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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启迪
常有朋友问我：“你的《山道弯弯》是怎么‘弯’出来的？”我说：“我是在故乡的山道上捡的。”是的，我的每一个作品，都是生活启迪我的。
就说说收在这里的几个中篇吧——
一
我是一个山民的儿子。
我对大山和生活在大山里的山民，有着深深的恋情。我的多数作品都离不开山，离不开山乡，离不开山民。最近完成的这部《山女泪》，就是这样。
前年秋天，我接到一份电报，是山乡的一个亲戚打来的。说是她丈夫病重，很思念我。
我启程了，到那个山乡小城的医院里去看她和她的丈夫。那天，从医院里出来，她送我到县招待所。坐在我的房子里，她谈起了自己的身世……
她十八岁的时候，一位堂姐去世了。不久，由家里包办，她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堂姐夫——她现在的丈夫。婚后第二年，家乡解放了，她担任了村妇女主任。在宣传新婚姻法的时候，有人对她说：“你男人比你大这么多，你应该和他离婚。”她动心了，请工作队的同志代笔，给她在外地的丈夫去了信，要求离婚。她丈夫收到信后很着急，接连给她来信，诉说心里的忧伤。正念初中的丈夫前妻的儿子，也给她来信说：“妈妈，你不要走。你走了谁来给我们做鞋缝衣……”她的娘家人也来做工作。她终于回到丈夫身边，接着，又在城里参加了工作。
一九六二年，她丈夫和单位领导闹矛盾。此时，他已五十多岁，身体又有病，便被强令退休。将近八十岁的婆母住在老家。老人思想守旧，怕把骨头丢在外面，不愿出来居住。于是，领导又动员她退休。她想到八十高龄的婆母，便同意了，遂和丈夫一道回老家，去尽一个儿媳的责任。
婆母去世后，儿媳又要分娩。她便和丈夫离开老家，到儿媳工作的单位去带孙娃子。此时，她三十来岁，自己没有生育过，却开始学着带嫩毛毛了。
生活，不断给她出难题。第二个孙娃出世才三个多月，儿媳竟病故了。抚育两个孙娃的担子，全部落到了她的身上。后来，儿子又娶了媳妇，家庭的构成复杂了，新的矛盾产生了……
孙娃长大了。丈夫老了，常常生病。她又细心地照料着丈夫。这次，当她听说丈夫患的是不治之症——肺癌时，一下子昏倒了。可怜的女人，当然会担心：她把生命的大半都奉献给这个家庭了，现在老了，丈夫再一去世，自己在这个家庭里还会受欢迎吗？
听她说到这里，我的心格登一动，似乎从这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身上，看到了一些什么。我在心里默默地思索着。
她担心的事，终于出现在生活里。丈夫去世后，那位后来的儿媳，把她看成是家庭里一个多余的人。她来找我，要我陪她到当年下放他们的单位里去上访。因为她是一九五三年参加工作的，不属于那次下放的对象。她要求复职或者按月发给点生活费。她自己无儿无女，生活已无依靠。
我陪她去到那个单位。在几天的上访活动中，我酝酿着这篇作品的初步构思。这时，甘肃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中篇小说集子，来信问我还有没有新作。于是，我连忙动笔，特为他们写了这部小说。
这部小说原先的题目，叫《无名山女传》，意思是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山村妇女作的小传。题目写出后，自己感到不满意，觉得俗气了，但一时又想不出好题目来，只好这样寄给编辑同志了。
没有想到，数千里以外的编辑同志，收到后，除了对整个作品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外，还和作者一起，苦苦地思索这个题目。《山女泪》这个题目，就是甘肃人民出版社那位没有见过面的编辑同志为我出的。我很满意，非常感激，并接受了他的提议——以此作为这本集子的书名。
二
三年前，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我和煤矿上的干部、工人在坪地上歇凉，扯着乱弹。一个辛酸的故事流进了我的心里：某煤矿的一个矿工牺牲了，其弟顶职进矿，其妻改嫁给其弟；不久，其弟也牺牲了……
