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旅（第2页）

“谭谈同志，你怎么不吃？”

杨玲抬头问我。

“我很饱，很饱。”

我傻乎乎地回答。

紧挨着我坐着的张锲，轻轻地对我说：“他们很难买到排骨，我们把排骨留下，让她带回家去给家人吃吧。”

“只怕她不好意思，不会同意。”

“我对她说说看。”

张锲同志真的说了。说得很艺术，很有分寸。杨玲却没有我们身上的那种虚荣心，她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

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吐露了一点他们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情况。突然像勾起了心事一样，她沉默了一阵后说：“我在北京大学读了七年书。是1956年进校的。经过了你们的反右派运动，也经过了你们‘过苦日子’的时期。好好的老师，突然变成了敌人，我想不通。后来，看到中国同学，一个一个地变瘦了。有一次，一个上海的女同学竟昏倒在教室里。我们慢慢地知道了，中国同学吃不饱饭。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的食堂，伙食还是不错。我每次吃饭时，要留下一两个鸡蛋，带回宿舍，喊那位上海女同学来吃。开始，她涨红着脸，硬不吃。后来，她吃了。再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回国以后，又两次到了中国，她都到北京来看了我……”

她越说越动感情了。看来，人，不管国籍怎么的不同，皮肤怎么的不同，语言怎么的不同，而心却是相通的呵！

离开餐厅时，她把我们送给她的排骨，用纸包起来，放进了随身带着的兜里。

这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位外国同胞和我们的距离近了。

以后，她陪我们到雅西、苏恰尔瓦、布拉索夫、康斯坦察访问，陪我们访问布加勒斯特的出版社、杂志社，陪我们会见罗马尼亚著名的作家，出席一个一个的座谈会。我们天天在一起，朝夕相处。我们感到在罗马尼亚生活，离不开她。她在中国七年，是怎么生活的？她回国后，为中罗友谊做了些什么工作？她的爱情，她的婚姻，她的家庭，她的……我强烈地想知道她的一切，解开这些天涌到我心头来的有关她的一个一个的谜……

“您，能不能向我们谈谈您走过的道路？”

在苏恰尔瓦一家豪华饭店的休息厅里，我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

“怎么，想采访我？”

我笑笑，点点头。

“好哇，有时间，我就向你们公布一下我的过去。”

从海滨城市康斯坦察回布加勒斯特的列车上，我们五人坐在一间软席车厢里，她终于来了兴致，向我们说起了她的过去。

这是一个女汉学家成长的道路。

用中国的习惯用语说，小时候，她是个村姑，是一个不安份的山民的女儿。不安份，常常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兆。家里兄弟姐妹多，负担重，在山村里读完小学以后，父亲就不同意她再读书了，要她下地干活。她却不甘心，总想知道自己这个山村外面是一个什么世界。有一天，她穿着一双新布鞋，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搭上了一辆到小城里去的马车。她是同村里一个女伴一起走的。那个女伴要到城里去考师范学校，将来准备当一名小学的教师。她也动心了。

两人来到了离故乡七、八十里远的县城，双双报考师范学校。第三天，她刚刚考完，父亲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这个老实厚道、而又性情暴躁的农民，双目圆瞪，一脸阴沉，手捏一根木棒，看着这个偷跑出来的女儿。

杨玲那年十二岁。新布鞋磨破了她的脚，她将鞋子脱掉了。这时，她光着脚丫子站在父亲面前，身子哆嗦着，真害怕父亲手里那根棍棒朝自己落下来。

“快跟我回去！”

半天不吭声的父亲，终于发怒了。

“我、我不！”

突然，她的血液往脑门顶上冲。她在父亲面前发起犟来。

父亲手里的棍棒，在逞强的女儿面前，竟软软地垂了下来。

次日，学校发榜了。这个逞强的村姑，考得了第一名。而同她一起来考试的同村女友，却名落孙山。

父亲终于赶着马车，送女儿进城读师范了。

由于她成绩优异，师范毕业以后，被保送读了大学。进大学读书时，老师送给她一本书，竟是一本根据俄文翻译的中国诗人李白的诗。她心里连连跳动：“中国！中国！你在哪里？”

大学又毕业了。同学们准备去苏联，去波兰，去英国，去……她准备去哪一个国家深造？一时难下决心，老师送她的那本李白的诗，老在她面前晃动。有一次，和同学们上街去玩，看着街角围着一堆人。凑近去一看，见一个吉普赛人在用火柴棍摆弄着什么，一问，是算命。她好奇了，挤进了人群，那老头摆弄一番后对她说：“怪了，你这怎么是个方块字？”

“什么方块字？”

“中国字呵！”

“……”她愣了。

“看来，你和中国有缘份呵！”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