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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以儒将兵”——吴佩孚

随着时代的推移，内战的升级，内部离心倾向的加剧，军阀在集团的内部控制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他们采用各种形式，汲取各种思想来建构自己的维系意识框架，力图重建和修补已经崩塌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和重现“中体西用”的幽灵，以收拾仅用物质利诱和传统社会关系所无法维系的军心和民心，对抗各种先进思潮尤其是共产主义洪流的冲击。各色军阀在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这十多年的发育中渐次展现面目，各种光怪陆离的集团维系意识体系随时代而来，又随时代而去，有的不过存在一两年，却各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点点斑斑的痕迹。

下面让我们把各自的视线定格在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这一历史阶段，将这一阶段的军阀按其意识特征分为五种类型，每种类型各选出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军阀加以论述。

吴佩孚与张作霖联手讨“赤”。吴佩孚宣称今日之赤化党即古代蚩尤的绪余，因为蚩与赤同音云云。

◎文字学家会跟他拼命的。

吴佩孚晚年困居北平，自大秉性不改。他常说：“人家说‘无’有办法，而我则说‘吴’有办法。我吴佩孚对国事是有办法的。我的潜势力大得很呀！我的势力深入华北各地，只要我一声号召，马上就可大军云集。”

◎幸亏姓吴。

吴佩孚的头号谋士白坚武认为，吴佩孚的失败是由于过分依赖英美所致，他曾说：“英美是国际绅士派，日本是流氓，如果打起仗来，绅士们会袖手旁观，而流氓却会帮助你。”

◎光脚的打得过穿鞋的。

从袁世凯到皖系、直系（包括前期的冯国璋和后期的曹锟）军阀，其集团维系意识可以说都是传统型的。袁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的精要大义，段祺瑞的第一心腹徐树铮则倡导，“练百万雄兵不如尊圣兴学信仰斯文义节之士”，“物质器械，取人成法即足给用，礼乐政刑，非求之己国不足统摄民情”①。然而他们谁也没能完成清亡之后破碎的封建道德体系的修补任务。这一工作直到直系军阀后期实际上的领袖吴佩孚手里，才算有了一点眉目。这个虽经修补但仍旧残缺不全的道德体系，带有适合军阀现实的特点，因而在一定时期和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暂时稳定军心的作用，其理论形态也较为完备，故笔者以吴佩孚作为主要对象展开评述。

吴佩孚出身农家，但却是个饱读经书的秀才，沦落江湖时，也曾为人占卜测字为生，在他身上，农民的简朴，书生的迂腐，游民的狡黠都有所反映，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在北洋军阀中，他大概要算是旧学功底最深的人物之一，从登上政治舞台到盖棺下葬，盖以“儒将”自许，以卫道自任，其意识特征呈现出某种“地地道道”传统品格。

一、吴佩孚伦理型的维系思想

吴佩孚刻意修复在风云变幻之际趋于崩塌的伦理道德体系，重建人们心中的传统道德价值系统，固执地坚持以礼教为治国与治军之本，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专讲政法及物质科学。礼云：以礼为无用而废之者必有乱，因而历位总统均不得久于位，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礼教入手”②。他以所谓“精神讲话”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形式，后来成为时髦，每日下午饭后，必有一番灌输传统道德的训诫，用他的话来概括就是：“即此礼教两字，质言之，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③由于他的口才好，又能对儒家思想作通俗化的解说，因此一时颇能吸引人。吴佩孚的维系思想，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四个部分：

其一，“新”君臣论。

1922年，梁士诒内阁上台，吴佩孚大为不满，接二连三地发电切责。报纸上不断出现“吴秀才”的妙文，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曌檄》。尽管吴佩孚叫骂不休，梁士诒却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他在回电中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还说什么“生平好交直谅之友，诤论敢不拜嘉”的鬼话。吴又去电调侃他“不以逆耳见责，反许为直谅之友，不愧国相风度”，并劝他“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当到总理，脸皮不厚怎行？

吴佩孚喜欢卖弄聪明，常效《三国演义》中的庞统——手中批文，口中发落，耳中听词。故常一面会客谈论问题，一面批阅文件处理公事，结果却常常出错。

◎尽信书不如无书。

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理论中，君臣观是支柱。辛亥革命以后，帝王不复存在，君臣观失去了着落，不唯后拖辫子的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可终日，就是拿着毛瑟枪的北洋军人也有点觉得不对劲，旧思想破产，新思想不明白，大家六神无主。在“人心不古”的叹息中，吴佩孚拿出了自己绝妙的“新”君臣论，因为要想扶正摇摇欲坠的三纲五常，非得先正“君臣大义”不可。

