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第5页）

我没有把自己在数学上快速翻身的事，告诉爸爸。

一天吃中饭时，爸爸的态度又有点严肃，问我：“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坚好几天不太理我了。”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学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门口见到他儿子，他也爱理不理。”

“什么叫重新分班？”爸爸问。

“一个年级的十二个班级，全部按照成绩重新分班。”我说。

“你分在几班？”爸爸问。

“一班。”我说。

“他呢？”

“九班。”

“你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差距？困难到底在哪里？”爸爸有点急躁。

我告诉爸爸，这次分班，不是数字越大越好。

爸爸听完我的说明，有点惊讶，很快又严肃了。他说：“这样分班是错误的，伤害多数学生的自尊心，又容易造成对立。我这就去学校找老师说。”说着他就转身下楼，传来推脚踏车的声音。

一个小时后他就回来了，乐呵呵的。原来学校的教导主任接待了他，说他的意见是对的，下次不再这么分班了。但这次离毕业考试已经不到半个月，只是为了应试辅导时对症下药才这么分的，再分回原来的班级就来不及了。教导主任还大力夸奖了我，说我在数学和语文的综合成绩上名列全校第一，高中能考上全市任何一所名校，让爸爸做一个选择。

爸爸充满了成功感，与我商量，问我是考格致中学，还是育才中学？

“我想好了，考离家最近的培进中学，步行不到五分钟。普通的学校也有优秀老师，而最重要的是学生本人。”这是我这一年来的切身体会，对爸爸有说服力。

果然，不太知名的培进中学顷刻之间就把我带进了人文学科的“狂欢节”。

高雅而美丽的刁攀桂老师每次一上作文课就兴高采烈地问大家：“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诵谁的作文了？”

当时的男女同学还不会齐声叫一个人的名字，他们用目光代替了叫喊，我立即红着脸低下了头。

刁攀桂老师的朗诵，是一种最神奇的语文教学法。乍一看，她似乎没有怎么教我，却用声调告诉我，哪一段写得不错，哪一段写得平泛；有些字句不妥，她略有顿挫，似又微微皱眉，但这只是一瞬间，很快她又眉飞色舞了。她给了我一种有关写作这件事的无限喜悦，这比表扬和纠错都重要得多。这种喜悦自她植入之后，一直浸润于我的生命深处，直到今天。

紧接着她，端然肃然的汪穆尼老师又把我们带入了古典文学天地。当时正好育才中学的老校长段力佩先生出任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下令“每个中学生肚子里必须烂掉五十篇古文。”这是一个带有竞赛性质的辛苦事，汪穆尼老师除了课本中的古文外还补充印发了一大堆，不能少了五十篇。我由此读通了《论语》，背熟了《离骚》和大量诗词。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赛中获得大奖，获奖作文立即被收入语文补充教材，于是又要红着脸，低着头听汪穆尼老师逐字逐句地分析这篇课文了。

他问：“请同学们回答，在这一段里，作者描写了哪两种情景？”他把眼睛扫向全班同学，只是不看我。

比语文更花精力的是英文。孙钰老师抗日战争期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随即进入了美军翻译训练团，后来在履历表上要填写这段历史的证明人，他觉得应该拣大家知道的填，就填了“蒋中正”。这件事让他后来在“文革”中多吃了不少苦头，但已经足可证明，这是一个多么不谙世事的天真人物。我现在还想不出来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如何通过非法途径弄到了英国刚出版的教材和练习册，印发给我们当课本的。他把英语教学当作了一场近乎疯狂的游戏，不断出英语墙报，演英语剧，唱英语歌，还在几个公园里设下了一个个十分恐怖的英语路标，叫我们去寻找。现在想来，没把他当作美国间谍抓起来真是万幸。

对语文和英文如此投入，使我高中时的数、理、化成绩一败涂地。想到初中时能够让数学在几星期之内彻底翻身的奇迹，因此没太当一回事，但越来越发现翻身的希望已十分渺茫。难为情的是，刁攀桂老师的丈夫刘启钧老师正好在教我们物理，我丑陋的物理成绩怎么对得起刁攀桂老师的优美朗诵？为此，我也曾下狠心用过几天功，换来刘启钧老师在试卷上方的一行字：“士别三日，当刮目相见。”可惜到第四日，他又不得不闭目摇头了。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自己能轻易地考上任何一所我想考的文科大学，因此完全不在乎名校，只在乎“最难考”。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等院校就是上海戏剧学院，而且，恰恰又是离我家最近的高等院校。

当时的大学，还严格地实行班级制。我的邻座是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于是，我也就很快见到了巴金先生。早年在乡间那个黄鼠狼出没的小书房，我就读完了他的《家》、《春》、《秋》。

我们的带班辅导员，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古典文学教师盛钟健先生，他主修唐代文学。但在整个上海戏剧学院，推崇的是英、法、俄文化。

六

叔叔最高兴的，是我的作文获得全市大奖。他要我多买几本获奖作文集寄去，好送给单位同事。不久，他又来上海了。

爸爸也高兴，但读完我的那篇作文他沉默了。为什么来了上海好几年，写来写去还是乡下的事呢？

他倒不完全是怪我。连评审委员们也这么喜欢乡下，这是什么缘故？

他把这个想法说给叔叔听，叔叔只是淡淡地说：“来一下上海也可以，以后不知会到哪里去。”

爸爸对叔叔的这种口气，总是不太理解。

我到后来才明白，他们之间的这类差异，问题主要出在叔叔身上。

叔叔由于自己对上海的脱离，总是有意无意地看淡我们全家对上海的进入。这种心态，已经明显地有失公正。对此，他自己其实也感觉到了，却一时无法点破，成了隐隐的一块心病。

以我为例，他已看到，上海这座城市以一种多年沉积的文教力量，把一个乡下孩子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如果说他觉得那些功课在小城市里也能完成，那么在一个人的整体文化素养上就不是这样了。例如他每次来上海，总会很饥渴地先看一些外国电影，却发现我几乎已经和同学们一起看过全部当时被允许放映的苏联电影、意大利电影、美国电影和法国电影，可以很知心地与他讨论了。这使他不得不用早就熟悉淮北大地的目光，重新打量上海街道间的落叶梧桐、斑驳洋楼。

本来，安徽的一切是他的彼岸，但这么多年下来，他对彼岸已渐渐失望。结果，反而是上海成了他的彼岸。他不想承认自己当初“从旧世界突围”的青春**已经蜕变，只叹息自己落脚的环境不太干净。

好几次来上海，他都要我为他抄写几封寄给北京领导机关的投诉信。不是为自己的事，而是为安徽隐瞒下来的巨大灾情。他说，老百姓太苦了，死的人太多了，北京却不知道，凡是安徽写给中央办公厅的信都被截留和侦察，因此他只得到上海投寄，又只得让我抄写。我在抄写中看到了另一个叔叔，与平日温和谈吐的叔叔完全不同。

祖母知道我在为叔叔抄信，会问起信中的内容。我说了一些，祖母就叹气了。叹完天灾之重、人祸之深，便再叹一声：“他不会在安徽成家了！”

当时爸爸、妈妈也在一旁，爸爸就对妈妈说：“他成家的事，你明天随意地问问他，我和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