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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南
京中央日报大声疾呼，要政府“收拾人心”。人心需要“收拾”，可见现在的人心，到了怎样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步！尤其是限价的一闭一放之间，广大人民，生活陷于绝路，情绪表现惶恐，正如所说，这些情形，已经不是“爱听或不爱听”所能抹杀，也不是“任何粉饰之词所能粉饰”的了！
……
照样子看，一般“收拾人心”论者，都一律主张向特权阶级开刀。因为“国家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端少数的人才能拯救最大多数的人”，同时，如果“只顾全少数人的利益权势”，那么，“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中央日报如此说，分量就有点重了。这实在就等于说：政府现在只顾全少数人的利益权势，走的是“少数派路线”，而大多数人“装着一肚皮闷气，人心失尽”。
……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假定得了吗？》
四十三岁的爸爸回到了盼望多年的杭州。但是四季常绿的杭州城，根本没有他这种人的立锥之地。当那个忧伤的春节终于过去以后，辖区的户籍警来找爸爸，和善地对他说，今天你就去街道办事处报到吧，街道服务站会给你分配工作的。
他最初把“街道”这个词汇同自己的归属相连时，觉得十分刺耳。——“街道”是城市最基本的细胞组织，是这座庞大的国家机器不可缺少的一颗螺丝；“街道”还是“人民民主专政”那张巨网上，最后一道疏而不漏的网眼。一个走进了“街道”的人，便意味着他已无可挽回地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他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于是他终于平静甚至“满意”地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是他目前唯一的出路了。他早已是一个劳动者，只要不再把他当犯人对待，只要能有一碗饭糊口，多少能同妈妈一起负担全家人的生活，他已别无所求。
街道服务站杂工组由七八十个“闲散劳动力”组成。他很快得知，其中的六十一个人有程度不等的“问题”——被单位开除的右派、解除劳教分子、刑满释放分子，还有像他这种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各人拥有例如“木陀”“瘌痢”“长条儿”这样亲昵的外号种种。他们听说如今新加入的这个张恺之，原来是个知识分子干部，对他倒是十分友好和客气。
我爸爸与这样一些遭遇也许比他更离奇古怪的人为伍，又一次开始重新做人。
在杂工组完成了一项下水道修建工程以后，服务站站长一度有意推荐他去工厂做“合同工”，这是当时在街道的最好出路。但是名单送交派出所，爸爸被刷了下来。如果继续去做泥水小工，一天只有一元三角钱的工钱，扣去街道的管理费，一个月才三十几元的收入，实在是太少了。何况还要同街道的妇女们混在一起，婆婆妈妈的难受。无奈之下，在其他种种杂活里，爸爸选择了去煤场挑煤。他宁可去做又累又脏、但是多劳多得的煤场装卸工。
每天天还没亮，他便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出了门，手里拿着一根挑煤用的扁担。一个面目清秀的中年人，手中拿着一根扁担，自然有些不伦不类。张恺之毕竟还残留着知识分子最后一点自尊感，那根扁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使他觉得难堪和别扭。所以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他希望能在天亮之前穿过街巷，到达他干活的地点，以免被昔日的同事和熟人撞见。其实那时他早已没有什么熟人了，新闻界文化界的旧友不会再记得他，而那些同样跌落深渊的故旧知己，早已是自顾不暇。街头巷尾陌生的面孔中，根本没有人会注意他，妈妈似乎一再向他提醒。但爸爸仍然固执地坚持在蒙蒙的晨曦中，扛着他自己认为是模模糊糊的扁担出门。
晨曦中，艮山门铁路边上黑压压的煤山，鬼影憧憧。
亮晃晃的铁轨从乌黑的煤山边上擦过，通往阴沉沉的远处。
面对这片乌黑的煤场，他又一次清醒地顿悟：从今往后，他不仅已真正坠落于社会的最底层，甚至将变成一种黑色的颗粒、一种极其细微极不足道的黑色粉尘，消失在城市每日排放的烟雾中。
爸爸每天傍晚回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乌涂涂的“非洲黑人”。衣服、头发和脸上，都嵌着一层黑黑的煤粉，只剩下两只眼睛幽幽的亮色，还能辨别出他是爸爸。回家后爸爸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洗下一盆黑漆漆的浑汤，就像洗毛笔的水那么黑。每次爸爸都很诧异地问妈妈，哎呀怎么会这样黑哩，我明明已经跳在铁路边那个水塘里洗过一次了嘛，要不然，连眼睛都睁不开呐。妈妈苦笑着说，现在你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奴”啦，将来说不定可以写一部《新黑奴吁天录》呢！那段时间，我们家的桌上地上**，到处都分布着这种无孔不入的煤粉，我真怀疑它们会深入到我们全家人的骨髓里去。
