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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开元盛世：历史的巅峰

唐玄宗即位后，用雷霆手段终结了“后武则天时代”动**不安的政治局面，巩固了岌岌可危的皇权，继而“依贞观故事”，任贤纳谏，励精图治，革除弊政，抑奢求俭，在一批贤相良臣的全力辅佐下，缔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的太平之世，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旧唐书·玄宗本纪》），把大唐王朝一举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这个“朝清道泰、垂三十年”（《全唐文》卷四六八）的煌煌盛世，史称“开元之治”。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在那首脍炙人口的《忆昔》中，对这个盛况空前的黄金时代做出了一番形象的描绘：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样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首先当然要归功于贞观时代遗留下的优良的制度传统，正如中唐士人刘（上艹下贲）所言“太宗定其业，玄宗继其明”（《旧唐书·文苑传下》），可谓精辟地概括了“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的关系。正是有了前人奠定的坚实基业，玄宗君臣才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历史功绩。但是，历史积淀和制度遗产只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如果没有青年李隆基在韦后专权和太平公主干政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力挽狂澜的行动，大唐帝国就有可能在“牝鸡司晨”的梦魇中继续沉沦，所谓的太平盛世也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其实，早在中宗、睿宗时期，朝野上下就已经发出了“依贞观、永徽故事”的呼声，史称，当时“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隋唐嘉话》卷下）。然而，为政在人，无论是中宗还是睿宗，都缺乏一个“治世明主”所应具有的智慧、气度和手腕，因而当时之世，朝堂几无宁日，皇权数度易手，连起码的政治稳定都谈不上，又遑论天下大治？

而青年李隆基却能从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历史迷局中硬是杀开一条血路，以皇室旁支兼庶出的身份一举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并通过不懈努力和持续奋斗而入继大统、君临天下，其魄力、胆识与韬略于此可见一斑。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玄宗与唐太宗的创业历程是颇为相似的，皆可谓“出万死而遇一生”（《贞观政要》卷一），因此他们才会深刻体悟“草创之难”，从而在登基御极后“任贤受谏”、孜孜求治，最终开创盛世伟业。

然而，如果没有贤相能臣的辅佐，再英明的帝王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创造历史。史上多有勤政的帝王，但少有治世的明君，其主要原因之一，要么是身边没有贤明宰相和能臣干吏，要么就是出于刚愎与猜忌之心，明知有也不愿放手任用。正如中唐名相裴度所言：“纪太宗、玄宗之德，则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辅弼而能独理天下者。”（《全唐文》卷五三七）

全力辅佐唐玄宗成就“开元之治”的，就是开元初期的两位著名宰相：姚崇与宋璟。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开元年间，为避“开元神武皇帝”尊号，改名姚崇。早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姚崇便已官至宰相，深受武皇赏识。张柬之得以在八十高龄入阁为相，便是姚崇和狄仁杰大力举荐的结果。神龙政变后，武则天被废黜，姚崇念及往日君臣之情，为其一洒同情之泪，引起五大臣不满，被贬为地方刺史。睿宗复位后，他再度拜相，旋即又因支持太子李隆基而得罪太平公主，再次被贬。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玄宗铲除太平公主后，立刻起用姚崇，任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未久又擢为中书令。复相之初，姚崇便向玄宗提出了著名的“十事要说”。这是姚崇与皇帝的十条约法，也是他的十大施政纲领：一、施政以仁义为先；二、不谋求对外扩张；三、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四、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要职；五、施行法纪必从亲近之人始；六、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七、停止建造各种寺观宫殿；八、对臣下接之以礼；九、鼓励犯颜直谏；十、杜绝外戚干政。

当时玄宗求治心切，这“约法十章”又都是切中时弊之言，玄宗自然是全盘采纳。

玄宗知道，姚崇是一个栋梁之材，只因这些年来政局紊乱、仕途颠沛，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才干，如今所有的障碍既已清除，自然要给他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好让他放手大干一场了。史称开元之初，“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资治通鉴》卷二一〇）。

然而，玄宗固然敢于“专委”放权，姚崇刚开始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就算是任命一些低级官吏，姚崇也要在朝会上一一禀报，不敢自专。有一次，玄宗听完他的奏报，却仰头望着房梁，一句话也不说。姚崇再三言之，玄宗却始终保持缄默。姚崇又惊又疑，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只好怏怏告退。

姚崇退下后，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忍不住问：“陛下刚开始治理大政，宰相奏事，可与不可都当面议，陛下为何一言不发？”玄宗面露不悦之色，说：“朕把政务交给姚崇，有大事理当奏闻，可像这种任命郎吏的小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夺，又何必事事来烦朕？”

高力士恍然大悟，随后便把皇帝的这个指示精神透露给了姚崇。姚崇闻言，所有的忧愁和顾虑一扫而光，从此大胆秉政，“独当重任”，于大小政务“断割不滞”。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卢怀慎自知才干不及姚崇，于是“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旧唐书·卢怀慎传》）。有一次姚崇家中办丧事，请了十多天假，朝堂中政务公文堆积如山，伴食宰相卢怀慎不敢决断，只好向玄宗请罪，没想到玄宗却说：“朕把天下事交给姚崇，卿等坐观其成就可以了。”

姚崇假满归来，没几天就把积压的政务全部处理掉了。众人大为叹服，姚崇亦颇为自得。他忍不住问中书舍人齐浣说：“我当宰相，比起管仲、晏子如何？”

齐浣略微沉吟，答：“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世，至少用其一生。而公所订之法，随时变更，似乎不及二人。”

姚崇又问：“那么你对我作何评价？”

齐浣道：“公可谓‘救时宰相’。”

姚崇大笑，把手中毛笔一掷，说：“救时宰相，也殊为难得了！”

姚崇理政，善于权变，因事制宜，从不墨守成规，且办事雷厉风行，注重实效，所以“救时宰相”之誉，亦可谓恰如其分、实至名归。姚崇在任四年，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开启了高效而务实的新政风，把混乱不堪的帝国政治引上了一条健全的发展轨道，为盛世的来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博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人们说他“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唯以忠孝为意”（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