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第3页）

分明他惊慌失措地屏住了气，没有了声音，我能见到他捧帖的手在微微颤动。

我连忙伸头去看，也大惊失色。眼前出现的完全不是我平日见过的那种字帖，而是满篇烟云，黑雾森森，潦草恣肆，时断时续，涂涂抹抹，极不规整。我疑惑地转脸看叔叔，满眼是疑问：这也算好字么？

叔叔根本没有理我，只是伸手招呼那位老年营业员过来，再问一次：“多少？”

“九元。”

“我买下了，包一下。”

九元区区之数，在当时，无论对叔叔而言还是对这家旧书店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交易。叔叔步出店门时神色凝重。我知道，那本字帖他将自己收藏，不会给我。

三

出门后看到旧书店西边还有一个小门面，写着“旧书收购处”。我立即想起，去年外公带我来上海时，曾到这里卖过书。

四函《苏东坡集》，用一块包袱布包着，从乡下带到上海，据他自己估计，能卖一个好价钱。

那天他在这儿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袱，把这一大叠线装书捧上去。一位中年营业员将手上握着的圆珠笔夹在耳朵上，取出一函的好多薄本，极为熟练地把书顿齐，横过来，让线装的书脊朝上，用大拇指斜批一下，就像只是在丝线订扎处摸了一遍。

做完，再顿齐，放过一边，再做第二函。

四函很快都做完了，这时营业员才抬起头来看外公，说：“缺了两本，九元。”

也是九元。今天叔叔用这个数字买了一本，去年外公用这个数字卖了一堆。

外公当时觉得开价实在太贱，便茫然地看着营业员，嘴里只吐出含糊的三个字：“能不能……”

那位中年营业员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们是国营单位。”

当时连“国营企业”也不习惯说，只说“单位”。

外公最怕有人提及政治归属，觉得如果再啰嗦下去就是在与国家讨价还价，而他是个地主。他立即点了点头。

外公拿到钱后说要请我吃饭，其实是他自己想喝酒。

“东头的杏花楼太贵，还是对面的鸿运楼吧。”他把我带过了马路。

当时像我们这样一老一小在外面吃一顿饭，全部费用也就是七、八角钱，可那是我第一次进上海馆子，觉得处处新奇。

外公还在生刚才那个营业员的气，对我说：“这一带以前叫四马路，也不是一个正经地方！”

他的言下之意是：“神气什么呢？”但他没说。

怎么不正经，我是长大后才听说的。这里曾是红灯区，而且等级不高。

几杯酒下肚，外公已经在生自己的气了：“秋雨，你想想，我这一杯下去，喝掉了苏东坡几首诗！”

这是一年前的往事，都不能告诉叔叔，我现在只老实地跟在他后边走。

叔叔一手把我揽在他身边，要我与他并排，他走在外边，保护着我。

这样一来，我就贴近了花圃边的铁栏杆。我边走边把手捋在上面，滑滑凉凉的，很舒服。

叔叔一见，立即阻止，说那栏杆脏。

我说：“很干净啊，连灰尘都没有。”

叔叔停步，好像要正式批评我，或要给我讲一段他自认为很重要的话。果然——

他说：“我说脏，是指细菌、病毒，不是乡下的泥巴、灰尘。乡下的那种脏不叫脏，上海这种脏，才真正叫脏。那么多人，你摸一把，我摸一把，看上去光光滑滑，实际上什么都留下了，才叫脏。”

四

我们刚住下三个月，叔叔又到上海来了。三个月前他与爸爸商量，这么多人到上海过日子，开销大得多，能不能让他每个月补贴一部分。爸爸说：“算过了，大致平衡，不够时再问你要。”

叔叔说：“哥哥你这就不对了。妈在，我也是儿子。再说，我还独身，经济宽裕。”

爸爸笑了：“正因为你独身，要多存一点钱准备结婚。”

这次他来，是要看看三个月来的家庭生计，寻找他可以补贴的理由。

我放学回家，看到他正在和爸爸聊天，祖母和妈妈在准备饭菜。我高兴地叫他一声，他立即异样地看着我，问我一些问题，我一一回答，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看我。

吃饭了，他终于说出了原因。

“小孩就是小孩，才来三个月，秋雨的上海话已经讲得非常标准，我从他进门叫我一声就听出来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