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西杂拌阎锡山（第2页）

二、阎锡山的“横竖”政治

阎锡山认为，人的“感知感能一定要纳入正途”，如果良知良能硬是作不了主，就必须要“以政治遏制之”。⑨所以，阎的一生提倡过多种名目的“政治”，诸如“用民政治”“村本政治”之类，而最能反映其政治性格的是所谓“横竖政治”。

1930年中原大战，冯阎战败。阎锡山被迫离开山西下野，但阎的势力仍在。蒋介石为了从根上挖掉阎锡山的基础，通过太原祥记公司先后送给颇有实力的阎系将领杨爱源九十万元。杨接到这笔款后，踌躇再三，还是将它与山西诸将平分，最后，他把各部领款收据汇总寄给蒋介石，连一个谢字也未提，蒋介石偷鸡不成白蚀两把米。

◎有此忠臣，阎锡山自豪去吧！

阎锡山有日记一部，上起1931年，下至抗日战争时期，断断续续，时记时辍。一般日记是记每日发生的事情及思想活动，而他的日记却一不记事，二不记具体思想活动，满篇都是他阎锡山独家发明的格言哲理。原来，这就是阎锡山有意留下给人看的“阎氏格言录”。

◎日记就是给人看的。

这种“绝妙”的“横竖政治论”，其第一种含义是：所谓“横政治”就是指共和民主政治；所谓“竖政治”，就是帝王专制政治。在阎锡山看来，两者各有利弊，“竖政治者，以一人之精神贯注全国，治易，乱亦易；横政治者，则以众人之精神贯注一人，乱难，然治亦难”。⑩民主政治让人民参与政治，这是万不可行的，但专制政治下人民与政治全不相干，似乎也不利于统治。在阎看来，为政必须“鼓舞人群中人人固有之政治性”，“把政治放在民间”。?就是说要把政治触角伸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头上，让人民自觉地接近他的统治思想和方法，置身于警察化、军事化的政治网络之中。这就是阎锡山所谓的既非民主也非专制，且亦民主亦专制的横竖叠加政治，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化和被强化了的专制政治。

横竖政治论的第二种含义是教化与政治的合一。因为要使老百姓达成良知统驭感知的精神格局，不但要依赖“严父良兄政治以责制之”，还必须有“良师益友诱导之，予良知良能觉悟之机会”，?所以“吾国古来君师并重，即政教之意也，二者于人类孰重？答：以竖言，则教育重，而以横言，则政治重”。竖为道德教育（教化）。横为警察统治，一文一武，一软一硬，又一个横竖交叉。

辛亥革命，阎锡山作了山西都督。不久，阎与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联合的计划由于吴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而破产。北洋军重兵压境，阎锡山心虚胆怯，派人将都督大印送来让去，意欲卸下包袱，只身逃命，但大印送谁谁不要，阎窘急之下，竟声称要去五台山当和尚。后来，时局稳定，清帝将退位，阎就再也不提让都督的事情了。

◎和尚哪有都督好。

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所谓“团民政治”，内容之一就是禁、戒烟（鸦片）。但阎禁烟的办法很特别，是用鸦片制成“戒烟药饼”，由禁烟考核处专卖，规定烟民必须购买“戒烟药饼”，同时密令警察宪兵，凡买“戒烟药饼”开灯吸食者，不可查究。

◎丑东西总得披层纱。

横竖政治论的第三种含义是哲学上的，阎锡山认为：“一横一竖，相交则为十字，天地间万事万物，皆可括尽无余。横竖两者，横者见其平，竖者见其中。平者不移之谓，万理藏其中；中者不偏之谓，万理亦藏其中。中平两者，有表有里，可经久矣。”?这一套横竖玄论，同样用阎锡山的话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对（正确）在不对（错误）的反面，而在对与不对中间，中间是既不保守，又不放纵。至此我们尽可以说，横竖政治，既是当年诸多名流政客所醉心的“西洋政治与东方道德结合说”的滥觞，又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不偏不倚，持中持平说的翻版。一句话，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治的中国版。

三、阎锡山的维系网络

阎锡山的集团维系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组织、团体化的偏好。他认为：“不结团体是我国人的大病，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道理大错了，世上有许多事非结团体不能办”。?如果人人都被组织进各种名目的团体之中，则“自己既是团体的一分子，团体就是代表自己，所以服从团体，就是服从自己。”?

