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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俗
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的政策把人民“倒”而“悬”之，到头来几个官吏“辞职”，“悬”也就此“解”下，这幕剧，真是“恶作”也够味儿之至。官话说，无论“八一九”改革币制，或现在取消限价，为的都是解除老百姓的苦痛。某些大官，因为害怕大家因此埋怨起政府来，乃曰：“思虑或有不周，办法或有不妥，但衷心却是为了人民”，他们对于自己的颟顸低能，压根儿不觉得一点难为情，反而战战兢兢的只求老百姓对他原谅，真是怪事。
……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解悬了吗？》
很多年以前，当我爸爸还在煤场一锹锹“挖山不止”的时候，他也许就已经有了一种神秘的预感，觉得强加于他头上那座黑色的大山，已开始在历史巨大的掌心中缓慢移动。它被人类前行的力量所驱使，正在一点点挪开它原来的位置……
夏日的台风猛烈地摇撼着黑沉沉的煤山，他甚至听见了从煤砾中发出嘎嘎崩裂的粉碎声。
这只是一种幻觉而已。他解嘲地摇了摇头。这座山实在是太大太硬也太坚固了。何况，每挖去一锹，它又会重新生长出来。每隔七八年又来一次，像一个砍不尽的九头怪兽。
日历已经指向一九七六年秋。那一天，头上已出现几缕白发的张恺之，正在弹簧厂孜孜不倦地敲打着他永远的洋铁皮。忽然，他似乎觉得脚下的大地剧烈地震动了一下，他的身子晃了晃，那张宽大的铁皮猛地从他手中蹦了出去，锋利的尖角在他手上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殷红的鲜血喷射在灰白色的铁皮上，漫漫流淌成一个奇妙的符号……
像是个字呢！我爸爸忘了疼痛，好奇地侧头望着那延伸着的血迹——是个“大”字，还是“人”字呢？他琢磨着。最后他断定那是一个“人”字。西斜的阳光在那“人”字上驻足不去，刺疼了他的眼睛，血色便格外地鲜艳夺目。他发现自己原来还拥有如此旺盛而鲜红的血液，这个意外的收获使他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
那个大地震动的时刻，时年五十二岁的张恺之，正津津乐道于研究那个鲜血涂抹的人字。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他已经等待得太久，他的生命是由几十年的等待连接而成。他对这种等待的结果其实早已麻木，等待已成为他的生命本身。
在他的一生中，尽管他曾经多次预言过自己一定会重新站起来。但当着七十年代末期拨乱反正的钟声，在满目废墟的神州大地敲响时，他仍然感到了一种极度的惶惑和震惊。
他面对着一种结束和另一种开始。然而究竟是一种“什么”行将结束，又是一种“什么”即将开始呢？
历史的风车疾速地旋转，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短短几年，中国将三十年来纠结的乱麻、沉积的污垢，匆忙重新整理和清扫。“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纷纷官复原职；反右“扩大化”的所谓“右派”，终于恢复了名誉、重新安排工作，并归还了被抄家没收的财物……满目疮痍的黄土地，掩埋着无以数计的冤魂；狭长的铁路公路，挤满了离乡背井的上访者；四海之内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声声哭诉、阵阵怨愤，一时气冲霄汉。
那么张恺之呢？他既不属于“文革”、也不属于“反右”。他的冤情发生得太早，早在共和国建国之初；早得某些人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还有过这样的事情。他的“错案”属于“镇反运动”后期，清理中、内层干部中的个例，哪儿和哪儿都挨不上，那么将由谁、由哪个部门来受理他的申诉呢？
那段时间张恺之不断收到各种聚会的邀请，去送别他昔日的难友们，欢天喜地回归革命队伍。我那仍然做着白铁、水管的爸爸，一次次向老友们表示真诚的祝贺，然而笑容里未免掺着几分苦涩。他时而冲动时而沮丧时而激愤时而焦灼，他已在等待中苦熬了近三十年，三中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大概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可盼望的机会了。
我在千里之外的北大荒，不时收到爸爸充满焦虑的来信。他说某某伯伯建议应向公安部提出重审他的案子；某某伯伯建议应找当年主管政法的省委领导；但不管将从哪里开始着手，他总算已弄明白，不会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为他平反。现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必须尽快找到当年直接与他联系的地下党领导人。
张恺之终于向省公安厅，正式递交了他的申诉书和自述材料，并将副本交给省报——他原来的工作单位。希望他们能联合复查，解决他的问题。当他将一沓厚厚的稿纸，郑重地放在那张堆满了各种文字材料的桌子上时，他恍然觉得这个重复了许多年的动作，实在已熟练到近于机械的地步了。这份经过他六天六夜“苦斗”，在原来所有申诉材料的基础上写出的长篇自述，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心血和耐力。走出公安厅大门时他的四肢瘫软，他不敢去想也不敢相信，这是不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申诉？
