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 牛李党争 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第2页）

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大唐与西戎交往，信守盟约最为重要。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这种事情是连一个匹夫都不愿干的，更何况一个帝王！”

这番话说得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文宗皇帝听得频频点头，觉得煌煌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了。

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皇帝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王践言不止一次对天子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让吐蕃方面称心快意，杜绝了日后吐蕃人归降大唐的机会和可能性，实在是个下下之策。”

文宗直到此刻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事实上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与此同时，李党成员也纷纷反击，称牛僧孺此举纯粹是公报私仇，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

牛僧孺内心不安，主动上表请辞，旋即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入朝就任兵部尚书。数年前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终于再度向他招手了。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这不禁让李宗闵感到忧心忡忡。他知道李德裕随时可能入相，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然而，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此刻天子对他的信任和期待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李宗闵挖空心思地在背后搞了一系列小动作，结果还是一场徒劳。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李德裕正式入相。文宗在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三分之一以外的。

于是，李德裕回朝后立即着手的事情，便是率领他那“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到中央。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毋庸置疑的逻辑终点，便是李宗闵的罢相。

六月，李宗闵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罢相时隔仅仅半年。

至于说李德裕这么干算不算是党争，似乎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我们相信，文宗李昂断不至于看不懂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么样呢？

当一个帝国的所有高层官员都已经深陷党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当国家利益、朝廷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在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让路的时候，这个孤掌难鸣的年轻天子，又如何能够力挽狂澜呢？除非他不分牛党李党，在一夜之间把帝国的所有高层官员清理一空，否则他也只能在两党恶斗的夹缝中尽力寻求一种无奈的平衡，在防止一党独大的道路上走一步看一步地艰难前行……

除此之外，天子李昂还能做什么呢？

此后的日子，牛李党争愈演愈烈，朝中一片乌烟瘴气。文宗时常哀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文宗起用李训和郑注，大力打击朋党，于是牛、李二党均遭贬谪，朋党之争一度消歇。随后甘露之变爆发，朝政大权被宦官集团一手把持。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年仅三十二岁的文宗驾崩，仇士良拥立皇太弟李瀍（后改名李炎）即位，是为唐武宗。同年九月，武宗征召李德裕回朝复相。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昭义（今属山西）节度使刘从谏病卒，其侄子刘稹秘不发丧，掌管了军政大权，同时逼迫监军宦官代他上疏朝廷，请立为留后。

武宗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宰相们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应该授予刘稹留后之职，唯独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并力主征伐。武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以往，每当河朔诸镇有节度使死亡、后人或部将企图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吊祭使前往吊唁，其次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准备承认其自立，也会先封他一个官爵，直到出现军队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所以，往往一拖就是大半年，等到战事拉开，藩镇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而这次，武宗李炎把所有装模作样的繁文缛节和太极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命令五道兵马合攻昭义。

战争打响后，刘稹就在中央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到了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投诚，为朝廷提供了许多重大的军事情报，于是加速了刘稹的失败。八月，作为昭义镇主要税赋来源的邢、洺、磁三州又相率归降，昭义镇顿时人心惶惶，刘稹旋即被手下大将刺杀，昭义宣告平定。

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在这种时候，他当然不会忘记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打击他的老对手：牛僧孺和李宗闵。

即便这两个人已经被打翻在地，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

他随即捏造证据，诬陷牛、李二人与刘从谏串通谋反。

武宗勃然大怒，随后便将牛僧孺和李宗闵一贬再贬，直至流放岭南。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冬天，当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远的流放路上时，位极人臣、功成名就的李德裕正在他温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赋诗饮酒，并欣赏着窗外美丽的雪景。

李德裕无限感慨，同时又怀有一丝庆幸。

他庆幸和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多年，自己总算笑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