阎锡山曾规定，在各种集会场合，闻第一声称道阎锡山时，必须“一律立正”。还规定每周两小时组织课，专门讲授会长（指阎）传略，会长学说，会长言论。在办洪炉训练时，值日官看见阎登台即起立高呼“拥护会长”、“敬爱会长”，全场呼应。阎下台时又必须喊“会长健康”、“会长万岁”的口号以相送。

◎“万岁”和“健康”就是顺耳。

由于阎锡山曾有同盟会员的头衔，所以袁世凯对阎担任山西都督总是放心不下。阎锡山为了自固，不惜卑辞厚币，向袁示诚，甚至为了令袁放心，竟将其父阎书堂和继母送往北京长住下来，名义上说是让父母到京城开开眼界，实质上却是作为人质。这种以父母为质的做法，实在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宁舍爹不舍儿子，门槛精。

基于这种思想，在阎锡山的军队里，除军事建制外，还存在有各种名目团体，如“军人法政讲习所”“军政研究会”“军人讲演会”“军人洗心社”“自省堂”以及其他教育或研究班，学习小组，讨论会等。到阎锡山统治末期甚至发展成帮会山堂式和法西斯化的“三三铁血团”之类的组织。这种名目繁多的团体，一是起成员间的相互监视、相互牵制作用；二是起特务化的控制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小组织都受阎的直接领导，有事都要向阎直接反映；?三是便于进行有组织的精神灌输，如洗心社每周举行自省活动，自省前先作宗教式的静默，然后由讲长大讲孔孟尊君之道或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学说。

中国农村的乡村一级的社会组织，一向是传统统治的“永久冻土层”，官方的触角很少伸到这“冻土层”的下面，统治的实现只能依靠官方代表（一般为县级单位）与当地乡绅及宗法势力达成某种共契。尽管经过了多次的改朝换代，这“冻土层”却依然故我。晚清的地方自治，虽然拉开了政权下移的序幕，但乡村的变动，并没有真正实行。阎锡山是最早一个对乡村社会组织进行改革的军阀。从1917年开始，着手在山西实行村制改革。1920年“进山会议”?以后，进一步使村制改革走向深入，从而在山西实现其社会组织化、军事化、警察化的设想，实现对山西人力、物力、财力诸资源的最大限度的榨取。

阎锡山曾采用“服务士”来监视部下军师长。特地训练了一批十三四岁的少年做服务士，分配给军、师长每人两名。这两个服务士每天服侍军、师长，扫地、倒茶，什么都干，会客谈话都不能回避他们，他们有随时出入你寝室的自由。每天晚上，两个小服务士要把军、师长这一天的行止言谈写成报告，直接寄给阎锡山。于是阎锡山案头便堆满了诸如某师长食鸡一只、酒半斤、搓麻将半宿，骂部下某营长为王八蛋之类的报告。