答复竟然很快就来了。省公安厅已同意和报社联合复审。报社政工部门为此事已发出了六十多封外调专函，对张恺之的历史“疑点”进行查证。那段时间，省公安厅此类申诉堆叠如山，应接不暇，故要求省报派出一位人事处副处长，协助公安厅进行外调，报社也很配合。张恺之悬吊的心，总算是有了一线依托。他长达二十七年的申诉，至此第一次被受理。一九五二年写下的“戏本”，一九七九年才算是终于开了场。
各地的证明材料陆续寄回来了。却偏偏的，他最重要的一位证人，当年地下党直接领导他的王鼎成（解放后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社长），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于是寻找另一位证人便很费了些周折。
每一次去公安厅催问“案子”的进展，爸爸总是兴冲冲又忧心忡忡。几次听说快了，一时却又杳无音讯。那座黑色的大山总是挖一锹又长一锹，日日月月没有穷尽。他每天都看见阳光从他的头顶掠过，却眼睁睁看着它消失在高远的蓝天。希望像一丝稍纵即逝的闪电，在天际可望而不可即。这是爸爸生活中一段异常难熬的日子，甚至比那漫长的“自救”生涯更令人难以忍受。他不停地给我写信，企图以此来缓解自己的焦虑不安。毕竟，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只是上头的一个决定。或许说，是一份登陆的许可证。你能否走过这片泥淖，还得自己找鞋。
他们周围所有的热心朋友，几乎都帮着张恺之投入了“找鞋”的活动。
经某某朋友介绍，爸爸认识了一位马律师，当时他恰巧在省公安厅为一位领导起草文件。他青年时代在上海参加过学生运动，解放后多年一直从事公安工作。外表永远温文尔雅的马律师，对张恺之的遭遇出于一种深切的同情之心，开始为爸爸的平反一事四处奔走。
张恺之终于得到了公安厅二处那位态度和蔼的栾科长较为可靠的答复。他说事情已经搞得差不多了，结论的草稿都写出来了。目前就是还缺少一份证明材料——在某个重要的历史关节上，一个查证人的证言。经过联系，得知此人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然而时隔多年，如今已下落不明。省公安厅通过北京公安部门去查找，只知此人是在劳改系统，解放初从上海送去外地劳改。现在究竟人在何处，还需要等候各地的回函。总之不是在内蒙古，就是在黑龙江，或者是新疆、青海这样一些遥远的劳改农场。要找到这个人，是很费时间的事情。要耐心地等一等。不过，按此线索找下去，总是找得到的，想必应该是快了。那位科长还说，你如果是一般的问题，有半个月我也就给你搞好了，但你的事情时间太长，这个人又很重要，我们这样认真地去查实，就是为了给你作出全面的结论……
爸爸在心里长长地松了口气；他一直担心这个“证人”在解放前夕跑到台湾去，那他真是有口难辩了。既然此人还在大陆，总还有查清的希望。解放初期，他在“革大”直属班受审查时，有关方面根本不作任何调查，单凭一种武断的猜测，就轻易草率地把一大批人打成了“反革命”，将他们的政治生命判了“死刑”，弄得这些人几十年有冤无处申诉。如今能够这样彻底地查一查，弄个水落石出，他当然求之不得了。
那一天傍晚，张恺之走出公安厅大门时，心里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时已深秋，他却觉得身上有些燥热。他脱去了那件脏兮兮的黑呢子上衣，在暮色中匆匆走回家去。最后一线夕阳，将他的灰色的毛衣染成了怪异的紫红色，一晃一晃的十分耀眼。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解除了魔鬼咒语的怪物，正一层层蜕去那身黑色的外壳，恢复他几十年前的本来面目。
那天他心情很好。路过电影院时，他心血**地买了几张电影票，请妈妈和妹妹看了一场日本电影《砂器》。
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时，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觉得很多年前，发生在他身上的那场“浩劫”，很像是一部拙劣的推理小说：A=B，B=C，所以，A就=C了。如此草菅人命，问题究竟出在由于当初没有认真核查事实，还是由于评判事实本身的标准所造成的呢？标准作为一个量词，究竟由某种思想体系还是由某一集团制订？更确切地说，是党还是国家呢？难道一旦掌握了标准的制订权，就掌握了解释“历史”的权力么？推理小说似乎源出日本，但《砂器》却证明，世界上的事情，无论多么复杂的案情，事实必定具有它不可更改的客观性。
这场电影看得他心情激愤，一时却又更为迷茫。
过了几天，马律师来找他说：那个重要的证人已经找到了，并寄来了证明材料。你本人提出的申诉与复查的情况相符。他又说，省公安厅的复查人员认为，一九五四年张恺之从乔司回来后，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其他问题，原本就应该让他回报社工作，那时没有这样做就是不对的。马律师还拿出了一份（79）96号文件，给他念了一段用红笔画出的文字：凡是原则认定的主要事实失实，混淆敌我矛盾的，都应属于有错必纠之列。他收了文件，叹口气说：但是现在积压的申诉太多，还必须履行一整套繁复的公文程序，时间确实是拖得太久了一点，你再耐心等几天，想必应是快了，快了。
马律师刚一走，张恺之再也按捺不住，急急跑去找公安厅的那位栾科长。一打听，才知他病休在家。他又跑到栾科长家里。栾科长见到他，竟问：怎么，还没有搞好吗？我还以为元旦前就搞好了呢！原来这个月栾科长动了手术，在家休养。张恺之的事，已交给别人去办了。爸爸说：那么春节前能不能办好呢？这可已经是一九八〇年了。栾科长点点头说，争取吧，我上了班，马上去催。
现在我已忘了一九八〇年的春节，我为什么没有回杭州探亲。我是在春节过后收到爸爸的来信的。那是一个雪后初霁的大晴天，窗玻璃上晶莹的冰凌花，正在温煦的阳光下渐渐消融，化作滴滴清泪般的细流，在明亮的玻璃上蜿蜒着，洇湿了双层窗框中的木屑。那些奇妙的冰凌图案，慢慢消失在阳光和暖气中，露出了窗外银白的积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