如《水浒传》中将门神、郑屠户、西门庆之类。在三十五岁那年果断地了结了与他同居多年，竭尽全力为他周旋的从良娼妓，回到老家去娶了一位健康结实的女人。这个女人不负厚望，一口气让我的老太爷做了八个孩子的父亲。临到五十岁生日的那天还生了个老么。七十岁时，还是神清气爽，满脸红光。七十一岁和大儿子打官司，她用砖头砸破了自己的头，告了大儿子忏逆罪。她在法庭上哭声惊天动地，摄人心神。以至于法官最后把家族的产业管理权从大儿子手中判给她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从亲戚的家里看见过我老太爷和太婆的一张合影。老太爷的脸凶横，一只手叉在腰里，一只脚搁在凳子上。我的太婆横眉立目地站在旁边，脸色冰冷。看得出她模仿着我老太爷的为人处世，二个都是手粗脚大，加之流露无遗的自满嚣张，使整张照片有了一种醒目的粗鄙。老太爷和太婆都是地道的农民，本身在离开家乡时没有劣迹，祖上各代都安分守己，他们是后来才变成了一对令人生畏的人物。听说他们与人做生意时，经常性地凶悍而不近情理。我们不可以把这种变化归结为环境所致，只能说他们具有了某种强烈的欲望，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才变化了。正因为变化了，他们才成功了。老太爷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改写自己的历史。社会总是这样的奇怪：为什么没有了道德规范的约束，他反而有了强大的生存力？

我的父亲一直对他的父亲讳莫如深，也许他明智地认为不应该拿很多年前的又脏又破的事情来干扰我们。但父亲在一次酒后打破了沉默，第一次说了他父亲的事情，他说从前啊，那是很久了吧。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他饿着肚子在家里等着父亲回来。他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全都分了家，大分家时为了财产彼此结下了刻骨仇恨，因此，谁也不会来照管这个七天就失去母亲的孤儿。（我发现弟弟的神色似有恐惧）

父亲继续回忆：“他的父亲拿了几枚金戒指出去，他想在这年三十的晚上，父亲拿了金戒指是为了换米和一些好吃的东西。他就坐在楼梯上，在黑暗中等待着。（弟弟的神色似有厌恶）

这时你可以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需要吃饱和温暖的孩子，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坐在楼梯上：他的心呈现出某种易碎的敏感，他的直觉在黑暗中如刀子一样锋利，他那一点愿望把空间填满了。未来因此变得甜蜜、辛酸而不可预测。

半夜里，门开了。进来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另一个是陌生的女人。陌生女人说你怎么还有这么个小可怜。男人就飞起一脚把孩子踢到楼梯底下并助威地喝一声：“嚯”。

我父亲讲述这个故事时，我和弟弟早已过了靠长辈教训的年龄了，所以父亲的故事并未让我们感觉到有忆苦思甜的意思。我们在心理上已把父亲当作朋友一辈了。我想父亲以前受了多么沉重的难言的伤害啊。有的人一生当中很少体会到美好的东西，那不是他的错，实在是运气不好，上帝没有好好地看顾他。

这一年的除夕之夜过得很沉闷。弟弟在我父亲母亲离开餐桌后，走出了家门，他临走的时候一再对我说：“这种事讲有什么意思？你说说。我问你讲它有什么意思。”

我平心而论说确实没有什么意思，但我告诉弟弟应该让父亲有一个宣泄的机会，他是个很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人，今天他这样宣泄了，就应该为他高兴。

弟弟说，哦，你这么实际的人也会讲究道德？祝贺你了，我觉得你今夜不再面目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