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第2页）

张恺之每天在堆满了稿件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望着那些四方来信上黑色的邮戳，愣一会神，心里便涌上一阵针刺般的隐痛。

曾一进和倪布明的名字，始终是连在一起的。

这两位在策反海宁地方武装、争取海宁和平解放的斗争中，始终跟随在爸爸左右的国民党起义军官，一九五一年九月各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后，曾一进回了天津老家，一直在天津炭黑厂当工人，始终未能结婚成家；倪布明去了杭州郊区一个叫上泗的乡下当农民，妻子已同他离婚，他自己带着一个女儿过日子。这些年中，爸爸自顾不暇，只是间或地听说一些关于他们的消息，虽无佳音可报，只知历经几十年的坎坷，彼此都还健在。

解放初爸爸的“问题”虽由他们引发——罪名之一就是在对敌策反时，拉进了一大批如曾、倪这样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而受到追究。但爸爸仍然难以忘记当年患难与共的“战友”——

一九四八年底，当这位在苏州任流亡学生总队上校总队长的倪布明，从苏州匆匆路过杭州，准备回福建老家去时，是中正大学的老同学曾一进挽留了他，并介绍他认识了张恺之。当时正对张恺之十分佩服的曾一进，曾告诉我爸爸说，蒋经国的亲信刘某某，即将被派往浙江省出任民政厅厅长。而倪是刘某某的老部下。若是刘来任厅长，由倪出面，弄一个县长当，起义不成问题。于是张恺之对争取倪布明抱有极大的期望。但后来刘某某未来浙江，此举作罢。曾又说倪父曾是蒋经国的老师，可直接面见蒋氏。张恺之得到上级批准，便派了倪去溪口探听蒋的动向。其时国民党已人心惶惶，倪未能见到蒋本人，只见了刘某某。得知国民党近期的计划，一是准备上山（打游击）；二是准备下海（去台湾）。溪口正乱作一团。于是倪决定放弃随国民党撤去台湾的想法，而与曾一进一起，留在大陆迎接全国解放。其实，按曾、倪的资历，日后完全可以在台湾军界混个一官半职，然而他们却在年轻的共产党员张恺之的鼓动下，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当他们自以为从此获得了新生的那个时刻，绝不会想到，他们将从此被当作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嫌疑，几十年不得翻身。

镇反一开始，交际处的胡处长便打电话给我爸爸，说你当初介绍曾、倪二人来交际处工作时，写的介绍信，很有问题。你怎么能担保他们没有政治问题，还说出了问题可以由你负责呢？爸爸分辩说，他们属于国民党青年军官中的叛逆分子，思想是倾向共产党的。当时他们写了历史自传，我了解他们的历史情况。胡处长说，无论如何，你这么写是不妥的，谁也不敢打这样的保票。现在只有把他们交给有关部门去审查了。这一“审查”，便有去无回。

所以当平反后的张恺之，终于找到那份至关重要的中央文件，找到那一段简洁明了的准确依据时，他说这下可好了，这笔债总算有人认账了。文件上的那段话的大意是说：凡是解放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秘密工作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可以作为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等等。

那段日子里，他写了许多许多的信，发往曾一进和倪布明的所在地，要他们一步步按程序来解决问题。并告诉他们，自己将为他们那一段起义的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证明。对于曾一进和倪布明一生的遭遇，爸爸总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他必须要为他们证明，证明他们的清白和功劳——如他当年曾经给予他们的许诺，重新回归革命队伍。那些日子里，爸爸给我的来信明显变得潦草，他说他实在太忙，他有许多事情要做。几十年积累的“旧债”，哪里是一朝一夕就能偿还得完呢？

妈妈说，爸爸已处于一种忘我的状态，如痴如醉，乐此不疲。

曾一进与倪布明二人，最终被撤销原判。

1992年夏天，爸爸听说曾一进已身患重病，嘱我与妈妈专程到天津去看望曾伯伯；那时他早已落实了政策，与一位退休女医生建立了家庭，并有了一套小小的单元房。我和妈妈叩开了他的房门，他似乎并没有感到怎样的惊奇。一个面容清癯、风度儒雅的老人，平静地坐在窗口的藤椅上，与我们默默相对，久久无语。他只是问了我一些关于文学方面的事情。关于他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他什么也没说。

那是一间陈设极其简朴的房间，处处留着多年清贫的痕迹。只是在他的桌上、枕边，摞着一些书。

我去厨房续茶水的时候，望着案板上的半根黄瓜，我的眼睛刺疼。我不会忘记，“文革”中我还在北大荒的时候，曾经有好几年时间，每逢年节，我总会收到从天津发运到农场的食物包裹，里面有当时限量供应的腌肉和腊肠。爸爸说那是他一个叫曾一进的老朋友寄给我的。他希望我在寒冷的北大荒农场，还能有一个好身体。