这个女人的不幸，引起了我深切的同情。当时，我真想去寻访她。但是，我没有能见到她，就调离了矿务局。几个月后，我回矿山采访，住在一个工区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同志。会计是她，服务员也是她。她工作很负责，待人热情和蔼，但是言语很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活。工区办公室秘书告诉我：她的丈夫因公牺牲两年多了。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总是不答应。每个月带着孩子去看望一次公婆，把节约下的钱交给公婆。
秘书随便说的几句话，却像烈酒一样使我醉心。我感到全身发热起来。我踱步到楼房走廊的栏杆前，翘首眺望着沸腾的矿山：井架上，天轮在飞转；电车道上，矿车在奔驰。我思想的轮子，也随着天轮在转，随着矿车在跑……
我们的煤矿，比起旧社会来，生产条件是大大地改善了。然而，由于环境的特殊，不幸的事情仍难免发生。社会上许多姑娘因此不愿嫁给矿工。煤矿工人，长年累月地劳动在矿井里，没有享受自己应得的那份阳光的温暖，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双手，从地层深处取来煤炭，给人们以阳光之外的温暖。爱情，对这些为人们贡献光和热的煤矿工人来说，显得多么不公平啊！
一种对矿工的崇敬爱慕之情，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我想写写这些普普通通的矿工，写这些把爱情献给矿工的平平常常的女人。这时候，一些我平日认为不能上“文学作品”的普通矿工和他们的妻子，骤然间变了，就像是一块黑不溜秋的煤块，倏地投进了炉膛，吐出了腾腾的烈焰。他们的心灵，在我的眼前闪起光来，一个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向我迎面走来了：他，一九五八年进矿，二十多个春秋寒暑，没有请过事假、病假、伤假。八千多张日历上，都记录着他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的鲜红的数字。二十三个春节，他都是在地层深处的矿井里，在呼呼的电煤钻声中度过的。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苗家女，二十八岁时，人生的不幸落到了头上：丈夫因公牺牲了。留给她的，是四个年幼的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一岁半。对于一个年轻女人来说，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她丈夫是湘西人，在这个矿上工作的湘西老乡，鼓动她向矿上提要求，将丈夫的遗体运回老家去安葬。应该说，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的。当领导上来征询她的意见时，她流着眼泪说：“运回湘西，国家花费太大。他在矿上工作十多年了，生前，他爱这个矿，死后，就把他埋在矿区的山上吧。我们母子守着他……”简短的几句话，说得矿领导眼泪直落。当领导上进一步问她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时，她说：“我不能趴下吃社会主义，我要站起来干社会主义。给我工作吧！”她工作了，当上了食堂炊事员，挑着油饼油条下矿井，把热饭热菜送到矿工手里。她用出色的成绩，赢得了广大矿工的赞扬，当上了矿、局的劳动模范，并出席了全国煤炭工业战线的群英大会。她那张端庄、秀丽的照片，印到了《全国煤矿英雄谱》上……
我更熟悉这样一个女工：她文化不高，大小会议上从不敢发言，说一句话，脸都会涨得通红。正当她和一个工人热恋的时候，一场火灾，把男朋友的铺盖烧了个精光。一位领导同志开玩笑说：“结婚吧！结了婚，两人就只要一套铺盖了。”果然，他们就这样结了婚。婚后不久，男方的母亲生病住院，接着亡故。家里原来什么准备也没有做，一没棺木装敛，二没分文积蓄。这时，她把自己婚前积下的二百一十八元钱的存折交给爱人。又和她叔父交涉，借了叔父家一口棺材。安葬婆母后，她又把爱人十一岁的弟弟接到矿上读书。至今，她参加工作多年了，手腕上连一块普通的表也没有……
一个接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在我的面前汇集。他们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是，他们的行动，却体现着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都有着一个多么美好的心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