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第3页）
你请求宽恕是没有用的。爸爸打断他说。问题不是宽恕与否，而是从党的政策上衡量，你到底是不是有罪。依我看，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澄清你究竟是不是有罪的问题。
骆中杰嗫嚅说：我没有参与杀害伤员，我始终是反对这样做的。当时上级也认为我有责任，但责任是间接的。
是的，你没有直接责任，所以证明你没有罪。爸爸叹了一口气，又继续说。你不是有罪，而是有错。错和罪，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的。你在当时那么复杂的环境中工作，确实需要考虑整个地下组织的安全，而且你始终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那两个伤员。你没有完成任务，是你的失职，但不是犯罪；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他们喝了酒，放松了警惕，是政治错误，但也绝不是犯罪。你说是不是啊？
骆中杰点点头，眼里闪过一丝亮色，脸上恍然大悟。
爸爸站了起来，在屋子中央来回踱步。
依我看，这几年平反的大量冤假错案，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由于中国目前的法制不健全造成的。爸爸的眼睛注视着骆中杰衰老的脸庞，一边激愤地说：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是阶级斗争，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朋友就是敌人；量刑不是依照客观事实，而是根据政治需要；定罪不按法典，而是任人好恶。你想，这样几十年下来，岂不是纲常紊乱、敌友不分、黑白颠倒，把本来支持这个政权的人，一个一个地打倒在专政的铁拳之下了么？
那……那我的申诉……骆中杰嗫嚅着，惶惶抓紧了手里的拎包。
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在我这里住下。张恺之十分痛快地说。我来赶个夜班，帮你重新起草一份申诉书，把你要求平反的关键理由，陈述清楚。明天你自己抄写整理一份，再送上去试一试，你看好不好？
那个深夜，爸爸在灯下伏案而坐。台灯柔和的光亮，在黑暗中弥散成一道透明的三角。这情景使他觉得十分熟悉，他想起了青年时代的笔墨生涯，那时每天夜里就是这样在灯下写着一篇篇文字激扬的专栏稿。一晃竟然几十年就过去了，当他重新坐在桌旁时，却是在为自己、为别人，一次一次地写着写不完的申诉材料。
他的笔尖沙沙从纸上滑过，像是一点点剥剔着历史的尘埃和锈斑，露出笔底人世的本色。他干得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就像修理着一只被台风扭曲了的白铁隔漏，得心应手地敲打着朽蚀的裂缝，再将它们镶拼嵌接起来。他将用笔慢慢剖开那些被曲解被篡改了的历史事件，然后在重岩迷雾中另辟蹊径。
屋角的沙发上，传来骆中杰沉沉的鼾声，伴着一声声惊悸的梦呓。天快亮的时候，张恺之写完了最后一个字，他揉着眼睛，抻抻胳膊，扔下笔；把厚厚的一叠材料放在骆中杰的枕边，回到自己的房里和衣而睡。窗帘上已映出淡淡的曙色，天空脱去了黑色的长袍，如同一个走出牢笼的囚徒，沐浴在自由的空气里。他觉得很疲倦，却顿时没有了睡意。中指上的硬茧，在手上隐隐作痛。他的嘴边掠过了一丝苦笑。他想自己手里的这支笔，莫非真的只剩下帮人写申诉材料这一点用处了么？他等待了几十年的平反，而平反后他真正可做的事，好像只剩下去帮别人平反，这莫不是一种辛辣的嘲讽么？
但他无法拒绝。因为这不单是为了帮助那些人改变个人的命运，而是修改一种他至今难以说清其实质的历史存在。
三个月以后，骆中杰被撤销原判，并恢复了他十三级干部待遇，在青浦县城安度晚年。
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三年期间，我每次回杭州探亲，家里总是门庭若市。我们的午饭和晚饭，经常被各种各样来访的人打断。来人自然都是来找爸爸的。不是来送材料，就是来取材料。爸爸在任何时候总是和颜悦色，来者不拒。那些人或是面容忧戚、或是滔滔不绝、或是心事重重、或是笑逐颜开，在我们家里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大同小异、伤心而又重复的故事。我初时不免略有厌烦，稍后又惊讶愤怒，再以后，便渐渐归于平静，在沉默中思绪万千……
一次我和爸爸上街，刚刚走出小巷，迎面过来一个老头，老远就冲着爸爸叫张先生。走近了，只见他满面笑容地向爸爸深深地弯腰鞠了一躬，弄得爸爸怪不好意思。
