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第4页）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被平反的人中，除个别人以外，大多数人都还活着，并成为省报的离退休干部。
那位曾与爸爸一起在省劳改局编《新生报》的钱伯伯，镇反时被认为问题严重，送去临平重刑犯监狱，结果“查无实据”，被判三年徒刑。一九八〇年后，他多次向法院申诉，均被驳回，仍维持原判。他几乎失去信心，一次次涕泪纵横。爸爸对他说：法律不相信眼泪，它只相信事实。你在国民党监狱中并没有叛卖行为，而判决书上说你有罪，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是对你一生人格的判决，怎么可以不了了之呢？于是钱伯伯继续不断申诉，法院终于在一九八五年撤销原判，宣布无罪。他妻子何珍也在一九八五年平反，但一九九一年便发现得了不治之症，救治无效而死。何珍阿姨是他当年“刑满就业”后认识的。她十九岁时在一个部门当会计，只因查账时少了一百五十元钱，便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判了二年。实际上这笔钱是一位有急难的女同事向她苦苦哀求借用的，而查账时那人却矢口否认。他们夫妻几十年中相濡以沫，一生郁郁。
而另一位徐衡伯伯，此时在民革办的业余学校搞教务，忙得不亦乐乎。他一九三九年入党，一九四二年被捕脱党。解放后被诬为大特务，报纸上曾登过大字标题。爸爸每次见他，都督促他快点去申诉。但这位前江西省南昌市地下共青团书记徐衡，却仍是一派名士风度，总是说：随它去吧！不久后中风而死。爸爸闻之欷歔不已。
当他的那些友人们终于被洗清了种种罪名，重新在社会上抬起头做人的时候，很多人却已先后走完了自己惨淡的生命里程，在那片火红而冰冷的烈焰中，无声无息地化为灰烬。
虽然这已成为过去。
这个漫长的故事也许是该结束了。
但它却似乎结束得很困难。
活着的人，虽然恢复了名誉，却已无法重新再活过一次。而那些早已含冤死去的人呢，地下的亡灵仍然渴望着再生。
我看着爸爸周围的朋友们，一个个相继落实了政策，我想爸爸的心情定会一日日轻松起来。然而爸爸时而欣喜，时而又独自闷坐，长吁短叹。难道还有什么未了的遗案，在继续困扰着他么？
一袭低沉的浓云，如一片不散的阴魂，始终盘旋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那个当年曾洪亮如钟的声音，一次次固执地在爸爸耳边回响：还我头来！
爸爸在某一个清晨醒来时，睡眼矇眬地对妈妈说：我还有最后一桩心事，实在放不下呵。其实我不说，你也是知道的，那就是俞文奎的问题。
俞文奎死了。这个原海宁县国民党自卫大队长，解放前夕向中共杭州市委领导的杭嘉湖游击支队投诚起义、并为海宁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人，在一九五一年的镇反运动中，以恶霸罪被处决。
当年爸爸到杭嘉湖游击区旅行采访时，目睹“烧毛”部队搜刮民财、为非作歹，亲见俞文奎带兵较严，一直坚持游击抗日，在当地老百姓中没有恶名。这一点，当年曾隐居“和平军”，一度与俞文奎交好的鲍自兴，也能作出证明。
一九四九年俞文奎起义后，枪支人马全部如数上交。他手下有个叫张关荣的分队长，有民愤，解放前夕被当地群众揭发，畏罪潜逃当了土匪。解放初期，俞文奎曾被介绍到杭州一家工厂做工。镇反开始后，他被逮捕审查。他在“思想改造学习班”里写的“交心”材料，被认为是实事求是的。但后来风云突变，政府有关部门限令时日，让他去把当土匪的张关荣找来投降。俞文奎早已同张关荣失去联系，自然是无处可找。于是，俞文奎便以勾结土匪的罪名被处决。
日复一日，爸爸苦思冥想：俞文奎一案，按照党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应如何得到公正的结论呢？
他写信给俞文奎的子女，希望他们能以家属的名义提出申诉。他还在参加海宁县党史座谈会时，发言呼吁为俞文奎平反。海宁法院曾来人作了调查取证。然而一晃几年过去，此案却始终被搁置，再无下文。
旷日持久的拖延，成了爸爸一块郁积的心病。
一个闷热的夏日，爸爸终于决定亲自出马了。他约了鲍自兴伯伯，两个人一起坐火车到海宁，直接找到市委书记，谈了此事。爸爸以一九四九年余杭县县长白冲浩兵临城下时投诚为例，余杭县早已为白冲浩落实政策，而海宁为何对率兵起义的俞文奎置之不理？他说得很激愤，呼呼旋转的电风扇下仍是出了一头大汗。急得鲍伯伯使劲地拽他的衣角，生怕他得罪了领导于事无补。那位书记刚上任不久，介绍他们去找法院的一位经办人。于是他们才算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那位女同志告诉他们，俞文奎的案子是认真查过的。问题出在当年与爸爸一起去海宁策反的唐为平身上。他在证明材料中说，当时俞文奎起义是假，一次俞文奎曾对县政府建设科的科长说过，要伺机杀掉唐为平和张恺之，投奔嘉兴的国民党军队。——既然唐为平如此证明，我们感到事情非常棘手。那位女同志解释说。
