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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政府一般也只有在利用利率等常规工具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这种极端做法。在经济发展正常的情况下，更多地会通过购买市场上的短期债券来对利率进行微调，从而把利率控制在既定目标利率上。而量化宽松政策的调控目标，却是确定的长期低利率。所以相比而言，这不是微调，而可以称作是一剂猛药了。

量化宽松政策在过去的英国、日本、美国都用过，现在的美国更是乐此不疲，目的是用来遏止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复苏。

例如，2008年11月25日至2010年4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施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购买的主要是与住房贷款银行和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及其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2010年11月4日至2011年6月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购买的主要是美国国债；2012年9月15日开始预计至2015年6月结束的第三轮量化货币政策（QE3），主要是向全球各国（主要是中国）出售美国国债来解决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说穿了就是向中国借钱。

值得一提的是，量化宽松政策具有很大风险：如果举措过当，导致货币供应太多，很可能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果这一举措还不能收到预期效果，便会促使经济重新陷入通货紧缩。

粮食总产量

所谓粮食总产量，是指本年度内生产的各种粮食作物产量之和，指全社会的农产品总量。从生产角度看，无论国有农业企业、农村集体企业，还是农民个人自营、工矿企业职工家属及其他经营方式生产的粮食，都包括在内；从使用角度看，无论卖给国家的、在市场上出售的，还是生产单位、农民个人自用的，全都包括在内。

不用说，粮食总产量是指晒干、扬净、入库后的那部分。

粮食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重要性，可以从“民以食为天”这句话中理解。尤其是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历来是“饿坏了”，史书中“饿殍遍野”的记载比比皆是，真正“放开肚皮吃饱饭”（以2001年5月1日我国取消“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为标志）的日子，还只有10多个年头。为此，关注粮食总产量这个数据就很好理解。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来说，实现粮食自给自足非常来之不易；要知道，除了我们自己，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解决我国的粮食供应。粮食对中国人的口粮安全和国家安全地位，是其他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博士根据我国人口增长不可逆转、农田减少不可逆转、环境破坏造成的农作物减产不可逆转的判断，发表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2]一文，在全球引起广泛影响。

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听后拍案而起，说：“高科技养活中国人。”与此同时，我国媒体报道最多的却是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创新高，粮食储藏量过多，一方面导致农民卖粮难，粮价连年下跌；另一方面是大量的陈化粮催生了乙醇燃料工业，堂而皇之地流入市场危及国民健康。

究竟孰是孰非？当然就要看粮食总产量这个指标究竟是如何算出来的了。明白了事情原委，就知道数据是否真实可信。

我国的“粮食”统计口径

目前我国农村统计制度规定，“粮食”的范围包括：谷物，如稻谷、小麦、玉米、谷子、糜子、高粱、大麦和其他谷物（如青稞、燕麦、荞麦、黍子、莜麦、黑麦等）；豆类，如大豆、蚕豆和其他豆类（如绿豆、红小豆、豌豆、芸豆等）；薯类[3]，包括红薯、马铃薯和其他薯类（如甘薯等，但不包括木薯、芋头）。这也是我国对外公布的粮食总产量的统计口径。

我国的这一统计口径与国际统称的“谷物”产量有所不同。

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通常是按照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指定的产品分类标准来统计“谷物”产量的。在联合国统计中，“谷物”包括小麦、稻谷、玉米、大麦、高梁、燕麦、黑麦、粟等8种。不过，只要在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中减去“豆类”和“薯类”产量，也就是国际上所称的“谷物”产量了，这时候就可以进行国际对比了。

粮食总产量数据的来源

农村读者知道，过去农村因为农忙季节需要集中收割，生产队里的土场上来不及集中晒干，所以每天都会把收割起来的稻子一一过秤，然后让农民带到自家的土场上去晒干、保管。

由于同一批稻子的品质有好坏、水分也有多少，所以在过秤时是需要抓阄分配哪一堆的。说实话，那时候只要不是故意弄虚作假，轻而易举地就能算出每个地方的粮食总产量来。因为每家每户的数字都在那里摆着，只要简单加总就行了。

