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启迪（第2页）
矿山沸腾的生活冲动着我。我怀着一种对矿工、对矿工的妻子的敬慕心情动笔了。这，就是中篇小说《山道弯弯》。
三
一九六八年夏，我从部队复员回到故乡的煤矿。有一天，黎明时分，食堂门口突然传来鞭炮声，接着是婴儿的啼哭声。人们跑出来一看，食堂外面放着一个箩筐，箩筐里装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这是一个女婴，没有人收养。怎么办呢？生活，给刚刚联合起来的矿山“造反”组织成员们出了个难题。
主意终于想出来了。三天以后，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勒令”，勒令这个矿务局的“头号走资派”党委书记带养这个孩子。当时，这个老干部和他的老伴都是五十开外的年纪了，而且自己有八个儿女。他们老两口，又双双蹲在“牛棚”里。怎么个带养法？无奈何，他们就从老书记的工资中，每月扣下四十元，请一位汽车司机的爱人带这个孩子。几个月后，老书记的妻子（一位处长）出了“牛棚”。她去看丈夫时，这位老书记说：“我们既然认了这孩子，就要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你把孩子抱回来自己带吧。”老书记的妻子，已是年过半百的老婆婆了，陡然又带一个才几个月的嫩娃娃，其困难可以想见。
孩子一天天地大了。到了三四岁的时候，进了幼儿园。有一天，不知为啥事，她和一群男孩子骂起架来。男孩子们骂她：“你不是你妈妈生的，你是捡来的野崽，捡来的野崽！”下班的时候，那位老处长去接她，她抱着老处长的脖子问：“妈妈，我是你生的吗？妈妈，我就是你生的呀！……”那位同志眼泪刷刷地落下来，连连点头，说：“你是妈妈生的，你是妈妈生的……”
八年过去了。“四人帮”粉碎了。矿务局的老书记调省煤炭局任副局长了。搬家的前两天，他家里突然来了一位农村妇女，带来了两只母鸡，几十个鸡蛋。老书记心里有数：这是孩子的亲生母亲认孩子来了。老书记说：“孩子八岁多了，你如果要留她在身边，就领回去吧。”农妇流着眼泪说：“不，不！我是来谢恩的！你们是孩子的恩人，孩子应该在你们身边。”
孩子还是跟着老书记一家到省城去了。不久，我也调到了省城工作，经常见到这位老书记，也不断看到那个孩子。每当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心里总要热乎一下。想写他们，但似乎又觉得少一点什么，一直没有动笔。
一九八一年春，我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到北京采访一些湖南籍的革命老干部。一位女红军战士，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她生下孩子二十多天后，就长征了。带着孩子行军打仗，困难重重啊！尤其是通过敌人的封锁时，就更难了。孩子不懂事，万一哭叫起来，就会暴露目标。于是，每次过封锁线时，她总是等孩子熟睡以后，将**放到孩子嘴里，小心翼翼地朝前走。一个月后，她终于把孩子带到了延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这样小的孩子，难免不影响一点工作。她所在部门的领导就批评她，要她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她哪里舍得呢？孩子是同她一起经过长征的啊！有一天，她抱着孩子去找周恩来同志。她还在窑洞门口和卫兵说着话，周恩来同志就走出来，一把抱过她怀里的孩子，连连说：“我们的小英雄，经过长征的小英雄呀！”她听着周恩来同志的话，热泪刷刷而下：“周副主席，你还说小英雄哩，我都要把她送人了……”周恩来同志敏感地听出她话中有话，忙说：“送人？她可是我们红军队伍中经过长征的最小的一个孩子。这要问问我们党同不同意，问问在前方打仗的红军战士同不同意？现在，母亲需要休息，孩子也需要休息。我代表组织，批准放你一年的假，好好带养孩子……”
这个故事流到我的心里的时候，我的心又热起来，前些年我目睹的那个故事又回到了眼前。经过长时间的“艺术消化”，终于写出了《山雾蒙蒙》这个中篇小说。
四
《小路遥遥》是带有自传色彩的东西。“自传色彩”并不等于自传。最初萌生出写这个作品的念头，是在一家出版社的内部刊物约我写篇谈自己创作体会的文章的时候。拿起笔来，一个一个自己见过的和没有见过的编辑同志的形象，便浮现在我的面前……
