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第4页）

同文学界好友贾平凹、龙应台在一起

与妻子同余光中在一起

我当时，对祖母和妈妈还是讲余姚话，但一见不会讲余姚话的爸爸和叔叔，已经不由自主地讲上海话了。

“真可惜，一转眼，我以前熟悉的侄子不见了。”他说。

“但他的上海话还是有点生。”爸爸说。

“倒是生一点好，”叔叔说，“千万不能太熟。”

他这句话有点奇怪，大家都等他说下去。

叔叔说：“北京话熟了就油，蚌埠话熟了就土，上海话熟了就俗。”

“怎么叫熟？是说得快吗？”我好奇地问。

“不是快，是模糊。”叔叔说，“生的时候，口齿清楚，一熟，呜里呜噜。就像煮面条，熟透了，变成了烂糊面。”

大家都笑了。上海里弄里听到的上海话，很多确实是烂糊面。

爸爸问我：“听阿坚说，你不大和同学们一起玩？”

“阿坚是谁？”叔叔问爸爸。

“是我单位的同事，也是朋友，他儿子与秋雨在一个年级。”爸爸说。

“同一个班吗？”叔叔问。

“同级不同班。我二班，他四班。我们学校大，同一个年级有十二个班。”我说。

“为什么不和同学们一起玩？”叔叔又问。

我说：“圈子不一样。我参加了美术小组，一有空就到外面写生。”

我不仅到外面写生，还做了美术课的“课代表”。美术课的陆老师想闹出一点名堂来，决定开始人体写生，由我这个课代表作模特儿，只穿内衣站在讲台上，让大家画。画下来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男同学画的我，多数是**，女同学画的我，几乎都涂了口红，而且都用很大的字体写着我的名字。满嘴大蒜味的陆老师笑着对我讲了一段很哲理的话：“美术不同于照相，画你，其实是画他们每个人自己。我会给这些画打分，那分数不属于你，只属于他们。”

这段话，几十年以后我还拿来送给那些把文化考察说成是“文化口红”的评论者，笑他们怎么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学们早就做过的事。

绘画上的着迷，使我没有时间来对付其他功课，初中二年级的数学考试，竟然没有及格。成绩单上出现了用红笔填写的一格。我不敢拿给爸爸、妈妈看，一直熬到小年夜。

小年夜，叔叔回上海过年来了，姨妈也带着益胜哥来“拜早年”，我上楼时，家里非常热闹。我没有来得及向长辈们一一称呼，爸爸严肃地叫了我一声，整个屋子都静了下来。

“为什么不把成绩单拿出来？”爸爸说：“不及格，还想不让家长知道！”

这是爸爸对我第一次发火，当着祖母、妈妈、叔叔、姨妈、益胜哥和自己家几个弟妹的面，我简直无地自容。

祖母一向疼我，冲着爸爸说：“刚进门还没有坐下呢，慢慢说不行吗？”

姨妈是客人，也立即满脸笑容地打圆场：“一次不及格不要紧，用用功，下次就及格了。这次益胜的成绩也不好，秋雨又刚从乡下出来……”

叔叔则一直看着爸爸，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阿坚告诉我的，”爸爸说：“他儿子全部及格。”

“不怀好意。拿着儿子的成绩单比高低，哪有这种朋友！”叔叔说得很干脆，然后转头问我：“不及格的同学多吗？”

“超过一半。”我说：“这两个学期老师和高中同学都在校园里垒炉子炼钢，我们天天要到外面去捡废铜烂铁，还要参加消灭麻雀的运动，没多少时间做功课，而我还要画画。”

叔叔一听更有把握了，对爸爸说：“超过一半的学生不及格，那么谁的不及格也不会成为新闻，他儿子又不与秋雨同班，一定是他指使儿子专门去打听的。”

“但他儿子全部及格了，因此也有理由骄傲。”爸爸说。他被叔叔一搅，已经不对我生气了。

“这就是我不喜欢上海的地方，你来我往都是小眼睛。”叔叔说。

这个年过得很窝囊。

五

我初中进的是陕北中学，原来叫晋元中学，是纪念抗日名将谢晋元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可能考虑到谢晋元是国民党部队的将领，就改以共产党的圣地陕北命名，而且附近又正好有一条陕西北路。其实，它真正的坐落地是新会路，玉佛寺北面的一条小路，离我家很近，步行时间六分钟。

正在我数学不及格的关口上，陕北中学嫌校舍小，把高中部搬走了，留下一个初中部，叫新会中学。这事使爸爸有点沮丧，他原来千方百计是想让我上一所重点名校的，怎么转眼变成了一所毫无历史的初级中学？但很快他也就认命了，我的数学不及格，也许只配进一所差一点的小学校。姨妈一直说的上海与乡下的教育差距，确实不能小看，他想。

大人们忘记了的是，中小学生对一门课程的好恶亲疏，主要决定于任课老师。过完寒假开学第一课正是数学，年轻而腼腆的徐新荣老师走进教室才讲了十分钟，我就知道，自己要与数学这个冤家结亲了。果然两个星期就完全“开窍”了，只抱怨课本上的题目太少，每天放学钻到新会路、西康路口的普陀区图书馆去借数学书，逮住题目就做，就像一年前对绘画的着迷。

不久上海举办全市分片数学竞赛，我获北片第七名。失分在第一题，不是因为运算，而是不知道试题中所说的“燕尾槽”是什么。否则，稳进前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