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西杂拌阎锡山（第1页）

第七章　“中西杂拌”——阎锡山

属于这种类型的军阀多少在统治形式上借用了若干西化的因素，甚至拿来了某些属于西方文化的思想素材点缀其集团维系意识，可以说他们的维系意识是属于“嫁接型”的果实，中学其内，西学其外，如果说传统型的军阀集团维系意识的外部特征是“复古”，那么这类军阀的外貌则是“求新”。在他们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人称“民国不倒翁”的山西王阎锡山。

东洋的日本士官学校，曾出过不少曾经叱咤中国政坛军界的风云人物，如有功于反清革命的“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讨袁英杰蔡锷，及割据多年的孙传芳、唐继尧和阎锡山，还有后起之秀何应钦与王柏龄等。尽管有浓烈封建气息，强烈的蛮勇氛围，日本士官学校多年正规的政治化军事教育，以及日本当时的空气，毕竟给了他们某些在国内无法感受的“欧化”熏陶，从而在他们的行为模式上打上“留学”的烙印。

阎锡山作为士官生中的一员，多年留学日本的经历，虽然没有在军事知识方面有多少长进，但平时耳濡目染日本社会畸态的“敬军尚武”风尚，军国主义的教育和社会组织，加上当时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对极权主义的推崇，使他对风靡一时的军国主义政治理论深感兴趣。主政山西不久，就编写了《军国主义谭》的小册子，热切地主张“政府以军国为政策，教育以军国为教育，社会以军国为组织”，以为“不如此，则国权不张，国力不固”。①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阎锡山不间断地撷取某些时髦的主张与主义，装饰他的维系思想，甚至花钱召集社会思想名流入晋，开会讨论所谓社会人生问题。深不可测的城府，极度圆滑的个性与强烈的趋时嗜好，既是阎锡山的为人风格，又是他的思想特征。事实上，当时任何一个军阀集团，也没有晋系那样的严整，施行土地、人民、军队三位一体，从下到上的立体控制与教化。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阎锡山试图在蒋介石、日本、中共三方之间维持一种力量平衡，找到一条能够容许他存在的“夹缝”。用阎锡山的话来说就是：“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舞步轻盈。

阎锡山曾说：“看八字的说，我有帝王之相，除袁慰亭之外，说中国的伟人中，数我相貌最贵了。”又说：“德国的一个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说我肺部最好，是可活百岁以上。”

◎甘居第二已经不容易了。

阎锡山的爱将杨爱源有句名言：“跟会长（指阎）共事，一不要动他的权，二不要动他的钱。他让你干甚就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

◎当官和候补当官的听明白了！

一、阎锡山的“几希”哲学

阎锡山是个热衷于谈玄的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理与气，心与物，知与行等字眼，时常在他的文述中出现；而且他还有个惯于把别人的理论“晋化”或者说“阎化”的癖病，无论是王阳明、曾国藩还是俾斯麦和伊藤博文，甚至于共产主义的片言只语，他都能生吞活剥地烩在山西这一口锅里，贴上“阎记”的标签来出卖。作为阎锡山维系意识理论基础的政治哲学，也是这样从陆王心学里扒下并化出来的。

1931年4月，阎锡山反蒋失败，逃居大连的时候，回首前尘，感慨系之，写下一条政治格言：“何谓智圆？初以为不必求解亦解，今则解之矣！打得过滚，才叫圆。此可体知，不可晓之。”

◎毛驴的法号就叫智圆。

1939年，阎锡山成立了所谓“三三铁血团”，发起人28名，寓28宿之意。以后按一人介绍三人递层发展，28个发起人为第一层，每人所介绍的三个人为第二层，第二层介绍的人为第三层，层层发展，依次上推，预计要发展20层。仿青帮“大通悟学”排字法，按“铁血主公道”等字排辈分。歃血为盟，不仅要效忠阎锡山，还要忠于他的主张。“三三”又是“山山”的谐音，暗指阎锡山和山西。

◎有帮才好统治。

阎锡山的哲学可以名之曰“几希”哲学，因为“几希”这个怪词是他奢谈心性时使用率最高的一个。所谓“几希”即孟子所说的“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中的那个“几希”。阎锡山认为：“这一点‘几希’，系与生俱来，是人独得的，极为可贵。”②人生来带有这么个无形的“灵通宝玉”，所以是为人，禽兽没有，所以为人所享。这宝贵的“几希”是个什么东西呢？“几希，即良知良能也。”③按阎的说法，人的意识或者说精神世界可以一分为二，“曰良知良能，曰感知感能。良知良能自然能别是非，明善恶，是为人生之本能；感知感能，则非感于己，而无所知能。如目无色则见不动，耳无声则闻不动之类”。④相应的，人心也有两层：内心和外心，阎锡山解释说：“内心就是所谓道心，外心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心。”⑤人心与人欲及感知相联系，而道心则与天理及良知相联系，所以有时道心和人心也被阎说成公心和私心。在阎锡山看来，人既具有产生日常意识的感觉器官（外心），又有产生道德意识的无感无觉无形的“器官”（内心）。与前者相联的是知觉及相关的人的欲念，与后者相关的则是人的求善去恶动机及道德追求。就阎锡山而言，无论是前者的实在的官能和后者那种超实在的官能，都是不可缺之须臾，没有了前者，人的肉体则不能存在，没有后者肉体存在也没有意义，“假定‘良’、‘感’为十，各成其五，则无亏损之成就。若为四六或三七，则一方添病，一方减能；两数之差愈大，则人类之缺憾愈多”。⑥“良知”与“感知”虽各占一半为宜，但前者却居统率和主导地位，阎锡山以骑者与马的关系比喻良知与感知，认为人善骑与马力大结合为最好，驽马与善骑搭配次之，而蹩脚的骑手与烈马相配则害之。也就是说人必须以良知良能统驭感知感能，才能实现人格的完善，价值的实现，否则既为己害，亦为人害。为此，纵使将人性压抑得像一步三晃的蹇驴也在所不惜。

