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 开元盛世 历史的巅峰（第2页）
姚崇离任后，推荐宋璟接替了他的宰相之位。
宋璟，工于文翰，进士出身，早在武则天时期便以忠直耿介、执法严明、不阿权贵著称，时任御史中丞，曾为了弹劾二张而与武则天面折廷争。中宗时，宋璟担任吏部侍郎兼谏议大夫，因不满武三思恃宠擅权而获罪，被贬出朝。睿宗复位后，宋璟回朝，擢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但随后又因反对太平公主而再度被贬。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二月，玄宗征宋璟入朝，派内侍宦官杨思勖出城迎接，宋璟一路上竟然不与杨思勖攀谈半句。杨思勖回宫后悻悻地向玄宗禀报，玄宗听完，感叹良久。他知道，宋璟这是在恪守“外臣不与内官交通”的准则，于是内心对他越发敬重。
宋璟再度拜相之后，史称他“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屈从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宰相身为“百僚之长”，不仅本身要率先垂范、具备严明高洁的操守，而且更需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和智慧，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导整个庞大的文官集团。宋璟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冬，他给玄宗呈上了一道任免官吏的奏疏，疏中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都有才干和文采，然性喜异端、好生是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但全然不用，又可惜了他们的才干，故可授予渝、硖二州刺史；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兼备，初用之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颇不称职，请转任左散骑常侍（没有实职的散官），以执法严正的李朝隐代之；陆象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为人宽厚，又能做到是非分明，可授河南尹一职。”
扬长避短，量才录用。有这样一双火眼金睛替皇帝严把人才关，玄宗就既不用担心官员队伍中有人鱼目混珠，也不用担心有人怀才不遇了。
唐代有不少隐士，其中固然有“视富贵如浮云”的真隐士，但也不乏以归隐山林作为升官捷径的政治投机者。有人就曾经向宋璟推荐过一个叫范知睿的隐士，称他富有文学才华，并献上其所著的《良宰论》。宋璟阅毕，却在书上写下这样的批语：“观其《良宰论》，颇多阿谀之词。隐士理应直言朝政得失，岂能如此谄媚取容？若自以为文章做得好，可走科举应试之途，不应私下请托。”可想而知，在如此刚直不阿、明察秋毫的宰相面前，任何人想抱着侥幸心理走一条“终南捷径”，结果都只能是痴心妄想、自讨没趣。
与姚崇一样，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是四年。可即便他离开了相位，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玄宗仍然对他甚为倚重，曾当面对他说：“卿国之元老，为朕股肱耳目。”而宋璟也依然保持着“极言得失”的刚正风范，对朝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玄宗曾亲下一道手诏，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旧唐书·宋璟传》）
姚崇、宋璟二人相继为相，以卓越才干创造了赫赫政绩，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历史大幕。对于二人的历史功绩，司马光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姚崇、宋璟之后，开元的历任宰相还有源乾曜、张嘉贞、宇文融、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这些人虽然不像姚、宋那样拥有较高的声望和显赫的历史地位，但却能各展所长，对盛唐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编户的数量决定了赋税收入的高低，也决定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大唐开国之初，由于经历隋末丧乱，编户仅二百余万，至贞观初年仍不满三百万，永徽初年增至三百八十万，至中宗、睿宗时期，全国总户数增至六百余万。总体而言，从唐初到开元初年，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快，一百年间仅增长四百万户。
编户数量的增长之所以较为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逃户现象严重。据说，当时“两畿户口，逃去者半”。针对这个问题，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起，玄宗君臣开始下大力气推行“括户”政策，规定各州县逃亡户口必须在百日内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违者流徙边州。作为配套措施，玄宗一再下令，强调刺史县令安抚百姓的职责，告诫地方“徭役须平，豪强勿恣”，同时规定，凡是在“增殖户口、劝课农桑”方面做出成绩的地方官，可优先铨选为京官；此外，还对新附籍的户口实施赋税减免政策。
经过几年的努力，括户政策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效，至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全国户数已达七百余万；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增至八百四十余万户。综观开元的二十几年，增长户数多达二百多万，显然是唐朝开国以来增速最快的一个阶段。
