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 唐宪宗 元和中兴（第2页）

八月，田季安死，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时机成熟，立刻命左龙武将军薛平为郑滑（今属河南）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随后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其时，已任宰相的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

他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加之刑罚严苛，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此法虽善，但必须有一严明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今田怀谏只是一乳臭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陛下只需按兵养威，届时抓住时机，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效法以换取朝廷赏赐，必皆恐惧，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很显然，这是一个离间计。

宪宗茅塞顿开，决定依计而行。

不出李绛所料，田怀谏因年幼无知，军政大权落入家童蒋士则之手。蒋士则小人得志，全凭个人好恶，肆意任免诸将，终于触犯了众怒。诸将遂拥立田兴为留后，杀了蒋士则，将田怀谏迁出帅府。

十月，在李绛的一再坚持和催促下，宪宗发布了一项让河北诸藩目瞪口呆的诏命——任田兴为魏博节度使。

消息传来，原本心中惴惴的田兴简直可以说受宠若惊。历来自立为留后的藩将运气最好的也不过是被朝廷追认而已。田兴万万没有料到，宪宗皇帝此番出手竟然如此阔绰，让他一步到位成了节度使！

拜受诏命的那一刻，田兴千恩万谢，士兵们则欢声雷动。

数日后，李绛进一步向宪宗提出：“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形同剜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如果不给予超乎其所望的重赏，则无以收拾其军心，离间其四邻。请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赐之！”

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一百五十万缗之外，又无比豪迈地给魏博百姓免除了一年的赋税和徭役。

田兴感激涕零，随后主动上表，把各级官员的任免权交还朝廷，并从此在全境奉行朝廷法令，缴纳各项赋税。

魏博就此归顺中央。

成德、淄清等镇的节度使们都傻眼了，频频派人前来，使尽浑身解数离间田兴。可田兴自始至终不为所动。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他的儿子吴元济秘不发丧，接管了军政大权。宪宗随即发兵讨伐，但是战事的进展却极不顺利，打了整整一年，竟然毫无取胜的迹象。

原因出在统帅身上。

被宪宗任命为统帅的人名叫严绶，不仅毫无军事才能，而且花钱如流水。从到任的那天起，严绶拿了中央的巨额军费后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毫无节制地犒赏士卒，借以收买人心；二是拼命贿赂宦官，构建自己的人脉。除此之外，他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率领八个州一万多人的部队在州境线上整整坐了一年，连仗都很少打，更不用说要向朝廷报捷了。

宰相裴度屡屡强调严绶无能，请皇帝更换主帅。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九月，宪宗终于下决心撤掉了严绶，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各军总指挥。然而，此人与严绶半斤八两，虽然不像严绶那么会花钱，但却一意保存实力，根本不愿真心打仗。

淮西大有陷入泥潭之势，而河北的成德也一点不让人省心。这一年岁末，王承宗放纵军队四出劫掠，把周边诸镇搞得寝食难安。于是，卢龙（治所幽州）、横海（治所沧州）、义武（治所定州）纷纷上疏请求讨伐王承宗。宪宗早就想收拾成德了，遂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发六道兵马共同讨伐王承宗。

至此，李唐朝廷不得不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此举让不少朝臣想起了德宗当年的覆辙和教训，以宰相张弘靖为首的多位大臣相继劝宪宗罢兵，待讨平淮西再回头对付成德。

可宪宗不听。

他不相信德宗做不到的事情他也一定做不到。

然而，现实是严峻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从淮西前线传回一个大败仗的消息——唐邓（今属河南）节度使高霞寓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消息传来，满朝震恐，罢兵的呼声空前高涨。宰相们入朝力谏，宪宗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是用兵的方略，撤换不能胜任的将帅，及时为各参战部队调配粮饷，怎能因为一个人打了败仗，就立刻罢兵？”

朝议的结果只有一个——接着打。

两场战争就这么旷日持久地同时进行着。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五月，淮西已打了将近三年，出兵九万余人，耗去军费粮饷无数，却未建尺寸之功。而成德也打了一年多，出兵十多万，战线环绕成德边境数千里，各部相距遥远，缺乏统一指挥，而且补给线过长，每次运输粮饷都要累死一大半牲口。卢龙节度使刘总打下一座县城之后就停驻在边境五里处按兵不动，光他这支军队每月耗费的开支就达十五万贯，中央不堪重负……

很显然，这仗再这么打下去，国家已无力支撑。宰相李逢吉力劝皇帝罢兵，一切等平定淮西再说。宪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矛盾中，经过多日犹豫，不得不下令撤销了河北行营，让诸道军队各回本镇。

河北草草收兵，让宪宗李纯觉得丢尽了面子。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尽管朝廷已经全力以赴对付吴元济，可淮西依旧固若金汤。七月底，宪宗忧心忡忡地召集宰相们商议，李逢吉等人都认为中央已经师老财竭，再次建议皇帝全面停战。只有宰相裴度默不作声。宪宗问他的意见，裴度说：“臣愿亲往前线督战。”

八月，裴度从长安出发，宪宗亲登通化门为他送行。裴度说：“臣要是消灭敌人，就还有机会见到陛下；可敌人要是一日不灭，臣永远不回朝廷。”

宪宗闻言，忍不住潸然泪下。

裴度抵达淮西前线后，很快就找到了朝廷军频频失利的主要原因——自开战以来，宪宗就为前线的每一支参战部队都派驻了监军宦官。这些人既无军事才能，又无作战经验，却偏偏喜欢干涉主将的军事行动。每逢打了胜仗，宦官们就第一时间飞报朝廷，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要是打了败仗，他们就对将领破口大骂、百般凌辱。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战场上掣肘，这仗能打得赢吗？

裴度立即上疏痛陈此弊，最后促使宪宗把这帮监军宦官全部召回了长安。

裴度的第二项决策，就是极力支持大将李愬的擒贼先擒王之计——奇袭蔡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