女儿回来啦？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我发现他的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在阳光下喜气洋洋地闪烁。
回来了。爸爸答应着。你这一向好哦？
好的好的，托你的福啊。自从平反以后，儿女们每个礼拜都来走动，拎着老酒，蛮孝顺的哩……
那就好那就好。爸爸也眉开眼笑的。回头又说：酒少喝一点啊。
晓得晓得。他连连点着头，并不走，站在那里目送我们。
这个额头上有刀疤的老头，是不是就是好几年以前，在这个院子里砌花坛的那个泥水工呢？我问爸爸。
你还记得他？爸爸觉得奇怪。
当然记得啰。我说。他这个人很怪，怪极了，脸上从来没有一点笑容，也从来不同人讲一句话，看上去蛮吓人的，我印象好深。有一次天气很热，我们从外面回来，买了几根雪糕，你看他在楼下干着活，汗流浃背的，叫妹妹拿了一根雪糕给他吃，他死活也不要。妹妹就把那根雪糕放在他旁边的花坛上，上楼去了。过了一会她下楼有事，发现那根雪糕原封不动放在那儿，地上化了一摊水，妹妹很气，说早知道他不吃，还不如不给他呢。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是啊。你记性倒是好。爸爸一边走一边说着。那时我每天从他面前走过，也是觉得奇怪。凭我的经验，我看出他也是一个不幸的人，一定有很深的痛苦埋在心里。我就去问他，到底有什么事情使他不开心。他开始不肯说，我一次一次问他，他才告诉我说，他原来是京剧团的一个办事员，自然灾害那年，他实在饿得受不了，偷吃了食堂的三个馒头，还拿走了两个萝卜。单位发现了，带着人到他家搜查，说有人检举他解放前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曾经跟踪过进步人士，就这样把他送去劳动教养三年。实际上，解放那年他才十三岁，说他是特务，真是无稽之谈。他额头上的刀疤，就是在劳教时挨打留下的。他劳教期满回到城里后，再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后来总算结婚生了孩子，但孩子长大后，总是嫌他有政治问题，对他一直不好，他觉得自己做人这一世，真是没意思也没盼头，你想想，就为了这么点事，弄得他几十年没有一点笑容……
如今他怎么突然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啊？我问。
爸爸不无得意地说：那是因为现在他的头可以抬起来了。
妈妈在一边插话说：又是你爸爸，为他写了申诉书，过了不久他的原单位就来了答复，说那个特务的罪名是当初别人陷害他的。不但撤销原判给予平反，还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儿女都回来了，老头的日子过得很开心。
所以那段时间，妈妈给爸爸起了一个雅号：“平反专业户”。
可惜，爸爸这个“专业户”，只投入不产出。光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无任何经济效益。不过，说他不“产出”也不完全对，毕竟，许许多多孤立无援的人，经他之手，重新在社会上堂堂正正地站了起来。我想这大概可以算是爸爸生命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了——尽管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无穷无尽的审查之中，尽管他至今一事无成，但他在自己的暮年岁月，用他最后的一点力气，帮助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恢复了人的尊严。
在这个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记得曾有人说过这句话。然而，直至八十年代，主宰这一方红彤彤的天空之神，才大梦初醒，为这片焦渴干旱的土地洒下了一场久盼的甘霖。
是永久滋润的雨露么？不知道。如果赤色的骄阳重又高悬？
当年“方小”的那位董运谋伯伯，去四明山根据地后因痔疮严重发作不能行军打仗，卜明介绍他去苏州做地下工作。解放后任一丝厂厂长。但一九五五年肃反时撤职降级，至“文革”开除公职扫地出门，和妻子拖儿带女下放到苏北农村。董伯伯得了严重的肺病，全靠带去一只荷兰种奶羊，保住一条性命。八十年代初才平反回到苏州。
难道还需更多的笔墨么？
就以爸爸向我提供的事实为例——在一九五一年镇反前夕，从国民党的《东南日报》接管过来的省报各部门中，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被送去审查历史的共十八人，其中十二人在学习班先后被判刑并送去劳改。经过漫长的三十多年，至一九八五年为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到了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