1927年，吴佩孚败入四川，逢吴生辰，四川军阀范绍增特在重庆请来戏班，为之演戏三天以祝寿。每晨演戏前，吴必袍服冠带，先至城内关帝庙进香，然后到彩棚观戏。

◎装蒜！

1931年，空头大帅吴佩孚被人从四川挤了出来，进入甘肃，途经文县时，地方士绅及官员前来迎接。宾主坐定之后，吴问该县的教育局长，这里的教育办得怎么样。局长说，这地方偏僻，文化不发达，小学虽有数十处，但只徒具形式，很难有进展。吴道：“难进展还好，如果好进展，就坏了。”因为“现在的教育是男盗女娼的教育，男校里讲共产，女校里讲恋爱，这样的教育要它进展作甚？”

◎武人偏爱孔夫子。

吴佩孚认为，民国时代虽然没有了君主，但君臣之纲并没有中绝，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也并不因此缺了一伦，因为君臣概念不过是用以区分上下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示，“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上下就等于君臣。“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④换言之，在直系内部，曹锟以下，他吴佩孚就是君，所有的下属，都与他有传统义理中最重要的君臣名分，而他自己也口口声声对曹锟自比为“铮臣”“铮子”⑤，总是唱道德的高调，害得同为曹锟系统的保派和津派人物，对他十分头痛。如是，“君纲一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一样。”⑥这样一种“新”的君臣观，如果细究起来也许会弄出成排成连、层层有差的“君”来，足令最底层的大兵们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好，但是，对于吴大帅，我们还是马虎一点的好。尽管牵强附会，吴佩孚到底补齐了他理论中缺陷的五伦，把架子勉强搭起来，从而令他主张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部有了依托。

其二，泛忠孝论。

集团维系就是要使集团成员忠于首领，忠孝自古不可分，是传统礼教的核心成分。自然，对于吴佩孚来说，忠孝观念也是他维系思想的重心所在，他在治军活动中着意向部下灌输忠孝意识，认为军人若能忠孝两全，便是实践了“五常八德”的全部要旨，军人要以“忠孝为体”⑦。

由于对军人来说，长官就是他们的君主，所以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忠于“为国为民之长官”，“能忠于长官，即是忠于国家”⑧。这种“忠”的关键是“不叛”，死心塌地跟着长官，比如像关圣帝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均系“精忠报国，馨香万代”⑨。然而不幸遇到的长官既不为民也不为国甚至危国害民怎么办呢？那也只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⑩。如此说来，忠国忠民不过是挂出来给人看的招牌而已，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让他麾下的官兵无条件地服从他个人。

“九一八”事变后，张宗昌由日归国，旋之寓居北平，与吴佩孚有往还。一次，在铁狮子胡同寓所，张、吴对饮。酒酣，张谓吴曰：“大帅威镇华夏，忠义正直，可以关公等同，且亦排行第二。小子愿执鞭侍卫，追随周仓。”吴笑曰：“周将军也有阁下如许之姬妾乎？”

◎吴大帅嫉妒了！

1926年，吴佩孚与张作霖联合攻下国民军占领的南口。吴拟了一个名单，由杜锡珪代理内阁名义加封参战有功将领。不料张学良受加封后却通电表示拒绝，并轻藐地说：“承水军头（杜原为海军总司令，此时以海军总长代内阁总理）之命，腐烂羊头之赏。”结果奉系将领一股脑却封，只剩下直系将领受封了，弄得吴佩孚哭笑不得。

◎晒台。

然而，要人们相信长官、上司就是君，从而无条件服从和效忠，毕竟有几分勉强，所以吴佩孚又拾起陆王心学的余唾，玩起拆字的游戏，硬说“忠”就是“中心”，“凡我中心之奉为主宰者，皆应以中心之诚恪对待之。中心之认为天理人情所当奉仰者，亦应以中心之诚实赴之”?。按照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忠”就近乎于禅宗所谓的“佛性”一般，是存在于“吾人心中最初之一点天良”，只要以心为君，守心为正，让这种天良流溢出来，就会无处不忠无时不忠无事不忠。因为，“立身处世，舍忠莫能行；待人接物，离忠莫能行”?，以至于农工兵学商，个人干好个人的事都可以叫做“忠”。把忠于人、忠于心和忠于事混为一谈，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传统道德“忠”的重要性，“忠”意的泛化过程，原来本不属于传统道德系列的职业道德也被吴佩孚扯入了纲常礼教之中。

有人问吴佩孚“军阀”二字的意义，吴说：“军不成阀，何以称尊，不尊何以治人、治家、治国、平天下？”并口占一绝云：

豪气清澄照九天，

春夏秋冬情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