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 唐高宗 天子突围（第3页）

永徽初年，李治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帝王，他渴望像父亲太宗那样建功立业，也渴望走出父亲的阴影，缔造属于自己的时代。然而，元舅长孙无忌却把他视为永远长不大的幼主，不仅架空了李治，而且以他的巨大权威牢牢束缚着李治。

长孙无忌的身份是绝无仅有的——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这些特殊身份就像一道道璀璨夺目的光环在他身上交织闪耀，令朝野上下的所有人都不敢直目而视。可想而知的是，长孙无忌身上有多少重光环，李治头上就会有多少重紧箍。所以，血气方刚的天子李治必然会有突围的欲望和冲动，而武则天与王皇后的后宫之战，无疑给李治压抑已久的欲望和冲动提供了一个释放的机会。

因此，在废立皇后这件事上，与其说李治是一个被炽热的爱情烧坏了头脑的男人，与其说他是一个纯粹被武媚利用和支配的昏懦之君，还不如说他是在借机消解长孙无忌的权威，并且在此过程中扶植自己的亲信，进而巩固岌岌可危的皇权。

换言之，武媚固然是利用了李治对她的爱夺取了皇后之位，可李治又何尝不是以爱情的名义，夺回了一度旁落的天子之权？

说白了，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说白了，在永徽年间这场争位夺权的大战中，李治和武媚不仅是一对被火热爱情吸引到一起的恩爱夫妻，更是一对被相同利益捆绑到一起的政治拍档！

后宫大战尘埃落定之后，文武百官知道长孙无忌已经失势，所以全都站到了高宗和武后一边。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贬到梁州（今陕西汉中市），武后的长子、年仅四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二月，武后的亡父武士彟又被追赠为司徒，赐爵周国公。日后武则天的国号“大周”，正是源于武士彟的这个爵号。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春，高宗和武后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

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禇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而桂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禇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

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韩瑗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同时，再度将禇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将柳奭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

至此，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

他比谁都清楚，贬谪流放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无能为力。

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的那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之后，长孙无忌就意识到大势已去了。无论他和他的亲信们曾经建立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可它终究是一座沙堡。

因为，倘若没有君权的支持作为根基，外表再强大的相权，其实质也是脆弱的。除非这种相权具有取代君权的野心，而且确实也凌驾了君权。可长孙无忌显然没有这种野心和倾向，虽然自从高宗即位以来，他就一直表现得很强势，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权而已，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权臣那样完全凌驾于君权之上，或者动不动就擅行废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孙无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觉不自觉地“让渡”出去的。虽说这和李治仁弱的性情有一定关系，但这种“让渡”在任何政权过渡期间和新君年少的情况下，都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全然归咎于李治的弱势或长孙无忌的强势。

既然长孙无忌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李治的，那么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让渡”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权力的能力，各方面的助力和客观条件又已成熟，他就随时有可能把权力收归己有。

因此，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把这些权力归还李治。

换言之，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

人生有两条真谛，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手。长孙无忌只知前者，不知后者，对权力过度迷恋，不懂得及时放手，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从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冬天到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秋天，高宗和武后联手对长孙一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政治清洗，无论是打击范围还是打击力度，都比长孙无忌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制造的房遗爱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砍头、抄家、贬谪、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长孙无忌以谋反罪名被流放黔州（今重庆彭水县），数月后在贬所被逼自尽。

长孙无忌之死宣告了“后贞观时代”的终结。

高宗李治成功突围，帝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