这太奇怪了。我是当事人，可老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件事啊。爸爸觉得很惊讶。
鲍自兴伯伯提议，应该设法找到那个建设科科长，再次核实材料。
爸爸沉吟片刻，提出了两个疑点：他说当时如果俞文奎确实有叛变投敌、并杀死我们两人的打算，唐为平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以便采取对策？二是当时情况紧急，我和唐为平的脑袋都架在刀子上，俞文奎有枪有兵，要想杀我们易如反掌。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叛变杀人，而且一直服从我们的指挥。这两条，是不是可以推翻老唐的说法呢？
经办的那位女同志表示，一定继续追踪调查，把这件案子尽快彻底解决。
爸爸和鲍伯伯走出了法院的大门。他站在小城熙攘的街市上，眯起眼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那些匆忙过往的人们，不会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正午的阳光，透过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黑影。酷暑燥热的空气，憋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老唐啊老唐，他在心里默默念叨。你是怎么搞的呢？难道你真的有点老糊涂啦？你从一个省办公厅副主任，七斗八斗，一直到把你弄到劳改工厂去当管理员、拉大车，你自己就是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品，你怎么能这样轻率地对待另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呢？
回杭州的旅途似乎格外漫长。摇晃的车厢里，爸爸斜靠在车窗边上，远望着西沉的夕阳。他已经奔波了整整一天，六十多岁的人已不比当年，他确实觉得有些累了。但他却无半点睡意，心里很乱、脑子很沉。窗外掠过清悠的小河和古朴的石桥，那一刻他脑中突然跳出一句话，是那位欧洲著名的左翼党派领导人说过的一句名言：我们党就是依靠不断的清洗而生存发展的。——国际共运史的许多年中，这句话甚至已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这个世界上，大概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存在；任何一位革命者，随时都可能、或者最终都将可能被清洗出革命的队伍。
车窗外刮来的热风吹干了他身上的汗。他忽然打了一个冷战。
当年他和曾一进、倪布明，就是从这条火车线上，奔赴海宁的。结果却使得俞文奎走向了他生命的终点。人生真像是一个奇怪的圆圈，许多人兴致勃勃地踏上远征的旅程，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却又回到了当初出发的原地。
——而对于他来说，命运似乎只给了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从他十九岁进入报界，时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这期间的大部分岁月里，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也许本应是厚积而薄发，然而他却步将进而踌躇、笔将下而维艰。当人生的开头和结尾最后相交的时候，他才发现在那个将他圈缚的圆圈中央，竟然是一块偌大的空白。
他甚至不知道，这种“平反”的结局，究竟是一个喜剧，还是一种如今被人称为黑色幽默的悲剧。
爸爸的心底涌上一阵无法言说的悲戚。
时针已指向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连绵的细雨已下了多日，那一天忽而停了。云渐渐散去，露出一隅灰茫的蓝天。阳台上爸爸亲手种植的蔷薇和金银花，湿漉漉的花瓣被雨打落了一地。
已是暮春了？爸爸茫然地放下了手中的报纸，走到阳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