然而现在农村实行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每家每户收完的粮食都是自己的，谁也没有那个闲工夫去一一过秤；农村干部也不会挨家挨户去打听每家每户打多少粮食；统计人员就更没人过问每家每户的粮食产量了。就连农民自己，如果要知道自己家里一年打多少粮食，也只有一个大概数字；这种估计八九不离十，但除了自家人以外，其他人绝对不知道。

既然这样，政府每年公布的粮食总产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农村，根据收获季节划分，粮食分为夏粮和秋粮。其中夏粮包括小麦、大麦、青稞、燕麦、黑麦等，以及其他夏季收获的谷物，另外还有蚕豆、豌豆、扁豆等其他夏季收获的豆类；秋粮包括稻谷、玉米、谷（糜）子、高粱、荞麦等其他秋季收获的谷物，以及大豆、绿豆、红小豆等其他秋收豆类，除此以外还有薯类。

而粮食生产统计的范围，则包括全社会的粮食生产活动在内。也就是说，凡是从事粮食生产的，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单位还是居民，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或其他所有制企业，通通包括在内，但国家统计制度规定的农业科研单位的粮食试验研究生产除外。[4]进行粮食总产量统计的基本要求是，统计的是晒干、入库的原粮产量。如果有些地区粮食晒干、脱粒、入库时间较迟，则必须按照折干比例来反映。

具体地说，全国性的规定是：谷物按脱粒后的原粮产量统计，如统计玉米必须按照脱粒后的粒子计算，水稻要按照带壳的粒子计算，不能折算成贸易粮；豆类按照去掉豆荚后的干豆计算；薯类要求把列入粮食统计的部分按照5斤鲜薯折1斤粮食计算。

那么，一些既可以作为粮食又可以作为蔬菜食的农作物怎么统计呢？以马铃薯为例，统计制度规定，基本原则是把列入粮食统计的薯类按照5斤鲜薯折1斤粮食计算；但对于省会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郊区（市辖区，不包括市辖县），它们的蔬菜乡、村专门种了作为蔬菜吃的马铃薯，其播种面积和产量就按蔬菜来统计，不能算作是粮食。例如兰州市辖五区的马铃薯，就都是按照蔬菜作物来统计的。

至于粮食统计中的“豆类”，也只包括收获成熟产品的面积和产量，不包括当做蔬菜青吃的豆苗、青豆，以及上述大中城市的蔬菜乡、村专门种了作为蔬菜青吃的毛豆、蚕豆等；它们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同样要按照蔬菜作物来统计。当然，如果这些蔬菜作物原来的种植目的发生了改变、最终确定作为粮食来使用，这时候就又需要把它纳入粮食统计范围了。[5]

在粮食作物中，农民必然会留下一部分粮食作为来年的种子，这时候又怎么统计呢？

根据统计制度规定，留作种子的粮食同样是粮食，所以同样要按照粮食来统计。只不过，留作种子的粮食产量较低、价格却比较高，所以在计算产值时有必要把它区别对待。

目前，我国统计粮食总产量的组织形式一共有两种：

一是全面统计报表。全面统计报表是从最基层的农户、村民小组、生产单位开始，按照规范的统计报表制度层层上报统计数据，然后层层汇总，得到粮食总产量数据。

二是抽样调查。抽样调查又分为国家抽样调查和地方抽样调查两部分。国家抽样调查，是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抽样方法，抽取一定量的样本村和规定的调查品种点，然后在抽中的重点县（市）进行调查。地方抽样调查，一般是直接抽取或分层抽取一定数量的村，再从样本村中抽选调查作物10%以上的地块，从而实施调查目的。然后，从样本框中收割农作物，进而推算出粮食总产量来。

除了统计部门的抽样调查，遥控技术的应用也能有效核对粮食总产量的相关数据。

例如，2011年9至12月间，国家农业部遥感应用中心利用卫星遥感数据、气象数据，结合实地走访，对2011年我国广东、广西、海南、云南4省区甘蔗种植面积的监测结果显示，2011年上述省区的甘蔗种植面积较上年增加7。93%；按照2010年相关农业统计年报数据计算，种植面积为2556。97万亩，比上年增加187。87万亩。[6]

据介绍，利用遥感技术对农作物进行检测，并且以遥感监测结果作为报告粮食面积和产量的主要依据，是世界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