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绿林心经张作霖（第1页）

第六章　绿林心经——张作霖

某些出身于土匪，并以绿林生涯时的亲信伙伴作为其军事集团的骨干的军阀，虽说拥有各色正大光明的官衔，甚至学着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但他们的集团维系意识仍然带有他们往昔生活的烙印，具有浓重的游民色彩，江湖义气在他们成为近代军阀之后，仍然是他们集团内部维持平衡的最重要原则之一，也是他们维系部众的主要道德依据。“东北王”张作霖，可以算作他们中的典型。虽然由于张作霖出身的东北黑社会不像关内帮会及秘密宗教那样具有理论和文字色彩，但关东文化的粗犷豪放的特质和张作霖本人鲜明而特殊的秉赋，使得张作霖在这一类型中成为最具特色的一个，这也许正是笔者之所以要选中他作主要描述对象的原因。

但是，由于游民文化本身也属于传统文化的亚文化层，它的许多要素与传统的正统文化有着血缘的关系，所以一旦原属于游民阶层的人离开了原来的地位，跻身上流社会，就很容易丧失自己的面目特征与上层文化合流，可以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执掌奉系集团的历史，就是奉系集团逐渐丧失自己游民面目的过程。当然，作为张作霖本人及其绿林旧友来说，作为一群多年在匪堆中混过的人，穷其一生，尽管他们数度进行自身的“儒化”，甚至作出很大努力使他们的军队近代化，终难去掉那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游民习气，他们的奉系集团，不言而喻地带有“绿林”的印迹。在各大军阀派系中，奉系军队匪气最重，纪律最不好，这是当时公认的。

张作霖一次在谈到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的原因时说：“那边有个陈小子（指陈炯明），使孙中山北伐被迫停止（时孙中山与奉系曾暂时结盟），这边有个张杂种（张景惠）坏了事。”

◎就他自己没错。

洪宪帝制，张作霖被封为二等子爵。他问左右：“子爵是怎么回事？”人家告诉他：“子爵下于伯爵一等，再上为公为侯。”张作霖不悦：“我何能为人做子？”

◎还是当爹好。

直皖战前，张作霖问曹锟：“三哥，边防军比你军力大，器械比你精，你有什么把握？”曹锟说：“我没有把握，子玉（吴佩孚）说有把握，他的把握也就是我的把握。”

◎草包偏有撑腰的。

一、奉系军阀的结盟意识

长期绿林生涯形成的“结义”关系和附着其上的江湖义气，是奉系集团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张作霖旧日的绿林兄弟，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以及后来的汲金纯、孙烈臣、吴俊升等人，一直是“老帅班底”的台柱，这些人多数与张作霖在被压迫状态下的非法团体内长期共命运，形成了一种高度依赖的融合性关系，用张作霖的话来说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这种超血缘关系的牢固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亲缘关系的纽带，这总体上说是被迫离开土地铤而走险的小农自然形成的依赖性很强的群体意识，它一旦形成，就会带着自身的惯性蹒跚而前，无论其载体的身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尽管匪之为匪，情形各异，像张作霖等在接受招安之前事实上已带有若干地方豪绅支持的私办民团的性质，但游民大群体的“绿林特质”是他们不可能摆脱的。

北伐军兴，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联合对抗之。孙传芳的代表去济南见张宗昌，张宗昌说：“俺是绿林大学毕业，你们从士官来，从陆大来，现在什么也别说了，咱们一齐打南军吧！告诉孙馨帅，我一定和他一同干下去。”

◎战争证明：还是绿林大学厉害。

袁世凯当上总统后，身为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来晋见。袁接见他时，在案头放了四块嵌有珍珠的金表。张在谈话时，不时地注视着那四块金表，接见结束，袁就将表送给了张作霖。事后，袁对子女说张作霖真没见过世面，面露嘲笑和得意之色。其实，袁世凯显表和赠表都是笼络的权术，而张作霖也不过是故作贪婪之相，以示无异心、无大志而已。

◎装傻充愣有福。

属于关东文化圈的东北游民结盟意识，正由于它的发展历史较短，缺乏理论和文字因素，所以也不具备关内结社和帮会的那么多等级和辈分色彩。关东土匪当家的瓢把子与同伙之间，至少在名义上是平等的兄弟关系，如果年龄差别过大，也至多就分成两辈，并不存在等级差序意味，首领的地位是与行动时的凶狠狡诈，处理内部及其他山头关系时的“公平”与“仗义”相联系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自然信崇的气氛，在东北土匪圈里，即使再精细狡诈的人也要同时具备相当的粗犷与豪放气质，一个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的人纵然有天大的智谋，也断难爬上掌柜的宝座。有些传记作家对奉系成员的描写颇有几分意思：“如张景惠、张作相和汤玉麟之辈，大都是出言不逊，呼卢喝雉的人物。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是一些仗义行侠的江湖好汉，精神上所尊崇的，也只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义气，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造型，大致统一于一个类型，即：在挥金如土之余，可也不惜杀人如麻。”①