◎多难堪的军、师长，跟老婆睡觉也有人看着。

刘湘花重金从英、法购得十余架飞机，成立空军。一次刘的军官教育团学员，去广阳坝参观飞机投弹表演，不料炸弹竟投到了学员队伍里，将教育团监督的腿炸断。

◎治军无方。

山西的村制变革，是在阎锡山“村本政治”的名目下展开的，他打乱山西原有的村落结构，按每村三百户左右的规模设立“编村”，村之上设立县知事、村范委员、小段委员、巡官、警佐、宣讲员等多级与村政有关的官职，每村设若干闾，每闾管五邻，每邻管五户，村有村长、村副，闾有闾长，邻有邻长。各级基层组织要把每一个人的财产、事业、举止“看得住”，并且“拿得起”。为此，每村还设有“息讼会”“监察会”及“村民会议”，把老百姓从吃喝拉撒到婚丧嫁娶，从种地打柴到婆媳吵架统统管起来。村以上的各级官员还要就各种经济、政治、教化的问题对老百姓定期巡查、询问，并专门制定了询查的标准，弄得老百姓疲于招架，真是“百姓头上九重天，千查万问没个完”。甚至连乞丐也必须悬一腰牌，正面是乞丐第几号，姓名和籍贯，背面印有准许行乞时间。通过村政改革，山西的行政网络成了一种警察网络、税收网络和道德教化网络，通过这种网络，阎锡山终于把统治触角伸到了每一个山野乡民头上。而且，更重要的是，阎锡山借此在山西建立了一支50万人的“村干部”队伍，“村干部”与军队一道，成为他统治山西的基础。

青海军阀马步芳与孙殿英战。情形紧急，形势严峻。有天他十分愁闷，蹲在门前，双手捧腮，低头不语。侍从人员立即摄影，并题上“忧国忧民”四字。马很满意，将相片分赠给团以上军官，作为战时留念。有人打趣说：看了照片，与其题上“忧国忧民”，不如写上“想妻思子”才对。

◎调侃有术。

1942年前后，阎锡山利用青、洪帮形式，在晋西建立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和洪帮组织“进步总社”，并按帮规立起明德堂和进步堂。阎锡山自封为帮主，把他的大部分文武官员都拉进去作为徒子徒孙，提出“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和“大哥令下，地动山摇，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千里通风，万里报信，山主有难，速来搭救”的口号。

◎什么招都使。

与乡村警察化建设同步，阎锡山还实行了乡村军事化的变革，制定了“在乡军人制度”及相应的“保卫团”制度。他把一部分军官和士兵派回原籍，每月仍旧发饷，要他们在每村组织保卫团，所有18至35岁的男丁，都要入团接受军事训练，而教练和指挥保卫团的任务，就由在乡军人负责，在乡军人及保卫团，平时有“辅助地方官缉捕保卫之责”?，战时则扩充为正规军队参战，在乡军人每年要集中调操一次，由军队统一发给旅食军费用，以免荒疏了军事技术，这种乡村军事化的结果，不仅进一步强化了阎锡山对农村的控制，而且为他的穷兵黩武扩张势力准备了后续兵源。

在军民双方进行组织强化的同时，阎锡山还卑劣地在兵民这两大社会群体中，人为地制造军人的优越感，“提倡军人，优待军人”?，利用军人与老百姓待遇上的差异，“使武装了的人更加依存于统治者”。?他表面上虽说军民互有难处要相互体谅，但私下里却对亲信说“只能饿死老百姓，不能饿死一个兵”。?转过来再利用兵来加强对老百姓的统治，顺手制造了一般士兵与老百姓的矛盾，以利于他操纵利用。

阎锡山常说：“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对于金融事业，从银行到银号、到钱庄和典质业，他无不插手经营和控制。他的拿手戏就是滥发纸币。有“省行票”“垦业票”“铁路票”“盐业票”，又有“信用券”“土货券”“合作券”“食粮券”“饲料券”“饲草券”等变相的纸币。

◎钱比儿子管事。

1935年，阎锡山在太原实行居民身份识别证制度。识别证系布制，盖有省政府的小章，有正方形、圆形证、椭圆形和三角形四种，分别代表不同身份，均佩戴于左胸，凡上街不带识别证者，即被扣押审讯。凡属政府官员，由所在机关主官负责担保，发给正方形证，系好人，取“贤良方正”的意思；市民和学生，能找到两家殷实铺保的发给圆形，属于次等好人；能找到一家铺保的发给椭圆形证，属于中人；只能找到两个人作保的发给三角形证，则被人认为“坏人”嫌疑，打入名册，行动受限。

◎方便了三岁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