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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说
老实话吧！“救济特捐”原来就是用来救难民的，可是救到现在，难民更多，而“特捐”还在未知之数。上海满街满弄是难民，靠布施活命，市政府当局除了在“市容”方面觉得伤脑筋，“照顾”“负担”，实并无其事也。
联总会送大批难民回乡，但时仅年余，今日难民的数字，比送回原籍的，又不知增加了多少？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难民还乡》
我曾以为，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即将到此结束了。
我没有想到，自从爸爸平反后回了报社，他就像是一棵返青的老竹，在绵绵春雨之中，从四周的泥土里爆出了无数的笋尖；又像是一屉正待缫丝的蚕茧，从沸水中扯出了一根根数不清的线头。
张恺之自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加入地下党，一直是在白区工作；去杭州办报、又搞策反，也多与“敌人”周旋；他周围这一大堆复杂的人事关系，因当时的革命需要所造成后来的历史疑点，是他在解放后首当其冲被打翻在地的主要原因。
而后，他被逐出革命队伍，打入另册，一次比一次更深地沉入社会底层，直至“生产自救”，直至沦落到街道服务站谋生。
这漫长的三十年间，他亲见比他的遭遇更为悲惨的其人其事，如墙角密密的蚂蚁群落，在他身边蠕动，比比皆是。
那是一个巨大的黑雪球。从建国之初的第一场冬雪起始，足足滚了三十年。雪结为冰，冰又裹雪，挟卷着草棍纸屑煤灰烂叶这世上所有的垃圾，和那些渣滓一般的人。并将他们难以辩白的冤情，挤压成泡沫和碎片，层层叠叠地包藏其中，垒成一座难以融化的冰山。
而如今，黑色的大山崩裂成无数大大小小的岩石，就像这满城街巷的民房下堆放的一块块蜂窝煤，黑黝黝乌涂涂，瞪着期待的眼睛。
当张恺之从那座黑山下得以解脱之时，他蓦然发现，冰壳下至今还伸着一只只挣扎的手臂，一声声微弱的呻吟，向苍天呼吁着公平和援助。
在爸爸一直牵念的朋友们中，他首先想起了余杭横湖的杨天波。
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前夕，在地下市委的领导下，爸爸开辟了余杭横湖的地下武装，使横湖成为迎接解放军进城的门槛。而杨天波正是这支秘密武装中最年轻的一员干将。然而建国之初，当张恺之接受审查并被开除党籍后不久，便株连到杨天波。一九五一年七月，杨天波被后勤学校不分青红皂白勒令退学，清洗回了老家，回到横湖镇上，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起初挑黄沙养家活口，后来又自学了一些电的知识，在电管站和粮库做临时工，一过就是三十年。
爸爸间或听熟人谈起过杨天波的情况。还听说他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面对昔日的“战友”如今的窘状，很多年中一直萦绕于他心底的愧疚感，重又阵阵袭来。就算自己真的有罪，也不应该殃及一个不到二十岁的进步青年呵。因此，对于这些解放前由于受了他的思想影响而参加革命、解放后又因他的牵连而受尽迫害的老朋友，爸爸总有一种难以摆脱的负罪感。
他立即给杨天波写了一封长信。希望他尽快向当地组织提出申诉。杨天波隔了很久才回信说，余杭县对他的申诉一直没有答复。于是爸爸亲自跑到余杭县去询问，得知余杭县不肯受理，因为杨天波当年并非余杭县处理的。爸爸进一步作了了解，才弄清杨天波当时是省军区后勤学校的学员，应该找省军区解决。爸爸又找到军区政治部联络处的熟人，坚持让杨天波再去找军区申诉。经过如此几次三番的奔波折腾，军区总算受理了杨天波的案子。一天，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军人来报社找爸爸，请他为杨天波当年的情况作出证明。这位军人就是负责复查杨天波一案的李处长。不久后，军区联络处的一位青年干部专门来到报社，告知了杨天波被平反的喜讯。
杨天波被落实政策后，在县粮食局办理了离休手续，仍由地方安置，后来一直协助镇政府工作。据说横湖溪上那座小石桥，当年曾为“地下武装”迎接大军解放杭州立过奇功。如今人们已嫌这座桥窄小，集资在上游再建一座新桥，于是精力充沛而热情不减当年的杨天波，便担任了建桥的副总指挥。
我是在杨天波叔叔被平反后的那年春天，在杭州家里见到他的。他的嗓音洪亮，被多年乡间的风雨涂抹得黑红的圆脸上，尚留着几分“秘密武装”时代的豪气。
我说杨叔叔这些年你受苦了。听爸爸说，“文革”时，你被人诬告陷害，说你是“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个余杭“文革”时著名的“407”专案，据说牵连了五百九十六人，被迫害致死十四人，是真的吗？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呢？
杨叔叔欠了欠身子说：你看，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就是那时被打伤的，一到阴雨天气浑身都痛得动也不会动了……不过这还算是好的，总算是个幸存者，大难不死啊。要是给你说说那年“407”冤案的刑罚，我敢说你这样年纪的人，怕是听都没有听到过哩……
——有一种土刑，叫做“称元宝”。就是把人的两只手绑起来，吊在屋檐下面，双脚离地八个钟头，放下来的时候，人都昏过去了，他们就用冷水把人喷醒，再反绑在凳子上，再绑八个钟头。等到松开绳子的时候，两只臂膀老早不会动了。我女儿给我送来一罐饭，我哪里还会用手拿筷子吃呐，肚子又饿，实在没有办法，我就用下巴把罐子推倒，用舌头舔着吃，像猪一样。可我宁可像猪，也不肯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不承认他们就越发不肯罢休。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叫我用半只脚板，站在一张桌子的边缘上。那怎么能站得住哩，几分钟脚就麻了。我一直坚持到后半夜，实在是太瞌了，结果一闭眼睛，就从桌子上跌落下来，撞在桌子前面的一副凳杠上头，休克过去。12月的寒风刺骨，过一歇，我又被风吹醒，晓得自己是困在地上，心想还不如就在这泥地上困一觉算了。看管我的人发现了，拼命用脚踢我，踢在我的肋条骨上，钻心刻骨地痛出一身冷汗，又昏死过去……
那个时候你脑子里想到了什么呢？我又问。
想到什么？他反问了我一句。迟疑了一会，又说：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哕！
他把头扭过去，望着窗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个时候我。想……我想我真是上了张恺之和朱鸿钧的当了……我还想，早知如此，我何苦去参加革命呢！
他停了停，又说：我想来想去，我还得先保住这条命，我还有一家老小要养，除非他们把我打死，我一定不能自杀。等将来出去了，我定要去找张恺之问一问，当年他给我天花乱坠地描绘的新社会，什么平等民主和公平的新社会，难道原来是这样的啊……
我的喉咙堵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爸爸苦笑着说：我晓得自己欠了你们的债，这笔账，我这辈子是还不起了，所以只好请共产党的政策来帮我还……
杨天波嘟哝了一声说：那么又是谁欠了你的债呢？实在说起来，当初也是我自己情愿的……
淅淅沥沥的小雨落下来，乍听有声，再细听，那雨点若有若无的，融入了窗外嘈杂的市声中。
那么，曾一进与倪布明，如今又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