张作霖在脱离绿林生涯并开始形成奉系军阀集团之后，仍然非常珍视和着意培植这种以“仗义”为主要内容的结盟意识，并成功地在整个集团上下制造了这种江湖“义气”的心理氛围，成为奉系集团凝聚的主要精神。所谓“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②。爱国是虚，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义气却实实在在地被弘扬着，连后到奉系的日本士官生何柱国都有这样的想法，可见这种结盟意识之深入与风靡。

直皖战后，曹锟一度与张作霖关系密切，曹锟派人送一车西瓜出关给张作霖，张回赠的礼物是一车烟土。

◎是不是张大帅亏了？

一次张作霖部下一位姓吴的旅长，做大豆生意，亏空了军饷24万元。这个旅长正打算逃跑或自杀时，被张知道了，便叫他去当面询问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这旅长只好承认是做大豆生意亏挪了军饷。张愤恨地指责说：“你这小子有几个脑袋，敢亏挪军饷，现在怎么办？”这旅长说正想自杀，来生再来报答大帅。于是张又说：“你这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止值24万元。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吗？你好好把军人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

◎绿林驭下术。

这种以尚义为表征的结盟意识，在张作霖自身历史过程中，也发生过若干嬗变，他能够随身份与角色的变化，对之进行适当的调整，抛弃了一些纯意气式的义气讲究。张作霖任奉天督军之初，抱定“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想法，起用文治派，而文治派整顿社会秩序的结果，却使张作霖匪气十足的绿林伙伴感到某种约束和精神抑制，因此他们认为当家的起用外路人让自家弟兄不痛快是不仗义；而张作霖则坚持认为任用文治派使整个集团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这才是最大的仗义。冲突的结果，尽管汤玉麟率部反叛，但仍然是大仗义压服了小仗义。汤玉麟兵败之后，还是为张作霖所重新起用，最后达到两种仗义的合一。对于一个起兵反叛的部属非但不开刀问斩，反而重新授以官职，在其他军阀那里是无法想象的。相形之下，对同样是反叛的郭松龄，张作霖却凶残得令人发指，暴尸三日不说，还要把郭氏夫妇陈尸的照片发遍全军以儆效尤。看来，绿林兄弟的情分，还是跟其他关系不同。

1924年2月4日，张作霖在天津张园会见孙中山，对孙说：“孙先生，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唯我是反对共产，如共产党，虽流血在所不辞。”

◎会捧人也会棒人。

奉省发生金融风潮，或谓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有与钱商勾结之事，张作霖召之来，谓曰：“外间讹言繁兴，欲借若头一用。”刘极口呼冤。张曰：“如冤，可向冥府理之。”叱立毙之。

◎学曹操，失之太像。

清末，张作霖以“马贼”身份接受招安。清吏问他为何如此，他答曰：“我想升官发财。”

◎匪门不打讹语。

也许有人会用张作霖诱杀辽西巨匪杜立三的事来说明张作霖并不在乎江湖道义。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江湖义气主要是张作霖用来维系内部的一种精神，焦点在内而不在外。杜立三虽然与张作霖有结拜关系，但毕竟身属两个山头，结拜只是长期对峙不下的某种暂时和解。其次杜张二人曾有仇隙，杜曾袭杀过张作霖，张诱杀之，马马虎虎可以算作报仇之举，最关键的是，这件干得不甚正大光明的事能给张作霖的帮伙带来难言的好处，所以此举在他的帮伙内部并未引起多大恶感，并不影响张作霖在集团内讲“义气”的形象。

二、奉系军阀的“良心”道德

奉系集团的“义气”背后，是一种讲究“良心”的道德价值体系。“义气”是“良心”道德的最高范畴，而“良心”则是“义气”所能产生的道德基础，这种道德价值体系，比起正统的儒家道德价值体系来，粗糙得多也朴实得多，属于游民意识向传统意识过渡的次生态。

王占元下野在天津当寓公，颇不安分，思谋复起。见张作霖势大，曲意交接。张每至天津，王辄不避风雨、不分昼夜坐他那黑色道奇牌津字五二八号汽车，对张趋前恐后地送往迎来。王与天津财阀章瑞廷陪张打牌，张的习性，凡赌总以独赢为快，章甘心输，输则能讨张喜欢，批准章承制军装，即获厚利，所以输钱毫不介意。王则吝啬成性，以每场必须干输数万元，内心心疼不已，但为希图东山再起，唯有哑巴吃黄连，咬牙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