阎锡山为了加强对部属的精神控制，于1918年成立了“洗心总社”，在各县成立“洗心分社”，又在太原建立了一座能容纳5000人的“自省堂”，各县也建一些小的“自省堂”。规定每周星期天为“洗心日”，要全体公职人员都到自省堂去自省与洗心。自省时先作长达10分钟之久的静默，然后由讲长“讲话”“洗心”。

◎洗得干净吗？

阎锡山爱骑毛驴，因为毛驴擅长爬山，山西又多山，且毛驴体低性驯，好骑易扶，阎骑驴出行左右必有五六人扶持。某外国记者见状，戏称阎为“毛驴将军”。正因为如此，他的毛驴也特受优待，有专人伺候。阎锡山系统内部有句俏皮话：“你真是会长（阎兼同志会会长）的毛驴，享尽福了。”

◎驴将军居然也八面玲珑。

“良知良能”是王学的惯调，无非是说人的道德意识生来就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传习录》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王文成全书》卷八）。而“感知感能”却是阎锡山从近代心理学理论中剥下来的，因为王学从不承认事物的客观实在性，以为事物的存在不过是意念的作用，所以也就无所谓感觉和感知。阎锡山从王学的一元论变成他自己的二元论，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他中西合璧的嫁接风格，另一方面也是他对身处的物欲横流、铜臭熏天的军阀世界的一种适应，军阀的集团维系，说到底还是要靠金钱的支持，如果阎锡山真的像当年王夷甫一般“口不言钱”地谈玄，哪里还会有人听他的，维系道德也只好去见鬼了。

一次，阎锡山设宴款待蒋介石部下将领李文等人。酒过三巡，阎的侍卫突然发现李文和手下将领手中都掖着小型手枪，感到十分慌张，研究了半晌，还是前去如临大敌似的“有礼貌”地摘了李文等所佩之手枪。宴后阎锡山对侍从作了表扬，并说：“事先不察是你们的最大失职；事后当机立断，表现了对领袖的忠贞，可以将功折罪。”

◎忠就好。

1949年，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前夕，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院长，由广州逃到成都，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亲自分配飞机座位。当时每天都有几百个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什么部长、次会、司长等一类人包围着他大吵大闹，都想早点弄到一个座位，好早点逃往台湾。

◎有权的小职员，给个总理都不换。

但是阎锡山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二元论者，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元半论者，因为在如何实现良知良能的统驭问题上，他又回到了王阳明那里，因为内心显然是被外心包在里边的，故而“人不亲涉事时，以良知良能用事，当事涉己时，则为感知感能作主，良知良能反为包围流不出来。”⑦所以要想始终由良知良能作主，就非得“致良知”不可，也就是要“自内讼”，进行道德自省，使良知通达内外。至此，绕了一圈，又回到了王阳明的去“私欲”的“格心”“正心”上去了，所有的外心与感知感能，都变成了“私欲”的代名词。

平心而论，阎锡山对王学还是有点“超越”的，因为他放心不下，忍不住又为“良知”所应知的“善”即道德规范立下了他的标准，这对以心为道德准则的王学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在阎锡山却不得不如此，因为他有不得已的苦衷。阎锡山认为，善或道德的真谛有二，一为“仁”；一为“真”。仁者二人之谓也，当“爱群”解；而“真”是什么？阎打了个譬喻：“关岳生平作为，全是这个‘真’字，无论怎样艰苦，怎样的危险，他是始终如一，所以世人这样崇拜他。”⑧说到这里，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高到天上去的“几希”高论，无非是让人们热爱身属的集团（群），像关岳一般对集团尽忠尽节而已。

阎锡山曾大搞封官晋级，制发一种布制徽章，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把廉价的官衔到处奉送。时人讥讽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

◎滥羊头好解馋。

阎锡山在1933年至1937年建成同蒲铁路。这条铁路是窄轨，为的是“有了事情，外面的火车进不来”。筑路的经费，既没有向外国借款，也没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只是靠山西自己印发纸钞，故而当时人们称这条铁路为“纸糊的铁路”。

◎勉强算件好事。

阎锡山的会客室里有很多“伟人”肖像，阎要接见哪方面的人，就把哪方面的像挂出来。

◎万一挂错可糟了。

军阀不是阔谈玄机的形而上学家，也不是劝善规恶的道德家，他们的哲学都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政治哲学，旨在弘扬集团的维系道德。为此，他们不能不规定具体的道德标准，划出可见可行的“正轨”；而“良知良能”鼓噪，无非是让人们相信他们所强加的“道德”约束是出自于人的内心，从而服从起来更加心甘情愿，俯首贴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