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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记者是最明白官方发言人的苦衷的。他们为了报道责任的神圣，时时不惜旁敲侧击，引出几句精彩的答话……这儿所指的官话与官腔不同，虽然其本质则一。姑且假定官话是以官方代表的立场，而官腔则是以官员个人的立场；我们论官话的两面：一面可惊，一面可笑……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论官话的两面》
红五月连着红十月。红旗飘飘，换了人间。
西湖周围的山，从此满山红叶；西湖的水，从此红浪滔天。
我出生于共和国诞生后的一九五〇年七月。经过计算，我知道自己就是在红色的十月，被我活跃于历史新纪元开端的父母，创造出来的。抑或由于忙碌的革命事业使他们的创造过于匆促，以致在输入给我的遗传基因之中，使我继承了他们多一半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气。
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在我头皮上软软的黄毛中，隐藏着一块黑色的胎记。他们不会想到这黑色的标志，将预示着一场灾难，已在我出生那天，从娘胎里带往人世。
我年轻的爸爸，那时忙得几乎很少有时间亲近我。等我稍大些，他却因过于劳累，性情变得十分暴躁，常常使我望而生畏。但我还是觉得青年时代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英俊的人。他有一个宽阔而明亮的前额，坦坦****、一览无余，有一次我壮着胆拍拍他亮光光的脑门，问他那里面都装着什么？他回答说是——书。于是那些书，就通过他额头下那双眼睛，忽闪忽闪地跳出一个又一个字来，同他的眼睛一样漆黑乌亮。那真的是一双非常美丽的眼睛，清澈地跃动着喜悦而热烈的光泽。我怀疑我妈妈当年就是被这双眼睛所迷惑，而不顾一切地爱上他的。即便经过了几十年的磨难，如今在他的眼神中，我仍能觅见他当年的锋芒和锐气。
杭州解放后，省报正式创刊。我爸爸从“地下”回到了“地上”——手续似乎很简单，他只拿着一封市委的介绍信，去省报报了到。爸爸曾耗费了一年多心血的《当代晚报》，已改为《当代日报》，作为工商界的报纸继续出版。他还为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撰写了开篇社论《一个新的起点》。他在省报的职务是文教组组长，后又任特派记者。由于他来自“地下”，在报社新进入的大批军队南下干部中，显得十分惹眼。朝鲜战事发生，也就是我出生后不久，他一度要被派去抗美援朝前线采访，但不知何故，后来却无下文。
第一次党内整风始于一九五〇年底，一个黑色的阴影正在向他逼近。征兆其实早已显现，只是他丝毫未曾察觉。
那年冬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有个摄影记者到家里来找爸爸。爸爸抱着六个月的我，在省报仁德里宿舍的阳台上，请那位记者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我的影集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张我生命初时，同爸爸的合影。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类似于军装的干部服，戴一顶黑黢黢的八角帽，用双手举着我，笑脸微扬，无忧无虑。他留在照片上的那张清秀的圆脸，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生气勃勃的形象。如果将影集翻开，我们会发现，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爸爸忽然被莫名其妙地中断了，他的影像消失在相册黑色的衬页上，就像曝光的底版，被阳光粗暴地抹去了存在的痕迹。当“爸爸”再度从影集中出现时，他像一个贸然闯入这个家庭的陌生人，惊讶地望着当年那六个月的小丫头……
那天他欢欢喜喜拍完那张照片后，就同那个摄影记者一起下了楼。那人是顺路来带个口信给他的，说报社人事科请他尽快去一下。
他想不出人事科有什么事情要找他。
难道是曾一进和倪布明的事又要升级了么？他有些担心。
差不多在一年以前，他得知在为策反海宁“反共青年救国军”中作出贡献的起义军官曾一进和倪布明二人，建国后却是生活无着。便立即将此情况反映给了市委，恰好当年同爸爸一起宣布海宁和平解放的唐为平，已调任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原“地下”市委书记口头吩咐，由张恺之以个人名义，将他们介绍去军管会交际处安置。我爸爸为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交际处胡处长。信上用大包大揽的口气写道：我保证曾一进、倪布明二人没有政治问题。如果有问题，由我负责。
然而整风一开始，曾、倪二人就被送往“革大”直属班进行审查。于是省公安厅的政治保卫处，很快便掌握了他们所牵扯的一大堆复杂的政治背景。爸爸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地下”工作时形成的社会关系，竟然会成为不久以后他“历史问题”爆发的导火索。
他走进了星期天依然繁忙的报社办公室。
出乎他的意料，那个人事科的女科长请他坐下后，直截了当向他问起了一个叫做姜弘任的国民党原武康县县长。
姜弘任嘛……我爸爸不经意地回答说。这个人，是我爱人朱小玲的女朋友裴嫣的丈夫，我也认识他。1948年国民党政府调他去文成当县长，那儿靠近浙南根据地，他说不愿去同共产党打仗，跑来找我，透露了起义的意图。我出于谨慎，说我同共产党没有联系，他又希望我介绍他去上海。这个人同上海社会局有很深的关系，对解放上海有用。我介绍他去了上海后，他果然为“地下”组织提供了上海外围的驻军兵力情报，这些情况，组织上都是了解的……
女科长很严肃地打断了他说：张恺之你是怎么搞的嘛，我看你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啊，你看，你在解放前后介绍参加革命的二十多个人，怎么个个都有严重问题呢？姜弘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爸爸当时就有些生气。还有些不服气。不服气是他一贯的特点，是从我奶奶那里遗传而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恶劣秉性。生气加上不服气，他立即振振有词地作了反驳：
你怎么能这样看问题呢？你知道不知道，我在地下党时，是分工做什么的？我是搞对敌策反的，我争取的这些人，每个人都经过地下组织的同意。我是个穷记者，家里又不是地主资本家，我请那些人来干什么？又不是请他们来吃饭的！我是按当时党的政策，号召他们弃暗投明、立功赎罪的嘛，我这样做，有什么错啊？
他不仅是反问，简直是口若悬河地发表了一通演说。
那位女科长气恼地沉下脸来说：我们已经接到通知，那个反动县长姜弘任，血债累累，武康的老百姓正在要求将他押回地方公审呢！他的老婆是一个叛徒，而你们同他们的关系很复杂，组织上是要调查的！
他这才知姜弘任已出事，如同吃了一记闷棍，一时无言以对。
今天请你来谈话，就是想先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女人事科长站了起来。见张恺之愣着神，她笑了笑，笑得意味深长。
没过多久，即一九五一年春天，我妈妈因历史上曾经被捕过的种种疑点，首当其冲，被送入了茅家埠“革大”直属班隔离审查。
那个春光明媚的四月，我刚满九个月。
曾被允许带着尚需喂奶的婴儿去接受审查的妈妈，抱着我走近那栋小楼时，却突然被警卫告知，不得将孩子带人直属班。
嗷嗷待哺的我，被拦阻在都家花园的铁门外面。
爸爸完全没有想到竟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偏偏我那时又不合时宜地厉声嚎叫起来，我爸爸即刻就火冒三丈了。他把我交给了同去的外婆，将我们安顿在茅家埠附近的民宅里。自己连夜步行赶回报社，几乎是在夜半时分，咚咚敲开社长的家门，一步跨进去，未等落座，便是一长串义正词严的质问。质问社领导把朱小玲送去隔离审查，究竟凭的是哪一条？
社长和他的那位担任报社总支书记的爱人披衣而起，和蔼而又耐心地对他说，怎么，人事科没有通知你们吗？朱小玲的隔离审查，社里研究决定的，为了她在解放前曾经被捕的问题……