编户齐民的快速增长无疑是唐朝走向盛世的重要标志。括户的同时，玄宗又鼓励农民开田垦荒，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耕地面积显著增加。据诗人元结所言，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繁忙的耕作景象。随着劳动力与耕地面积的大量增长，农业经济迅猛发展，“累岁丰稔”，“年谷屡登”，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国力蒸蒸日上，天下呈现出一派繁荣富庶的局面。据杜佑在《通典》中称，自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封禅泰山之后，“天下无贵物，两京斗米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开元末，“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开元盛世的一个侧面，唐玄宗时代在兴修水利方面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据统计，贞观年间兴建的水利工程计二十六处；高宗时期三十一处；武则天时期十五处；玄宗开元时期，兴修了三十八处水利工程，加上天宝时期的八处，共计四十六处，为唐朝前期的最高数字。这些大型水利系统，最大的可灌溉几千顷田地，小的也可灌溉百余顷，至于那些小型水利工程，则更是不可胜计。丰富而健全的水利设施，为农业生产和作物丰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农业的大发展又迅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的手工业包括纺织、印染、矿冶、金工、造船、金银铜器、陶器、木器、瓷器、玉雕、制糖、制茶、造纸、印刷、皮革等行业。在许多行业中，都涌现出了精湛的工艺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如闻名于世的“唐三彩”，就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发展到了高峰。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故名“唐三彩”。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展现出动人的艺术魅力。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自然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玄宗一朝，在诗歌、音乐、歌舞、绘画、书法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和不朽的作品，达到了后世无法逾越的高度。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公认的巅峰，而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诗坛上，更是大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自不待言，除了这两位大师之外，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崔颢、岑参、高适等人，也都是风格独具、光芒四射的人物。
在音乐、歌舞方面，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大明宫太液池东边有一座梨花盛开的庭园，称为“梨园”，唐玄宗就在这里创建了皇家艺术中心，亲自遴选数百名具有艺术禀赋的乐工和宫人，共同进行教学、创作和演出，称为“梨园弟子”，其中以李龟年最为知名，后人称其为“歌圣”。玄宗本人精晓音律，善击羯鼓，尤其擅长作曲，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大型乐舞《霓裳羽衣曲》就是由他谱写、由杨贵妃编舞并演出的。开元、天宝之际，洛阳家家学胡乐，长安女子人人学圆转舞，杨贵妃和安禄山就是跳胡旋舞的专家。
在绘画方面，也出现了众多名师巨匠。如善画仕女图的张萱、周昉，其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以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相；善画鞍马的曹霸、韩干，曾获杜甫赠诗歌咏；善画山水画的王维，被苏轼称为“画中有诗”；被后世尊为“画圣”的吴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尤擅佛道画，其画中人物栩栩如生、衣袂飘飘，故有“吴带当风”之说。
在书法方面，有性情豪放、嗜酒如命的张旭，相传其酩酊大醉之际便会呼叫狂走，然后落笔疾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有“张癫”雅称，后人尊其为“草圣”；在他之后，僧人怀素继承其笔法，亦以狂草惊世，史称其“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后人将张旭、怀素并誉为“癫张醉素”；有将篆、隶等笔法揉进楷书、独创“颜体”的颜真卿，他与初唐欧阳询、晚唐柳公权、元人赵孟（左兆右页）被后人并誉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除了文化艺术以外，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科技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僧一行。他俗名张遂，自幼博览经史、精通天文历法，唐玄宗时受命主持历法修订，编成了《大衍历》，其体例结构一直为后代沿用。同时，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恒星移动现象的人，比英国人哈雷发现恒星移动早了一千年。他又倡议测量子午线的长度，虽然测量结果并不很准确，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的记录。他还与另一位科学家梁令瓒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观察天象的“浑天铜仪”。后者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用机械转动的天文钟。
这就是伟大的盛唐。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心驰神往的开元盛世。
《旧唐书·玄宗本纪》中说：“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于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就连西方史学家也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对开元时代赞誉有加：“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的时代。”
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用八个字为这个时代做出了概括性的评价：“开元之盛，汉、宋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