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 唐高宗 天子突围（第2页）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战胜长孙无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在朝中打造一支自己的政治势力。

换言之，就是要在朝中物色一批利益代言人，或者说扶植一帮政治打手，让他们在这场渐趋白热化的后宫之战和君臣博弈中，为天子和武昭仪摇旗呐喊、冲锋陷阵，最终夺取皇后之位，并且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朝政大权。

有需求就有供给。

这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

就在高宗李治因势单力薄而万分焦虑的时候，朝中已经有一批素怀野心的政客，敏锐地觉察出了天子的需求。他们是：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丞袁公瑜等。

眼见天子用最短的时间就纠集了一帮政治打手，并且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长孙无忌、禇遂良等人意识到事态严重，连忙召集他们的人，秘密举行了一个碰头会，谈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在会上，长安令裴行俭一脸义愤，声称如果让武昭仪当上皇后，“国家之祸必由此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就是这句忧患之言，为裴行俭惹来了祸端。

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武昭仪的掌控之中。

秘密会议刚一开完，一直在暗中侦察的大理丞袁公瑜就把会议详情一五一十地通报给了武昭仪的母亲杨氏。

武媚听到这个消息后，嘴角掠过了一抹冷笑。

几天后，裴行俭就被贬出了朝廷，并且一下就被踢到了帝国最辽远的西北边陲，担任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都督府长史。

裴行俭的被贬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意味着高宗和武昭仪已经向长孙集团发出了挑战。而就在贬谪裴行俭的几天后，也就是这一年的九月初一，高宗又忽然把许敬宗擢升为礼部尚书。众所周知，礼部主管朝廷的册封事宜，高宗让许敬宗担任礼部的一把手，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冲着皇后废立去的，同时也等于是在对长孙集团进行示威。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九月，高宗李治向长孙无忌等人摊牌，坚决表示要废立皇后。老谋深算的长孙无忌始终不表态，只是把他的心腹禇遂良、韩瑗、来济等人推到台前，让他们和天子死磕。就在双方相持不下之际，时任司空的李私下对李治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李治大喜，随即下定废后的决心。

与此同时，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在朝中到处放话，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一个庄稼汉多收了十斛麦子，尚且打算换掉老婆；何况天子打算另立皇后，跟别人有何相干，竟然妄加非议？

许敬宗这话虽然有点粗俗，但是话糙理不糙。尤其在武昭仪听来，许敬宗的“换妻”高论简直像歌声一样动听。为了让更多人听到这句话，武昭仪当即命左右亲信到处传播，一意要让它成为朝野上下众口一词的舆论。

数日后，宰相禇遂良被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市）都督。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月十三日，高宗李治颁布了一道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诏书。

十月十九日，李治正式册立武昭仪为皇后。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这场后宫之战的结果，传统史家往往把它归功于（或者归罪于）武则天的个人因素。在传统目光的解读之下，武则天纯粹是因为施展了狐媚之术迷惑高宗，并且处心积虑陷害皇后，不遗余力拉拢朝臣，最终才得以正位中宫。而高宗李治则被普遍描述成一个毫无主见、纯粹被武则天利用的昏庸皇帝。

事实上，这未免高看了当时的武则天，也未免低估了当时的李治。

解读历史都难以避免事后诸葛亮。人们往往是因为武则天日后缔造了一个女主登基、牝鸡司晨的历史事实，并且因为李治确实对日后阴盛阳衰的政治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才会以此倒推，从一开始就把武则天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也才会把李治始终看成是一个懦弱的丈夫和无能的皇帝。

可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目光，因为它把动态的历史静态化了，也把复杂多变的人简单化和脸谱化了。

武则天固然是一个自信、坚忍、工于心计、不甘被命运摆布的人，但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或者说在不同的时势和情境当中，她的生命能量必然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在正位中宫之前，无论她有多大的野心和阴谋，其力量和手段也终归是有限的，所以，不能认为她当时就已经把李治玩弄于股掌之中。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逐渐成长、逐渐成熟的过程，武则天当然也不例外。从深宫中的武才人，到感业寺里的女尼，再到二度入宫的武昭仪，她强势的人格特征是一点一滴养成的，她巨大的生命潜能也是一步一步开发的。对于当时的武则天来说，未来如同一条迷雾中的河流，谁也不知道前面是暗礁、是激流还是深不可测的漩涡，所以她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绝不可能以一种未来女皇的姿态无所顾忌地往前冲！

武则天如此，李治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