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的爸爸，还会强打精神地给我们讲他在煤场的见闻。其实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无非是今天的场地离铁路近些还是远些，煤堆高些还是低些，卸煤的角度难些还是容易些，计算吨位的时候，测量得公平还是不公平。他津津有味地讲着这些，倒好像我们将来都可能去干这种挑煤的活计似的。
爸爸从不向我们诉说和抱怨他挑煤的千难万险。我曾说过我爸爸是一个天性乐观而开朗的人，他既去挑了煤，就必得赋予挑煤以某种积极意义。十五岁的我差一点觉得挑煤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一直到有一天，那个叫做“瘌痢”的“同事”，顺路来叫爸爸去开会。他无意中向妈妈提起了煤场那次惊险事故，我才知道爸爸原来在“从事”着一种多么危险的劳动。
那一天，爸爸挑着满满一担煤屑，走上了高高的跳板。用挑煤人的行话说，这叫做“三马四跳”——即三级马凳、四块跳板搭成的长长的煤山之路。挑煤工把铁路轨道旁卸下的散煤，一担担挑到空场地上堆起，从一张马凳、一块跳板，一天天逐渐加高，最后加到“三马四跳”，一座十五米以上高度的煤山便巍然矗立。这就是“文革”前开始储存的“战备煤”。爸爸在果园劳动多年，在河边船上挑大粪、给果树挑水抗旱，一双脚板和一副肩膀，早已练得行走自如。但这天他上了跳板，走到四级马凳时，他脚下的草鞋，忽然被跳板上一枚“蚂蟥钉”钩住，沉沉的担子猛地一晃，整个人就倒伏在跳板上，那根扁担吊着两头的挑子，一下子压在他的脖颈后头。那担屑煤有一百多斤重，爸爸用身子死死撑住，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平衡，随后跟上来的人倒也机警，毫不迟疑地在跳板上撂下挑子，上前去“救”他。当他们把爸爸头颈上那担煤移开时，爸爸居然一骨碌就爬了起来。脚上身上一点伤痛都没有，简直是奇迹。
天保佑，算他运气啊！那个叫“瘌痢”的人大声嚷嚷，嘴里啧喷有声。假如老张摔下跳板，定是头破血流了，伤腰断腿都不稀奇，又没有劳保没有公费医疗，那是哭都哭不及的！“瘌痢”仍然感叹不已。
不要讲了嘛。爸爸阻拦他。反正也没出事，讲了倒让她们担心。
妈妈不让他再去挑煤了。但爸爸说不挑煤挣的钱太少，他不但要继续挑煤，还要去跑煤球车，这样收入就可以更多一些。成年以后，我一直奇怪爸爸这样瘦小的人，当年怎么能去做装卸工呢？而且爸爸还是一个容易晕车的人，大卡车一跑起来，他就恶心想吐。于是他只好在车上顶风而立，冬天寒风凛冽，别人都缩着脖子背对着风坐在车厢板后面，可他却得迎风站着，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晕车。
其实跑煤球车比在煤山挑煤更紧张劳累。因为煤球厂调度员分给街道工的，都是后夜班的活，而且送的地点都是距离较远的煤球分销店。每天深夜爸爸出门去“上班”的时候，我和妹妹都在梦乡里酣睡。我从未见过爸爸挑煤，我只能从爸爸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想象着更深夜静的街道上，疾驰而过的热气腾腾的煤车——那一辆笨重的解放牌大卡车，停在煤球厂的车间门口，六个浑身上下黑黢黢的装卸工，从车上跳下。两副杠子四个人，另留两个人在车上管攒拢。一筐筐蒸腾着热气的煤球，被他们从车间里飞快地抬出来，冲上跳板。一块跳板上上下下，稍慢几分钟，前面和后面的杠子就会碰头。碰了头就会挨骂，挨骂事小，弄不好就会撞伤。一次正在巷口卸煤球，爸爸一脚踩空，从解放牌大卡车上跌下来，奇怪的是他竟然又一次当场爬起，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这样的“故事”，常常听得我气都喘不过来。我说爸爸你真的蛮“结棍”啊，我怎么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呢？
爸爸很谦虚地笑笑说：嘿，我力气比不上人家，不过动作是蛮敏捷的啊。另外，也亏了小倪那个人呀，你不是见过那个大个子吗，他总是抬后杠，让我抬前杠。他力气大，上跳板的时候，他每次都把煤筐拉在靠自己那一头，还使劲往上推着我走，这样我的分量就轻多了，你晓得不晓得？装卸队里的那些工人，都是蛮爽气的人呐……
那个叫做小倪的年轻人，平时很少讲话。也不知他为什么会到街道里来做工。只是听说他父母双亡，他一直也没有结婚，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酒，并且越来越贪杯，发了工资就买酒喝了，生活弄得乱七八糟的。后来也不知他得了什么病，像一只未曾燃尽便熄灭了的煤球，不声不响地死去了。
那每日被铲平运走、复又重新矗立的煤山；那热气升腾的煤球车上高高的跳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一团走不出去的黑雾，笼罩着我们全家。
自从爸爸走进“街道”的那年开始，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来去匆匆、若即若离的爸爸，终于清晰而具体地站在我面前。
那以前的很多年里，我对爸爸的了解，实际是一个空白或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忽然地，我发现真正面对爸爸，其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爸爸平时烟酒不沾，他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是买上两毛钱的熟猪头肉，晚饭时让妈妈用酱油、糖和酒再加加工，便吃得山珍海味一般。他喜欢在早晨的泡饭里拌上一勺古巴砂糖，说是可以给自己的重体力劳动增加点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