那时我尚不知这个曾一进伯伯，为什么会这样关心我。如今面对这位淡泊无言的老人，我的眼睛酸涩，又一片模糊。

一九八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家的房门被轻轻敲响。

门口站着一位佝偻着脊背的老头，拎着一只肮脏的人造革包。

是张恺之吗？我可算是找到你啦！老头向他伸出颤巍巍的手，喉咙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你是哪一位呢？爸爸疑惑地问。他一时想不起来，眼前这个衣冠不整的老人是谁。

我是骆中杰啊。来人已是涕泪纵横。

老骆啊？你怎么……爸爸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说不出话来。

当年杭州市委策反领导小组负责人、杭嘉湖独立游击支队副支队长，一个干练的工农干部，如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他在这个秋夜突然造访，实在大出张恺之的意料。

我……我是来请你帮忙的呵……骆中杰似乎有些艰难地开了口。

请我帮忙？有事你尽管说好了。爸爸仍然觉得迷惑不解。那个瞬间他的脑子里忽然如闪电般掠过了这个熟悉的名字——骆中杰。他记起来，一九五九年在钱江公司的文化补习学校，为犯人编班的时候，他曾经在学生的名册里，看见过这个名字。他还记得在名字旁边有一条备注：骆中杰，上海青浦人，一九四〇年入党，曾任青浦地下县委书记……因历史问题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但张恺之当时却无法得知，像骆中杰这样资深的地下党领导人，为的是什么样的“历史问题”，竟被判了重刑。

那夜窗外的桂花飘香，房间里弥漫着一阵阵浓重的馥郁。爸爸起身关上了窗户，他觉得今夜这桂香充满了苦涩。

那是一个曲折离奇而苦涩沉重的故事。很久以后当我听爸爸复述这个故事时，我的手心竟是一片冷汗淋漓。

一九四五年，骆中杰任青浦县地下工委书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北撤，当时有两个伤员病情太重，无法随部队前进。部队便将这两个伤员，交给了地方党组织，隐藏在一个农民地下党家里。当时国民党正在青浦县到处清乡抓人，风声很紧，地下组织无法把他们送去治疗，一时也不可能把他们转移去别处。这两位伤员的伤口溃烂、腐臭生蛆，他们天天哭闹，扬言如再不给他们治病，就要杀人。那个农民党员担心万一暴露，身家性命难保。骆中杰也发愁如此下去会引发许多问题，甚至导致整个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正在他焦急万分之时，有人提议，干脆将这两个伤员，就地“处理”掉算了。

骆中杰当时对这种提议十分震惊。他没想到，革命同志之间，竟然会有这种极其残忍的念头。即使是为了顾全大局，他也决不能同意。他当即表态说，事关人命，究竟如何掩护这两位生命垂危的伤员，必须请示上级领导决定。但当时上级领导正在转移之中，一时联系不上。县工委也分散活动，情势十分危急。骆中杰到处寻找愿意掩护这两位伤员的群众，但却迟迟未能落实。初冬的一日傍晚，他外出回到驻地，发现那两位伤员的床铺已空，有人报告说，伤员在当天上午咽了气，因担心情况随时有变，所以将他们草草入土安葬了。

对于这个说法，骆中杰当然是有怀疑的。但因当时的环境复杂，“地下”组织面临四方威胁，又没有伤员非自然死亡的证据，伤员既然已死，他无法让他们复生，也就只好作罢了。只是没有完成上级的任务，他心里怅怅。那天晚上，那几个原来看护伤员的人，弄了些熟菜，在一起喝酒，还叫他也一道来喝。他夹了两筷子肉，喝了一盅酒，心里觉着有点不对头，就问他们这买酒的钱是哪里来的？那几个人喝得迷糊，醉醺醺说是从那两个伤员的身上找出来的，反正人已经死了，把钱带到棺材里去，还不是白白浪费！骆中杰一听大怒，一脚踢翻桌子，将他们臭骂了一顿，拂袖而去。

伤员之死与喝酒的事情发生后，骆中杰自责甚深，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愧对上级领导，更愧对那两位伤员。他随后便主动向淞沪工委领导作了汇报，并请求处分。许多年里，这个再也无法弥补的过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使得他常常寝食不安，辗转难眠。

于是一九五四年他在华东党校学习时，又一次主动向组织作了彻底交代。当时党组织经过调查，认为他作为地下县工委书记，对于伤员被害未能及时制止，确实负有一定责任。但他事前事后立场鲜明，并为保存地下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为惩前毖后，给予记大过一次的处分。一九五五年，他从原来市总工会的组织部长，贬为劳保部副部长。

然而到了反右后期，一九五八年，没有任何解释，突然宣布对他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送某农场劳改。一九六八年获释后，回青浦老家务农。无党籍无公职，老婆早已同他离婚，如今是孤身一人，晚景凄凉。

爸爸听完了他的叙述，很久没有说话。

骆中杰抹去眼角浑浊的泪水，喃喃自语……有人说，这叫做坦白从严，是我自找的苦头，不过我倒是不后悔，我承认自己有罪，我不该同他们一道喝酒……我只是想，这么多年过去，党也应该宽恕我了吧……可是我两次申诉，两次都被驳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