一九六五年，我在部队刚学习写作不久，就把自己的一篇习作寄给上海的《收获》杂志了。生活阅历比我广、社会知识比我多的副班长知道后说：“你，真有包天的胆啊！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那是老作家们发表作品的园地。你，二十不出头，嘴上没有毛，刚刚握上桨，就闯太平洋？”
我真害怕了，一颗心缩得紧紧的。
十天！短暂而漫长的十天，担心加紧张的十天，悄悄而又不安地过去了。我发出邮件后的第十一个朝霞漫天的早晨，文书递给我一封信，信封上有两个鲜红的草书字：收获。我颤抖着双手拆开信封。这是一张三十二开的小纸，纸上的字体既不漂亮，也不清秀，一字一句却像烈火一团：“作品写得不错，经研究，我们决定采用。第四期是小说专号，你这篇争取发表在小说专号上……”
我和这家刊物来往多了。每回，都是那种既不漂亮，也不清秀，一字一句却像一团团烈火似的字体。他（她）热情地接待我的每一份稿子，经常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并密切注意我在全国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习作。有一次，我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她）便立即给我写来一封信，说：“看到你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新作，很高兴……”
信，一封又一封。每一回，都激起我对他（她）的多少敬慕之情啊！他（她）叫什么名字？我多想知道这个名字，记住这个名字呀！一腔深情鼓动了我的笔尖，我写信去问他（她）的名字了。很快，收到了回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叫我永生难忘：“作为一个作者，想知道经常和自己联系的编辑的名字，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一个编辑，对作者的这种信赖，深表感谢！编辑部有规定，编辑的名字不宜对外宣传。好在我们是战友，说不定以后还能见面呢！这里，我告诉你一个字：我姓钱……”
我终于见到了“老钱”。不是上海的那一位，而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
一九六八年，我从部队复员到故乡的一座煤矿当矿工，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春天里，我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动笔写一部反映煤矿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初稿完成后，寄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很快，出版社写信给我所在的单位，为我请假修改这部书稿。接着，我又接到责任编辑高彬同志的来信，约定时间来家和我面谈修改意见。那天，我冒着毛毛细雨，准时到车站去接他，却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第二天又扑了空，第三天还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我焦躁不安的时候，收到了出版社领导同志的来信。万万没有想到，老高就在赴我处的途中，摔断了腿。那天他在湘潭看望一位作者后，背着书稿连夜奔车站搭车来我处。夜茫茫，雨纷纷。他眼睛近视，在一处灯光昏暗的地方，不慎跌进了一条很深的污水沟。过路的人跑来扶他时，他一双手正在地上摸着，嘴里直叨叨：“我的书稿，我的书稿……”
他找到了稿子，看到它用塑料袋装着，没有被损坏，才嘘了一口气，欣慰地笑了笑，想站起身来。可是，他怎么努力也站不起来了。人们把他抬到医院，一透视，发现右腿骨折断了。
我赶到医院去看他，心里是多么内疚啊！我来到他的床前，还没开口，他却先说话了：“耽搁你了。要是我这次不出事，你的作品修改的进程会快一些……”
叫我怎么说呢？这部书稿，我只不过费了些墨水，熬了些夜，耗了些心血。而一个编辑，却为之付出了血的代价啊！
我忍不住了，动笔写开了，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感到，我笔下的戴真真，远不如现实生活中那些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编辑们！我仍然深深地感到内疚……
我是一个笨人，写作也是用的笨办法。每一部作品，都是沸腾的生活推动我的笔尖的。
这，就是我对于读者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