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 唐高宗 天子突围（第1页）

二三　唐高宗：天子突围

千百年来，人们一提起唐高宗李治，眼前似乎马上就会浮现出一张苍白羸弱、畏葸无能的脸。无论是在传统史家的笔下，还是在普通百姓的眼中，李治好像从来都是一个软弱的、惧内的、毫无主见的傀儡皇帝。

据说，李治从小就熟读《孝经》，所以屡受太宗褒奖；他母亲长孙皇后死时，他又是三个同胞兄弟中哭得最伤心的一个，因此人们很自然地给他贴上了“宽仁孝友”的标签。稍长，他的两个哥哥因夺嫡之争而两败俱伤，结果年纪尚幼、性情仁厚的李治反而被长孙无忌推上了储君之位。按照长孙无忌的说法，正是因为李治仁厚，所以最适合当一个“守成之主”。其实所谓“仁厚”，不过就是“仁弱”的代名词罢了；而长孙无忌之所以要拥立他，无非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控他。

毋庸讳言，在李治即位后的最初几年中，由于长孙无忌的政治影响力太过强大，李治确实显得非常弱势，甚至一度被长孙无忌等人架空。从某种程度上说，永徽年间的李治只能算是一个“影子皇帝”，而权倾朝野的长孙无忌则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然而，李治并不是甘当傀儡而无所作为。从他意识到自己被长孙无忌架空的那一天起，他就无时不在想着重新夺回天子大权。只因为长孙无忌精心编织的那张权力之网始终将他紧紧笼罩（长孙无忌权力极盛时，七个宰相有六个是他的人），才使李治不得不韬光养晦、默默隐忍。

到了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李治苦苦等待的突围时机终于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就是武昭仪与王皇后的后位之争……

在初唐历史上，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长安的后宫掀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场风暴不仅令高宗的后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帝国政坛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导致长孙无忌强力构建的单边政治格局开始瓦解，使得永徽朝廷首次出现了君权与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局面。

王皇后与武昭仪的后宫之战在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初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当时，王皇后遭到武昭仪暗算，在“女婴猝死案”（参见《旷世女皇武则天》）中成了主要的犯罪嫌疑人，虽然元气大伤，但由于她背后站着强势宰相长孙无忌，所以短时间内还没有被扳倒的迹象。天子李治和武昭仪就先礼后兵，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年底，专程到长孙府上进行“贿赂”，希望长孙无忌在皇后废立的事情上做出让步，可长孙无忌却装疯卖傻，对天子的强烈暗示视而不见，李治和武昭仪只好带着极度失望的心情愤然离去。

到了永徽六年（公元654年）六月，武昭仪逐渐失去了耐心，于是继“女婴猝死案”后，又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

武昭仪所控告的这种巫术称为“厌胜”，意思是因厌憎某人而制作其形象——或泥塑木雕，或画在纸上——然后刺心钉眼，系手缚足，以此诅咒对方早日死于非命。

这是一种很歹毒的巫术，论罪也相当严重。按照《唐律》，敢玩这种“厌胜”之术的人可以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倘若诅咒的对象是至亲长辈，则不可减罪，依律当斩。

没有人知道武昭仪的控告是否属实，总之天子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颁下了诏书，将皇后的母亲柳氏驱逐出宫，并严禁她再踏进皇宫一步。次月，天子又将皇后的母舅吏部尚书柳奭逐出朝廷，贬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刺史。柳奭刚刚走到扶风（今陕西扶风县），天子又暗中授意地方官员指控他“漏泄禁中语”，于是再度把他贬到更为偏远的荣州（今四川荣县）。

至此，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紧接着，李治为了让武昭仪能够向皇后之位再靠近一步，又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宸妃”的名号，准备以此册封武媚。

此举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抵制。唐依隋制，后宫的一品妃历来只有贵、淑、德、贤四名，如今为了一个武昭仪而特设一个“宸妃”之号，显然不合旧制，无据可依。侍中韩瑗与中书令来济以此为由，在朝会上与天子面折廷争，坚持认为“妃嫔有数，今别立号，不可”（《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硬是把皇帝的旨意生生顶了回去。

谁都知道，韩瑗与来济之所以敢和天子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无非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长孙无忌；而看上去已经彻底变成孤家寡人的王皇后，之所以还能牢牢占据皇后的宝座，也是因为她背后站着长孙无忌！

此时此刻，高宗李治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利用这场后宫之战向长孙无忌的超级权威发出挑战，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尊严，那他就只能永远充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天子！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已经是李治君临天下的第七个年头。这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

对此时的李治而言，如果连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实至名归的身份都办不到，如果连选择谁来当皇后的权力都没有，那他还算什么皇帝？如果不能通过这件事情让长孙无忌认识到他李治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立掌控朝政的能力，那么李治还要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到什么时候！

所以，李治决定向长孙无忌宣战，无论如何也要把武昭仪扶上皇后之位，无论如何也要夺回自己的天子权威！

至此，这场后宫之战的熊熊战火终于从内宫蔓延到了外朝。表面上看，这是王皇后与武昭仪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一场废立之争，而实际上，这是天子李治与长孙无忌（及其背后的宰相团）围绕帝国的最高权力进行的一场政治博弈。

换言之，到了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这场后宫之战已经扩大升级，从女人们的战争演变成了男人们的战争。而促成这一转变的人，正是高宗李治。

高宗李治准备向长孙无忌宣战，决心固然是很大，可当下的政治现实又不免让他有些心虚。因为满朝文武当中，除了一个司空李勣，几乎就没有一个是他的亲信；反观长孙无忌，不但牢牢掌控着整个宰相团，而且通过房遗爱案大肆清除异己、杀戮立威，使得文武百官人人俯首帖耳、个个噤若寒蝉……

在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高宗又如何打赢这场仗呢？

这不仅是天子李治的忧虑，同时也是昭仪武媚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